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 东北抗联征战真实事迹纪实[第2页]
第六军在军长戴鸿滨指挥下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及小兴安岭西麓，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深受人民拥护，是北满抗日的基干部队。7月，戴鸿滨率第二、第四师和保安团、特务连七百余人进行西征，穿过小兴安岭，在海伦八道林子与第三师会合，乘胜攻打敌人重要据点叶家窝堡，尔后进入绥棱、通北等地，攻克宋家站，缴获大批军需物资，解决了给养问题，即返回汤原根据地。其间，第五师开辟了绥(滨)同(江)游击区，连续袭击“集团部落”，打击敌人“匪民分离”政策，捣毁农村保甲政权，分化与争取伪警察，解除了绥滨第五区伪警署及自卫团武装。11月，第五师渡过松花江进入富锦县别拉音山西部地区，与第十一军李景荫部会合，共同袭击了伪军第四军管区教导队，击毙日军教官，俘伪军百余人，缴获机枪步枪百余支。
第九军是由原自卫军吉林混成旅李华堂支队于1937年1月改编而成，一直在松花江下游地区配合第三、第六军作战。独立师在师长祁致中率领下在富锦、宝清、桦川一带坚持活动，多次袭击该地区伪警分驻所。10月根据中共北满省委帽儿山会议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一师三旅，李景荫任师长，全军一千五百余人。12月底，祁致中赴苏求援，部队由李景荫率领，继续在该地区坚持游击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至此发展到11个军三万余人，在东北辽阔的地域上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十余万兵力，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全国抗战。
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严重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安全。 日军为了消灭抗联部队，解除后顾之忧，从1938年起大量向东北地区增兵，对东北抗联发动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军事“总体战”，在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孤立、瓦解抗日武装，并进一步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给东北抗联的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
全国抗战前夕，日本在东北驻军约二十万，1938年猛增至40万。同时大量扩充伪军，伪警宪特机关遍及东北城乡各地，形成一道严密的军警宪特联合统治网络。据统计，1938年日伪在东北城乡设警察署一千二百余个，分驻所三千六百余个，派出所一千六百余个。另外，还在各城市和边境城镇设宪兵队和保安局分支机构，并普遍组织伪自卫团以弥补军警宪统治的不足。日军从1937年底开始把“讨伐”重点转向吉东、北满抗联部队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1939年秋又指向第一路军活动的东南满地区。 日伪由南到北，由北向南，反复连续对抗联进行“讨伐”。在军事部署上采取主力部队与伪军、警察、宪兵、特务相结合，对抗联各军实施分区包围，再用几路“扫荡”的“铁壁合围”、“篦梳山林”、“来回拉网”和堵击、长追、突袭等战术对抗联进行长期的搜索和围攻，另在各部队组织特设游击队对发现的抗日武装实施机动打击，企图将抗联队伍一网打尽。除军事“讨伐”外， 日伪在抗联部队活动的区域大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 “归屯并户”，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集团部落”内厉行保甲连坐，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民证明书”、“身份证”、“旅行证”，严格控制人民的行动自由，以割断同抗联部队的联系。大批群众被杀害，村镇、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光，游击区变成一片焦土。据敌伪资料记载，1938年全东北“集团部落”达12565个。②“集团部落”的建立与强化，极大地限制了抗联队伍的活动。 日伪还加强枪支、弹药的控制，绝对禁止私藏和买卖，1938年收缴枪支221161支，1939年收缴143047支，③并统一更换了枪械、子弹，使抗联战士使用较多的连珠枪子弹无从缴取。在军事“讨伐”区和其他地区实行所谓“大检举”，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摧残与破坏中共和其他反日党派的组织和群体团体，整个东北地区一片白色恐怖。吉东、北满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抗联部队失去了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的有力支援。 日伪在经济上采取严厉的经济封锁和统制政策，妄图使抗联失去生存的物质条件。日本为满足侵略战争物力财力的需要，修改了伪满1937年开始实施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将各种物产数量大大提高，投资额增加70%。为弥补“国库”空虚，连年大量发行“国债”，强迫群众认购。1938年2月又促令伪满颁布《国家总动员法》，旨在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北物产资源，搜刮一切资财，使东北经济完全纳入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拖上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伪满对农产品采取统制政策，还规定“集团部落”耕地的距离不许超过部落四公里，秋收时清查地亩，核实产量，强制农民按数缴粮，防止瞒产私藏，供给抗日部队。在游击区附近的大小城镇，实行物资专卖，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对购买者加以限制，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控制更加严格，严防群众向游击区转送任何物资。凡是以经费、枪弹、粮食、服装、药物等物资供给抗联或代为采购者，一律按所谓《经济犯条例》以“通匪罪”论处，连坐邻里，牵累亲友。在政治上采取诱降政策，搞“思想战”、“宣传战”，挑拨抗日队伍内部的团结，瓦解抗日队伍。 日伪组织了“宣抚班”、“工作班”，随“讨伐队”活动，大肆散布谣言，动摇抗日战士的革命意志。他们利用拉出来打进去的方法，不断利用叛徒、特务混入抗联内部进行诱降，制造事端，策动叛变，甚至用重金悬赏刺杀抗联领导骨干，用金钱美女诱惑、腐蚀、收买不坚定分子。此外，还组织军警宪特搜捕被打散后潜入民间的抗联人员，劝其“归顺”，“归顺者”须供出同伙，填写“归顺誓约书”、“归顺批准证”，列入“归顺匪徒名册”，接受当地警察每月至少一次考察。1938年2月，为配合对三江地区抗联的“讨伐”，伪满警察全力开展“北满地区特别归顺工作”，先后策动救世军军长王荫武、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等叛变投敌。 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些措施，使抗联原有的游击区、根据地大部遭到破坏，斗争环境更加艰苦。抗联各军在失掉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后，不得不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移至人口稀少的深山区，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秘密营地和后方军事基地，以此为依托，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和东北抗联自身存在严重弱点，在强大敌人追击、围攻和经济封锁下加重了这种严重的困难局面。东北党组织原受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抗战发生后其主要成员陆续回国并声明不再指导东北党组织的工作，东北各地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从此失去直接联系，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从1936年至1937年东北虽相继建立起南满、北满、吉东三个省委和相应的三个抗联指挥部，却因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始终未能建成统一的总司令部。1936年初曾建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就是因矛盾重重无法发挥作用，只好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抗联各部军事行动只能互相协商，不能统一行动，实际中存在的矛盾不能得到解决，影响了整个抗日斗争。加之抗联成份复杂，政治工作薄弱，十一个军有四个军是由义勇军、山林队改编而成，这些改编的部队原没有党组织，改编后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也很弱，这都影响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1938年初，中共北满省委在汤原洼峰召开了有南满、吉东省委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针对抗联面临的严重困难，决定抗联各部队划分作战区域，进行西征，开辟新的游击区。
战斗在南满地区的第一路军冲破了敌人1937年冬季“讨伐”后，除留第一军第一师在宽甸、桓仁、本溪一带坚持游击斗争外，第一军主力由杨靖宇率领于1938年2月中旬从桓仁北上，向辑安老岭森林地带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以便与第二军会师，同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商讨在新形势下抗联第一路军游击战略问题。3月13日，第一军直属部队500余人，奇袭老岭通(化)辑(安)铁路隧道，毙伤日伪20余人，俘虏83人，烧毁敌人工程事务所等建筑物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存的大批的建筑材料，破坏了所有机器设备和电气设施，夺取面粉800袋、大米12包、牛6头、马车两辆及被服等物资。这就是日伪称之为的“老岭事件”，“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老岭战斗给敌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日元，致使即将竣工的隧道工程停工两个月。老岭战斗后，抗联第一军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老岭山区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建立起以老岭山脉为依托，东北由天桥沟起，中经大东岔、八宝沟，西南直抵苇塘沟、皂笠头沟的新的游击区。4月28日，杨靖宇率部巧袭太平沟伪警察分所，处死罪大恶极的日人警尉村上，拔掉敌人安插在游击区的一颗钉子。此后，第一军直属部队在老岭人民群众支持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辑安通化毗邻地区，时而北进奇袭通辑线铁路工程，时而伏击日伪“讨伐队”，时而袭击日伪据点攻击伪警署(所)，时而捣毁“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覆地”。到1938年夏，老岭山区附近伪警署(所)悉被摧毁，敌人哀叫辑安县已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癌肿地带”。同年5月，魏拯民率第二军一部突破敌人封锁线，渡过浑江，到达老岭山区五道沟与杨靖宇部会师。5月11日至6月初，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总部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决定第一路军再次西征，以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系，魏拯民接任已牺牲的第一路军副总指挥王德泰之职。6月6日，魏拯民率第二军教导团等部三百余人攻打蚊子沟敌据点，将伪警二十余人缴械，以诱敌前来增援;杨靖宇率第一军主力四百余人埋伏于蚊子沟西南家什房子沟口待机歼敌。12日，驻辑安县城(今集安市)的伪军索景清旅第三十二团一部一百四十余人在增援扑空后返回辑安城时，在家什房子沟被杨靖宇部全部歼灭。6月至7月间，第一路军对修筑中的老岭隧道工程和通辑铁路连续进行了12次频繁破袭，使敌人遭受巨大损失，工程陷于停顿状态。其中6月19日、24日，杨靖宇指挥第一路军六百余人两次大规模袭击通辑路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给敌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二十余万元，许多被解放的劳工当场参加了抗联。敌人称“6月19日是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成的最悲惨的日子”。
其间，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于6月29日在本溪境内率队叛变，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总部于7月中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取消西征计划，撤销第一、第二军番号，统一改变部队编制，成立一个旅和三个方面军，重新调整军事部署，除留部分兵力在辑安老岭游击区坚持游击活动，牵制敌人外，主力部队由老岭向龙岗山脉河里地区和濛桦山区转移。部队改编后，在新的形势下实行分区作战，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主动打击敌人。8月2日，杨靖宇率警卫旅及第一方面军一部四百余人在通辑公路长岗地区伏击索景清旅第四十二团及第三十二团余部，彻底歼灭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旅。9月下旬，杨靖宇率第一路军总司令部、警卫旅及第二方面军一部自辑安北上，向柳河河里地区转移。在近月的行军途中，连续同敌战斗14次，10月17日渡过浑江到达临江县外岔沟，遭到日伪军一千五百余人的突然围攻，激战竟日方突出重围，转战柳、金、濛等县，取得柳树河子、木箕河、八道沟子、大浦柴河等胜利。第一方面军几度进出辑安县境，转战通化、濛江、金川等地区，多次袭击伪警署和“集团部落”;第二方面军在临江分兵活动，转战长白、和龙、安图、辉南等县;第三方面军转战于蛟河、敦化、安图、延吉、宁安、东宁一带。1939年8月，第三方面军在魏拯民和陈翰章率领下，连续取得大沙河、大酱缸等重大胜利，还袭击了日本侵略者经营的镜泊湖水电站，使其遭受严重破坏。据日伪统计，抗联第一路军从1938年7月至1939年秋一年时间里，进行大小战斗276次，其总指挥部49次、第一方面军23次、第二方面军41次、第三方面军55次，归属不明部队108次。④
1937年夏至1939年3月， 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第二路军和北满抗联部队。自1937年11月起，日军动用三个师团(第四、第八、第十师团)二万五千余人及伪军警宪特二万五千余人，总计五万余的兵力，分别围歼集聚在松花江、牡丹江下游地带的抗联各军，企图“聚而歼之”。
抗联第二路军在反“讨伐”斗争中虽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日伪的“讨伐”从1938年初日益加强，抗联部队处境更加困难。为打破敌人的“聚歼”计划，保存有生力量，打通与活动在东南地区第一路军和热河八路军的联系，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留部分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主力西征，向五常、舒兰实行战略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第二路军以第四军、第五军第一、第二师为基干，组成由李延平、王光宇、柴世荣、宋一夫指挥的六百八十余人的西征部队于1938年7月1日、2日分别从林口县莲花泡、勃利刁翎地区北上。西征主力袭击牡丹江三道通，突破敌人防线，经三、四道子河穿行300里深山密林，越过老爷岭，于7月12日夺取日本关东军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重要木材采伐场苇河县楼山镇，俘虏伪森林警察中队长以下四十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和军需品，充分装备了部队。楼山镇战斗后，日军急忙从中东路沿线及延寿、方正调来重兵进行追击、堵截，西征部队遂分兵行动，一部由柴世荣率领返回刁翎，一部由关书范率领经横道河子、老爷岭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西进，一部由李延平、宋一夫率领向五常突击。这一地区曾是第三军的旧游击区，但早已遭到敌人破坏，遍地修筑了“集团部落”，统治严密，西征部队所到之处，为解决给养，只有强攻硬拼，很难得到群众支援。7月30日又发生负责西征部队政治领导责任的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投敌事件，严重影响了部分战士的情绪，动摇叛逃事件时有发生。8月，日伪又调集三千余兵力进行堵截与追击，迫使前来接应的第十军无法靠拢会合，西征部队形成孤军奋战，伤亡和减员极大。西征部队在李延平、王光宇等坚贞忠实的指挥员率领下，经苇河小五站、沙河子、九里地等战斗后，于8月中旬进入五常县冲河一带山区，因敌人重兵封锁和分割包围，仍无法同第十军会合，被困馁于荒山野岭之中，仅能以野菜充饥，人员减少至200人。为缩小目标，西征军决定第四、第五军分开活动。第四军继续在五常山区艰苦斗争，至11月下旬之后，李延平、王光宇相继牺牲，第四军西征部队损失殆尽。提前到达珠河接应西征部队的第十军军长汪雅臣也在同敌人的遭遇战中负伤而返回五常游击区。第五军西征部队向舒兰前进途中亦损失严重，第一、第二师在牤牛河战斗中相互失去联系，第二师余部二十余人由政治部主任陶净非率领折转东去宁安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转战于额穆、敦化一带;第一师余部一百一十余人由师长关书范率领从头道河子渡过牡丹江，于11月初折返刁翎第五军后方基地。第一师折返途中于10月中旬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渡口遭到敌人袭击，妇女团八名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在子弹打完，后退无路的情况下，宁死不屈，毅然跳入乌斯浑河激流，壮烈殉国。这一壮举被人民誉为“八女投江”。这八位女英雄是冷云、杨贵珍、胡秀芝、安顺福、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⑤此次西征，第二路军虽跳出了敌人在松花江下游的包围圈，却陷入敌军的另一重围，损失甚大。留在下江地区的部队，即第四军留守处、第五军第三师及第七、第八军等部队在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领导下，策应主力西征，与众多的敌人苦战周旋，英勇搏斗后，于1939年春分两路由周保中、柴世荣率领向宝清、密山和镜泊湖一带突围转移。之后，部队因损失严重，便以小部队分别在乌苏里江左岸和穆棱、东宁等地坚持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