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丨章太炎《检论》手稿的文献学考察
章太炎《检论》手稿的文献学考察
文/虞万里
内容摘要：章太炎增删《訄书》以成《检论》，一般认为时间在1914年到1915年之间。新近面世由朱希祖女婿罗香林散出的《章太炎先生检论补编手稿》四册，收有《检论》文章二十九篇和附录二篇，散页附录一篇，总目一页，为进一步确认《检论》成书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经考证，《手稿》是《訄书》到《检论》修改过程中一个初显格局的文本，执笔时间在1914年10月下旬至1915年4月之间，不是最后定稿。4月之后，太炎仍在修改旧文，增补新篇，并在清抄后的文稿中作个别改动，调整全书次序，才形成今见《检论》定本格局。
关键词：章太炎 《訄书》 《检论》 手稿 撰写时间
由朱希祖女婿罗香林后裔散出的章太炎《检论》手稿四册，不仅是研究从《訄书》到《检论》成书环节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章太炎思想发展过程重要而珍贵的文献。
一
《訄书》《检论》与《检论补编》手稿简述
《訄书》初刻于1900年，汇集作者文章五十篇，《訄书》重订本刊于1904年，增至六十三篇。1914年至1915年间，太炎将《訄书》删改、增补、调整，编为《检论》九卷，计有文六十三篇、附录七篇，1917年收入《章氏丛书》。从初刻到重订，姜义华先生最先揭出，章氏1902年自日本回国，购回一批日译西学名著，写成一批文章，因“里居多暇，复为删革传于世”，于是修订《訄书》，时在1903年结识邹容之后[①]。从《訄书》重订本到《检论》成书，朱维铮先生以1915年5月《时报》刊出的《章氏丛书》广告为下限，谓其定稿时间“必定不会晚于1915年3月”[②]。而据太炎《自定年谱》，1914年已“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③]。《年谱》系后撰，其“检论”之名何时而定？有待探究。考1914年8月至10月太炎致龚宝铨家书，连续四次请龚取留存上海之《訄书》改削稿带至北京，谓“拟大加修正”（8月1日）[④]，“拟再施笔”（9月3日）[⑤]，“拟再有增修也”（10月15日）[⑥]。从书信用语可以看出太炎此时亟想增订修改重订本《訄书》之心情。至1915年11月致龚函，谓“《检论》等原书仍须取还，如有删改，原书俱在，可以自印也，千万勿疏为要”[⑦]。1915年12月再致龚函云“但《检论》既可木刻，原稿须速取回。仆处虽有校本，而彼此邮寄，殊属不便。今以原稿存杭，初校、再校即据之互对，终校则取刻本寄京，而仆以自所校本覆对，如此邮寄，不须在杭初校，再校亦有所据，此为至便矣”[⑧]。就此两函已称“检论”而不称“訄书”，可推知增订修饰易名《检论》当在1914年10月以后至1915年11月以前。而据太炎1915年4月24日与朱希祖函，谓“《检论》亦在改订，正可递抄”云云[⑨]，则此年4月仍在修订，并已改称“检论”。就其叮嘱之细致并亲自覆校，可见太炎对此书极为重视珍爱。
龚宝铨为太炎所取寄京的《訄书》改削稿，最后流落何所，殊少记载。1974年底，姜义华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发现《訄书》东京重印手改本一册（下简称“北图本”），增删改动极大。姜先生用一个月时间全部校勘、过录、抄写，为研究《訄书》到《检论》立下第一功。之后将过录校勘本借予汤志钧先生，俾其撰作《年谱长编》；也提供给朱维铮先生，俾其整理《章太炎全集》第三卷。朱先生撮其要，写成“编校附记”，附于《訄书》重订本各篇之后。姜先生则将其研究心得融入《章太炎评传》中相关章节，详尽分析从《訄书》到《检论》的演变，小到字句更动、篇章分合，大到太炎思想转变，国内形势发展，是迄今为止研究《訄书》《检论》最细致、最深入、最全面的文字。
在展开本文的讨论之前，先将所涉《訄书》《检论》各本及其简称开列于下，以便理解：
罗家散出的四册手稿本共有三十二篇（报导传称“三十篇”），辨析字迹，确系太炎手稿无疑。手稿本各册封面由罗香林题签，作“章太炎先生检论补编手稿”。
第一册是《易论》《尚书故言》《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春秋故言》等七篇，各篇题下都有“六艺论”三字（参见图1）。最后有“《尊史》，六艺论，见《訄书》；《征七略》，见《訄书》”二篇篇目。
图1 《检论手稿》第一册前两开
第二册（参见图2）是《订孔上》《订孔下》《道微》《原墨》《原法》《儒侠》《本兵》《学变》（附录：《黄巾道士缘起说》）、《案唐》《通程》《议王》等十一篇。不计《原墨》（仅列篇目，并注“见《訄书》”）则为十篇，另附录一篇。《议王》下又有二页半的“检论”拟目。
图2 《检论手稿》第二册书影
第三册是《正议》（原作“说禅让”，后涂改作“正议”）、《思葛》《伸桓》《非所宜言》（附录：《近史商略附〈哀清史〉篇后》）、《原教》《争教》。六篇正文，一篇附录。
第四册是《官统上》《对二宋》《惩假币》（“惩”字后补）、《小过》《大过》《近思》等六篇。
另有附页二张，一张是与《检论》目录一致的九卷篇目，一张是附于《原法》后的《汉律考》。
将此三十二篇文字（含正文二十九篇，附录三篇）与1917年至1919年刊成的《检论》（《章氏丛书》本）对勘，已大致接近刊本，若与《訄书》北图本校核，则差异非常之大。
手稿本与北图本文字异同和与《检论》篇目之差异，可以探寻太炎先生当年增删修改《訄书》以成《检论》的心理变化和文本形成过程。但也由此生发种种疑问：手稿本是初稿还是定稿？撰写时间在何时？与《检论》什么关系？何以封面题作“章太炎先生检论补编手稿”？“补编”含义是什么？以下就此问题略述初读浅见。但所作之研讨，一以文字与文本异同分析为主，非不得已，尽量不揽入后人研究界定太炎的思想变化。因为一旦考虑学界并不一致的太炎思想发展，或恐影响对文本延展细节的分析。相反，探明文本客观形成路向，可以更好地把握作者思想发展。
二
《检论》手稿本形态分析
手稿本三十二篇（如上所述，实得正文二十九篇，附录三篇），如果将之指为《检论》（《章氏丛书》本），则相差三十四篇正文和四篇附录；若非《检论》而仍属《訄书》补编，其封面又题为“检论补编”。这一情况该作何理解？
诠解此中疑问之关键，即在第二册《议王》篇后之目录（见图3）。
图3 《检论手稿》第二册末之拟目
现将目录迻录于后，并与年代最近的《訄书》重订本（今收入《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各篇序次相对照，列为表1：
表1
之所以认为此一目录是解开手稿本性质之关键，首先，手稿本虽只二十九篇加二篇附录（《汉律考》抄于另纸，系后加），而连同目录中的篇名则计有五十篇和二篇附录，与《检论》已经相去不远。其次，手稿本从第一册写六艺的《易论》《尚书故言》等七篇顺次而下，包括目录中的各篇（名），下至第四册《近思》，整体构架已完具。与《检论》相较，《检论》多出的十多篇仅是在手稿本和目录各篇的基础上增补充实，调整拼合前后篇章，几乎没有新写。所以，这个目录应该是太炎改编《訄书》、撰著《检论》的最初构想布局，他先修订好册一册二的近二十篇文章，随即将此时构想中的《检论》目录拟出（以下称该目录为“拟目”），俾依次修改撰作。故该拟目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1．从涂改中窥测作者意图
拟目文字多有涂改修正。《正颜》，原作“颜学”，后圈去“学”字，前加“正”字。《许二魏汤李别录》，原行格正中写“清儒，见《訄书》”，后圈去“清儒”旁写小字“许二魏汤李别录”，而后行仍写“清儒”二字。推想此处修改应是刚写完第二篇“清儒”，随即修改为“许二魏”篇，如系事后所加，就只需插入此条而不必涂抹去“清儒”二字。“述图，见《訄书》”五字，墨色浓于左右两行之“订文”和“议封禅”，则此篇名应是后加，后加时间无法推测。“通谶下”后涂改颇多，字迹难辨。可辨者，“正议”左边是“□禅让”三字（参照第三册正文所改，□应是“说”字）。“商平等”是后加篇名。“思葛”原作“评葛，见《訄书》”，后圈去“评”字改为“思”字，圈去“见訄书”改为“别出”。《伸桓》左边涂乙文字似是“冥契”。
从拟目现存之形态看，应是原有设想，在写成“议王”篇后，将其思想中形成《检论》初步格局笔录于后，但又并非一次性顺次写出全部篇名，而是随写随改，写成后又经修改。从作者涂乙、增益篇名之时间而言，有当下增改，也有后补后改，可见此21篇次序经过反复斟酌。
2．“见《訄书》”诸篇之考察
拟目有十七篇篇名下注“见《訄书》”，其在《訄书》重订本中之次第见表1标注。《正颜》一篇，朱维铮先生编校附记云：“北图本存此篇，更题《正颜》，文字有增删，修订后全文录入《检论》卷四，未再作改动。”[11]北图本既亦涂改“颜学”为“正颜”，则可推测拟目在先，然后才有北图本上的修改。因为假如北图本已先改为“正颜”，拟目便不可能先写作“颜学”，再改作“正颜”。“许二魏汤李别录”，重订本原题“别录乙第六十二”，北图本则作“许二魏汤李别录”，与拟目同，则改题与增删文字殆亦同时。北图本《清儒》有增删，修订后与《检论》同。北图本《学隐》增夹注二段及“章炳麟曰”后261字，成为《检论》卷四《学隐》篇。《方言》一篇，北图本上文字有增益修改，而后编入《检论》。然《检论·方言》末有“右《方言篇》，亡清庚子、辛丑间为之。时念清亡在迩。其后十年，义师亦竟起于武昌。然正音之功，卒未显箸”一段110字为北图本所无，显然是《检论》抄成后作者在抄稿上所加。《订文》连同附录《正名杂义》篇幅最大，北图本均有增删，编入《检论》时删去数字。北图本《述图》文字有增删，与《检论》已基本一致。《通谶》上下两篇和《原教》上下两篇，与重订本《订实知第十四》《通谶第十五》《原教上第四十七》《原教下第四十八》几篇互相纠葛，编入《检论》卷六《原教》时又有变动，文字变化亦较多，情况很复杂。北图本将重订本“订实知第十四”篇目改为“通谶下”，又在“通”字右旁注一“非”字，似拟更题为“非谶下”。其文字修改后编入《检论·原教》中第19、20、21、22自然段[12]。北图本将重订本《通谶第十五》题目改为“非谶上”，其中有一段文字修订后编入《检论》作为《原教》中第14至17自然段。北图本删除重订本《原教上第十四七》，同时修改《原教第四十八》，编入《检论·原教》之第1至7自然段。体味作者以上之改动，可推知其思维有三个时间层次：先是手稿本拟目立《通谶》上下、《原教》上下，随即修改重订本《订实知第十四》为《通谶下》，此时是否欲将《通谶第十五》作为《通谶上》呢？从手稿本有“通谶下”，后北图本改《通谶第十五》为“非谶上”来看，应该有此想法，但其未将“第十五”改为“上”，正反映出手稿本拟目和北图本修改在同时进行的犹豫和迟疑。其次是将“通谶下”改为“非谶下”（北图本），《通谶第十五》为“非谶上”（北图本）。最后废除了手稿本《通谶》上下、《原教》上下之立目，将重订本四篇修改合并为《检论》之《原教》。以上思维的三个时间层次，足以表明手稿本之拟目在先，至少在修改重订本时已产生，但在修改过程中曾反复斟酌，最后没按拟目撰写成《通谶》上下和《原教》上下，而是形成《检论》卷六的《原教》，因而手稿本绝非《检论》定本。《商鞅》《通法》原在重订本《商鞅第三十五》《通法第三十一》，北图本文字经修改后编入《检论》，比对《检论》与北图本，个别文字仍有小异。《争教》原在重订本《争教第四十九》，北图本增删颇多，但编入《检论》，只有前五个自然段。《忧教》原在重订本《忧教第五十》，改动亦颇大，并编入《争教第四十九》之第6至11自然段，亦即将重订本《争教第四十九》《忧教第五十》两篇修改后并为《检论》的《争教》。此亦可见手稿本拟目不是最后的《检论》。
3．“别出”诸篇之考察
拟目有《正议》《思葛》《伸桓》三篇标注“别出”。三篇文字均见手稿本第三册（见图4），前后挨次。《正议》原题为“□禅让”，涂乙后改为“正议”，此篇不见于初刻本、重订本《訄书》。《伸桓》亦不见于初刻本、重订本《訄书》。唯《思葛》部分文字见于重订本《正葛》。北图本先改篇题为“议葛”，在“议”旁又注一“评”字，而后再次涂抹。结合手稿本拟目先作“评葛”后改为“思葛”的情况看，可知拟目之作“评葛”，必在北图本改“议”为“评”同时或之后，此时有下注“见《訄书》”三字，则太炎尚未准备对此篇做大改。及至在拟目中改“评”为“思”，并改标注为“别出”时，表明要重新改写此篇，而后有手稿第三册中的重写。此篇经过“正葛”→“议葛”→“评葛”→“思葛”四个阶段。就内容而言，重订本《正葛》文字仅《检论》中《思葛》之后半段，且主旨两者相反。手稿本《思葛》正是《检论·思葛》之前半段。从“正”、“议”、“评”、“思”四字可以窥测作者的心路历程，亦即一般所说思想发展。由此，所谓“别出”篇目，是重订本没有、必须补作或虽有而要大改重写的篇章。《正议》《思葛》《伸桓》这三篇“别出”的篇章，位于第三册开首，即直接在第二册拟目后，显示出作者撰作这部手稿时，急速要将重订本没有的先行写出的思想。
图4 《检论手稿》第三册《正议》《思葛》篇首
4．未标所出一篇之考察
《商平等》后未标“见《訄书》”，然其实乃重订本“平等难第二十八”。北图本改题为“商平”，与《检论》同。朱维铮先生从修改文字上推测，“此篇修改在作者被袁世凯囚禁时，并证明北图本非全为一九一○年改本”[13]。而从手稿本拟目中“商平等”三字是插入，就可以证明，拟目在前，北图本改重订本“平等难”为“商平”在后，所以当然是在1910年后的囚禁时所改。如果北图本改“商平”在前，拟目就不可能再写“商平等”。
5．拟目中有而《检论》最终未收二篇考察
《议封禅》，重订本原作《封禅》，北图本篇题更改为“议封禅”，而其第1、3、4、7、8、9段落皆有修改。推想拟目和北图本修订基本同时，而《检论》最后未收录，当是后来作者思想发生变化，决定删除。《河图》文字较少，北图本亦有改易，然在最后夹注“《潮汐致日渐长论》云云”后有一“删”字。此篇部分文字经修改后收入《检论》之《原教》。
以上通过对手稿拟目五种形态之考察，已展现出著者撰写手稿本时思想中最初的《检论》之形态。第一册《易论》《尚书故言》《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春秋故言》等七篇是新增，故依次写下。后《尊史》《征七略》二篇仅书篇目，下注“见《訄书》”，两篇为重订本第五十六、第五十七。北图本稍有改动，编入《检论》基本保持原貌。此册前七篇都标有“六艺论”字样，可知作者有意以经典六艺为《检论》之首，继之以《尊史》（题下亦标有“六艺论”字样），是仿刘向《七略》史部《战国策》《太史公书》附于六艺之例，故最后殿之以《征七略》篇。
第二册《订孔上》《订孔下》《道微》《原墨》（仅篇名）、《原法》《儒侠》《本兵》《学变》（附录：《黄巾道士缘起说》）、《案唐》《通程》《议王》等篇，依次为《检论》第二卷及第三卷前三篇，顺序亦吻合。其中《原墨》即重订本之《儒墨》，经过北图本之修订，编入《检论》，文字未再改动。此下紧接二十一篇拟目（分析见前）。对照《检论》卷三下半，《许二魏汤李别录》《正颜》正在《议王》篇后，应该是太炎当时的篇目安排。第三册前三篇是《正议》《思葛》《伸桓》三篇，正是拟目中“别出”的三篇。后面的《非所宜言》（附录：《近史商略附〈哀清史〉篇后》）、《原教》《争教》三篇及附录一篇，前两篇应该是后面想到所新写文字，后两篇是边改边编时的改写或补写。第四册《官统上》《对二宋》《惩假币》《小过》《大过》《近思》六篇，拟目所无，亦当是边改边编时的增补。
手稿本是太炎修改重订本《訄书》并同时撰作《检论》的最初文本形态。从以上分析中，可窥见其修改过程中章节移易变换和文字增删涂改，最真切地反映出太炎身居囹圄时之思想变化。
三
《检论补编》手稿本与《检论》之差异
如上所析，太炎修改增订《訄书》以作《检论》的最初格局，是以《易论》《尚书故言》等九篇为第一卷，似有仿经典以“六艺”为首之意。顺接而下的是论儒、道、墨、法、儒侠、兵，再接隋唐文中子、王勃、宋二程、明王阳明等诸子百家及历代学术特征。《议王》之后的拟目显示的是他对《检论》接下来内容的大致安排。所以，手稿本的《检论》应是第一册九篇，第二册十二篇（含一篇篇目，一篇附录），拟目二十一篇，第三册《正议》《思葛》《伸桓》三篇（已见于拟目），其他《非所宜言》等四篇（含一篇附录），第四册《官统上》等六篇，共五十二篇（含附录二篇）。
此时五十二篇《检论》的格局安排，在太炎心中并非清晰固定的，而是大致的框架。说其并不清晰固定，是因为手稿本第四册所写“附录：近史商略”，自注“附《哀清史》后”。《哀清史》在重订本第五十九，后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二篇，北图本对重订本增补修改，并删去附录《略例》和《目录》。一边删去《略例》《目录》，一边却写出附于《哀清史》的《近史商略》，应是心路改变导致结构的调整。而增删《哀清史》附录的同时，却忘了将《哀清史》篇目写入拟目，也是其思想格局不稳定之一征。
以手稿本篇目与《检论》定本相较，可以从篇目增删、篇次调整、篇章分合和文字修饰四个方面考察。
1．篇目增删
从手稿本五十二篇（含二篇附录，后又增《汉律考》附录一篇）到《检论》六十三篇七篇附录，并非增益十馀篇，而是有增有删，当然主要是增。
《检论》卷一《原人》《序种姓》上下、《原变》四篇，手稿本无。四篇言人类起源与人种，若欲安插，自当在论六艺九篇之前。《六艺论》是我国文化经典，中华民族精神所寄。文化或精神必须落实到人，有人才能有文化与精神，所以加入此四篇，编为卷一，理在情中，此是从《检论》全书体系完整性考虑，显示太炎在手稿本之后思想的发展。
手稿本第一册九篇论六艺，遍及《易》《书》《诗》《礼》《春秋》五经而无“乐”，因乐经本缺可以不论。但《检论》最后还是取重订本第五十二《辨乐第五十二》一篇编入。或许太炎觉得既论“六艺”，且“乐”已有成篇，于是取来补之以符“六艺”之数。今《检论》中之《辨乐》，（参考北图本）系删去重订本《辨乐》引言，修改正文，增加末段文字而成。太炎此举是在手稿本之后即要增补时所为，着眼于重订本已有《辨乐》，而手稿本无此目，也反映出其思想上对此篇取舍之波动。
《检论》卷三《道本》论道家，手稿本无。道家是先秦诸子重要一家，不得不加。重订本有《儒道》，北图本删全篇而存篇目，今《道本》与《儒道》文字不同，宗旨相反，殆后来重写。同卷《原墨》，手稿本无（仅有目录）。先秦墨家亦不可不讲，故补。重订本有《儒墨第三》篇，北图本改题“原墨”，首尾略有增删，入《检论》则文字无有移易。
《检论》卷四《哀焚书》，手稿本无，系从重订本第五十八增入，字句略有增减。
《检论》卷五《民数》，手稿本无，系从重订本第二十一增入。北图本增补夹注一段，编入《检论》时无改动。
《检论》卷六《订礼俗》，手稿本无，系从重订本五十一增入。北图本对此篇删改少而增补多。
《检论》卷七之《通法》系取自重订本《通法第三十一》，《官统下》系取自重订本《官统中第三十三》，《五术》系取自重订本《官统下第三十四》，《遣虚惠》系取自重订本《不加赋难第三十九》，四篇在北图本上已做修改，然手稿本拟目皆未列。《无言》取自重订本《消极第五十五》，北图本先改“消极”为“消道”，又改为“无言”，《检论》作《无言》，盖依北图本修改之目。朱维铮谓《五术》《无言》修改于辛亥之后。观以上诸篇与《刑官》《相宅》《地治》《明农》《定版籍》等皆手稿本拟目所无，殆在写定手稿本拟目以后始决定编入《检论》，故不能排斥其文字修改亦在手稿本之后。
《检论》卷八之《杨颜钱别录》系取自重订本《别录甲第六十一 杨颜钱》，《杂志》取自重订本《杂志第六十》，《哀清史》取自重订本《哀清史第五十九》，三篇亦手稿本拟目所无，北图本上皆有修改。值得揭示者，手稿本第三册有“附录：《近史商略》附《哀清史》篇后”，此为太炎拟目时所想，只是忘将《哀清史》写入拟目。
《检论》卷九之《商鞅》取自重订本第三十五，太炎已揭在拟目中，北图本有修改，当是其欲收入，对此进行修订。其他《伸桓》《思葛》《非所宜言》和《小过》《大过》《近思》六篇都是新写手稿。
以上凡拟目之后所增篇章，应是太炎在写手稿本第三第四册之际陆续形成的思想，其修改有可能同时进行，也有可能在手稿本交付抄写者之后进行。另，拟目有“议封禅，见《訄书》”，此篇在重订本第二十二《封禅》，北图本改题为“议封禅”，与拟目相应，底本全文也经修订，最后未收入《检论》。《河图》一篇也已修订，最后也被删去。拟目有而《检论》无，就太炎而言是前后思想的变化，然落实到具体抄写过程，假若抄写者先据拟目誊抄修改过的北图本，则必抄完后为太炎删去。
2．篇次调整
拟目为太炎构思《检论》时最初之格局。至最后刊入《章氏丛书》之定本，篇次多有移易。举例而言，拟目为《正颜》《许二魏汤李》，《检论》互换其位，中间又插入《哀焚书》。《商鞅》《思葛》《伸桓》原在《通法》《原教》之前，《检论》编入最后一卷，而《通法》亦移至《原教》后。
3．篇章分合
拟目《通谶》上下、《原教》上下四篇，最后并为《原教》一篇。拟目《争教》《忧教》二篇，最后并为《争教》一篇。手稿本《官统上》一篇，至《检论》扩展为上下两篇。以《检论》成书篇章反观拟目，知拟目虽经涂乙修改，仍与《检论》定本篇目有一定距离。手稿是送人抄清的底本，若抄者依手稿誊写，必是《通谶》上下和《原教》上下，以及《争教》《忧教》二篇，若然则抄清后太炎又经过大的改动和合并。此亦可证明手稿非最后定本。
4．文字修饰
一篇文章个别文字修改，一般读一遍就可能修改数字，所以修改是常。比勘北图本修改重订本，再到《检论》，个别移易最为常见，大段增删亦不时而有，但北图本删改重订本后不再改动，六十馀篇中亦不乏其例。前述各篇增补删除各种情况时亦有附说，不赘。
综上，凡北图本有而手稿本拟目中没有、但最后还是收入《检论》的篇目，其北图本上的改动虽不排除辛亥前手笔，但不少修改应该发生在手稿本拟目之后。凡手稿本拟目次序与《检论》不同的篇章，则多半是拟目之后章太炎的思想又有变化。至《通谶》上下、《原教》上下等篇章分合，那一定是在手稿拟目甚至抄写者完成抄写之后所改。凡此，一则证明手稿本并非最后定稿，同时也反映出从北图本修改到《检论》定本这段时间，太炎思想的波动、反复非常之大。
四
章太炎撰作《检论》的时间与过程推测
《訄书》是文章汇编，《检论》则俨然是一本有体系的专著。太炎在1910年曾删削增补重订本《訄书》，尚无改写成《检论》专著之设想。1914年囚禁北京时又有大幅度修改。先后二次修订，姜义华、汤志钧、朱维铮三位先生都根据姜先生校勘资料从不同角度予以揭示。但北图本所承载和凝聚的太炎多次修改的笔迹，原无法区别。及至手稿本出现，思考北图本与手稿本是怎样的关系，北图本中修改文字的时间层次逐渐分明，手稿本撰写年月的问题也水落石出。
经上述对手稿本各方面考察，可以发现手稿本与北图本撰作修改之先后。如：《訄书·颜学》，手稿本拟目先写“颜学”，后改“正颜”，而北图本亦涂改“颜学”为“正颜”，证明北图本修改在北京囚居时，且很可能手稿本拟目与修改在先。因为假如北图本已先期改为“正颜”，手稿本不可能先写“颜学”再改“正颜”。由此推知北图本和手稿本之涂改发生在同一时间段。又《訄书·平等难》，手稿本拟目作“商平等”，北图本改题“商平”，《检论》同。从词汇运用考虑，似是循“平等难”→“商平等”→“商平”思路，如果北图本已先改为“商平”，手稿本拟目就不会写“商平等”，可见拟目改题在前，北图本改题在后，最后《检论》按照北图本所改抄录。更可注意的是，拟目中“商平等”是后来插入的，此时手稿本已经写到第二册或以后，故可推论北图本改题也应在太炎撰写到第二册或之后。如北图本之修改先于插入拟目的篇名，则拟目一定会写作“商平”。而手稿本拟目没有再遵照北图本改为“商平”，是否说明在修改北图本题目“商平”及正文文字时，手稿本已经交付朱希祖而不及追改，此则尚存疑问。《正葛》一篇更特殊，北图本先改《正葛》为“议葛”，后改“评葛”，最后皆涂抹，推知“议葛”“评葛”或是1911年前所改，或是1914年年底前所改，至少是手稿本拟目前已改，所以拟目直接遵北图本写作“评葛，见《訄书》”。后在手稿本拟目上改“评”为“思”，复注“别出”。第三册“思葛”篇正文则直接写“思葛”。推原作者思维，当其在手稿上涂抹“评”字时，已经想好要改成“思”，文章结构也须推倒重写，所以不必再在北图本“评”字旁改“思”，只需直接在拟目上注“别出”，并在手稿第三册中重写。
当拟目安排“议封禅，见《訄书》”时，可知北图本已将重订本《封禅第二十二》改题为“议封禅”，正文文字可能也已部分或全部修改，时间在1914年年底前，也可能早至辛亥前，当然从太炎原想把它作为《检论》一篇而言，最可能是囚居时所改。而最终并入《原教》第8至12自然段，应是手稿本交付朱希祖以后的事。
手稿本拟目（同时也是第三册）中的《正议》《思葛》《伸桓》三篇“别出”文字，当是拟目之后即写，故它们成为接续第二册之后的第三册起首几篇的文字。而《非所宜言》至《近思》诸篇，因接以上诸篇之后，亦当同时，其下限皆在交付朱希祖之前。
之所以将各篇修改撰作与朱希祖联系，是因为手稿本最终从朱希祖家族流出，则手稿经朱希祖之手无疑。1915年4月24日，太炎致朱希祖函云：“逖先足下：心孚处信想已寄去，彼处仍无复信，抄写无人，断难于六月出版。刻《国故论衡》，改订已了，正可抄写；《检论》亦在改订，正可递抄。”[14]此函主要谈两书抄写事宜。《国故论衡》改订已了，《检论》正在改订，情况不同，所以《论衡》是“正可抄写”，《检论》只能“递抄”。所谓“递抄”，似是已写者先抄清，后写者再递给清抄，如再有修改，再请清抄。这是清代学者的著书传统，可为“递抄”作注脚。太炎致函说心孚无复信，“抄写无人”，而《检论》“正可递抄”，此时致函朱希祖，显然有请朱希祖抄或请朱觅人代抄之意。太炎此函后有“足下能来商榷更好”一语。太炎囚居北京，朱希祖已在北大任教。据马叙伦回忆，当时看管虽严，“唯朱逖先可以出入无阻”[15]。且太炎1914年冬绝食前，呼朱至榻前，“授以生平著述草稿”[16]。可以想见两人关系之密切与往来之频繁。当太炎移居钱粮胡同后，朱住朝阳门内大街吉兆胡同，距东城区钱粮胡同一箭之遥，步行可达。估计4月24日后不多久，朱曾前往太炎囚居处，手稿即转到朱手中。无论如何，手稿本最终在朱希祖处，这样推测合情入理。
由于四册手稿是太炎新撰，有涂改，故此稿最后肯定需要录副抄出，否则无法付梓。上文所引同年12月太炎致龚函说，“但《检论》既可木刻，原稿须速取回”，此所谓《检论》原稿必是清抄稿，则手稿本存朱处抄写，在夏秋之间当已完成，留下时间供刊工镌刻。清稿已付梓，手稿留于学生处，情理所常。又因《检论》系从《訄书》中文章选编并加新撰而成，其手稿都是重订本、北图本《訄书》所无的新增文章，所以罗香林将新撰文章手稿本题为《章太炎先生检论补编手稿》，亦名实相符。
还有一个可以区隔《检论》篇章和修改文字的凭证就是手稿本附页的目录（见图5）。
图5 《检论手稿》附页目录[17]
与手稿本同一批有两张散页，一张是《汉律考》，欲附手稿第二册《原法》后；一张是标有定本《检论》卷次的六十三篇篇目。先考察这页目录交付朱希祖的时间是与四册手稿本同时还是在其后？据太炎与朱函说《检论》“正可递抄”一语考虑，应是稍后付朱。理由是：一、若与手稿本同时给予，只需按此目录顺次抄下，无须言“递抄”；既然需要递相传抄，证明太炎觉得当时有些篇章尚未修订完毕，篇次亦未最后定。二、如果一同付予，那么抄者是根据拟目取北图本抄《通谶》上下、《原教》上下好，抑是根据附页目录抄《原教》好？是依据拟目抄《争教》《忧教》二篇，抑是依据附页目录抄《争教》一篇？因为《检论》之《原教》《争教》篇分合改动很大，与原稿完全不同，且未见太炎在拟目上做出修改。所以，附页目录必是手稿本付朱以后，经过继续修改、合并，待《检论》最后格局确定之后再写付朱氏。而且必须付朱，因为前所递抄之《原教》《争教》必须修改，付其定本目录，俾朱或抄写者对照抽换，重抄整饬。退一步想，即使4月底付朱第一轮递抄仅是四册手稿本，其他北图本修订校改稿是第二轮递抄，此目录也必须与北图本修订稿一起付朱。
手稿第二册后之拟目只是“改订”过程中的一个截面，逮及全书篇目结构调整完善后，交付朱希祖的手稿篇目亦须相应调整，所以手写此页目录，俾其对照抽换，重抄整饬。至于散页付朱之时间，史阙失载，更当有新材料来证实。但若与北图本修订稿一起交付，因需要抄写时间，至晚不会过秋季。这个时间节点，透露出《检论》最后定稿，似应在1915年夏秋之际，即使有拖沓，也不会很晚。
框定四册手稿本在1915年4月以后离开作者之手，就可以推论今《检论》中卷一《原人》等四篇，卷二《辨乐》，卷三《原墨》，卷四《哀焚书》，卷五《民数》，卷六《订礼俗》，卷七《通法》等九篇，卷八的二篇（《哀清史》除外），都是手稿本之后，作者思想布局有扩展改变而补入。与此相关的是，凡后加篇章的北图本修改文字，尽管有辛亥前后所改者，更可能是1915年4月后欲增补编辑《检论》时所改动。这与“《检论》亦在改订”的进行式描述相吻合。既然“改订”的进行式在本年秋季前后已完成，则以上篇章的甄选和修改时段可以框定在五六月间。
现在可以简单回溯章太炎将《訄书》改写成《检论》之过程。《检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缘最新思想引发而写的新篇，一部分是修改《訄书》篇章融入新书。修改《訄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篇名和正文文字或多或少的修改，二是将旧文拆分合并以成新稿。太炎留存上海的《訄书》重订本，在1910年前后已有修改，此有太炎《自定年谱》“《訄书》亦多所修治矣”[18]为证，应无疑义。太炎被袁世凯囚居北京，沉思形势，思想变化很大，自谓“迩来万念俱灰，而学问转有进步，盖非得力于看书，乃得力于思想耳”[19]。此时《检论》格局正在逐渐形成，1914年8月前后数数向龚宝铨索取留存上海的重订本《訄书》，正是要急切撰写此书，时或已开始撰写一些新的篇章——如有写的话，很可能是手稿本第一册六艺部分。及龚宝铨在1914年10月15日以后将留存上海之重订本《訄书》手批本交与太炎，太炎即就变化的思想和逐渐形成的《检论》框架修改其所需要的相关篇章，同时继续撰写新篇。逮及写到第二册《议王》时，《检论》格局朦胧形成，于是写出拟目，此为《检论》初步形成之第一阶段，时间约在1914年年底至1915年初。此后继续撰写新篇，修改旧章。约在1915年4月24日前，手稿四册完成，一起交付朱希祖倩人陆续抄写，此为第二阶段。5月初继续甄选《訄书》有用篇章，删改合并，修饰文字，应在夏季或夏秋之际，《检论》整体思想即其所构建的“中华文化总检核”[20]的目标基本完成，于是写成一份定稿目录，连同修改完善后的最后一部分稿件交付朱希祖，再请递抄完成，此为第三阶段。最后在交付刊刻、校对阶段，太炎还有零星文字改动，此为第四阶段。最后阶段具体时间应与《章氏丛书》刊刻相始终。《检论》之成书，大致经过这样四个阶段。
北图本《訄书》即重订本《訄书》之修改本，其上所修改的文字，固有其辛亥前所修订者。但将之与手稿本和《检论》校核后，可以作一种大体的推想：凡与《检论》无关即没有被收入《检论》篇章的修改文字，大部分都应该是在上海期间所改，因为囚居期间急切要完成《检论》，与之无关者一般不会再去理会——先欲收入后又删汰如《议封禅》《河图》等篇除外。凡被收入《检论》篇章上的文字修改，段落调整，篇章合并，则大多是囚居期间所为，盖其收入时必须修改成与新思想相吻合的文字——即使其中有在上海修订者，一般也是文字校订，字句修饰，而不太可能有大幅度删削增补。
总之，章太炎四册《检论补编》手稿并非是《检论》的定稿本，而是相伴着北图本《訄书》转化成《检论》修改过程中的一个初显格局的文本，执笔时间在1914年10月下旬至1915年4月下旬。该手稿本的出现，更加厘清了《訄书》被改写成《检论》的过程，也使北图本上太炎多次修改的时间层次得以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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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8、375页。
[②] 朱维铮：《章太炎全集》卷三“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页。
[③]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华民国三年四十七岁”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
[④] 章太炎：《书信集》下，《章太炎全集》卷十三，第750页。
[⑤] 章太炎：《书信集》下，《章太炎全集》卷十三，第751页。
[⑥] 章太炎：《书信集》下，《章太炎全集》卷十三，第753页。
[⑦] 章太炎：《书信集》下，《章太炎全集》卷十三，第753页。
[⑧] 章太炎：《书信集》下，《章太炎全集》卷十三，第755页。
[⑨] 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卷十二，第393页。
[⑩] 以下若篇名相同则仅列篇次。
[11]朱维铮：《訄书重订本》“编校附记”，《章太炎全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页。按，笔者未见北图原稿，以下对照文字均从编校附记分析而得，为省文字不再重提。朱维铮所云“检论”皆指本文所谓《检论》定本。
[12] 案，为表述清晰，此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所分段落
[13]朱维铮：重订本《訄书·平等难第二十八》“编校附记”，《章太炎全集》卷三，第240页。
[14]章太炎：《书信集》上，《章太炎全集》卷十二，第393页。
[15]朱元曙、朱乐川：《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3年，第75页。
[16]朱元曙、朱乐川：《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第77页。
[17]今检核手稿本所附目录与《章氏丛书》中《检论》，有两点差异：（一）手稿目录六十三篇篇目后各系以序数，《丛书》本《检论目录》已删去序数，仅别以卷次，可以推知手稿本目录就是让誊抄者依目录整饬全书。（二）手稿本《附正名杂义》在《方言》下，《丛书》本《检论目录》亦附于《方言》篇后。但卷五正文则将《正名杂义》附置于《订文》后。考《訄书》初刻本，《正名略例》附于《订文》后，重订本、北图本《正名杂义》亦附于《订文二十五》后，是《丛书》本《检论》正文仍依据北图本。《方言》与《订文》皆论中国文字语言，《正名杂义》本可两承。然从手稿本目录可以推知，太炎曾一度欲置《正名杂义》于《方言》下，且此目录（或其誊写本）也曾交付到刊工手中，所以《丛书》本《检论目录》会置《正名杂义》于《方言》后。而当刊工刊刻到第五卷时，誊抄清稿《正名杂义》仍在《订文》后，是否知会过太炎，得首肯仍置于《订文》后，抑是已刻成，太炎觉得无关紧要，也不再改刊《检论目录》。已皆不可得知矣。
[18]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二年”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第354页。
[19]章太炎：《书信集》下，《章太炎全集》卷十三，第693页。
[20]“中华文化总检核”是姜义华先生《章太炎评传》对《检论》的定义，见《章太炎评传》，第510页。
（本文原刊于《文献》，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虞萬里
虞萬里，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特聘教授、《經學文獻研究集刊》主編，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理事，上海儒學研究會副會長兼唐文治專業委員會主任，上海歷史學會理事。前後編纂《漢語大詞典》《辭海》等大型語文工具書達二十年之久，發表論文近二百篇約三四百萬字，出版學術著作《榆枋齋學術論集》《榆枋齋學林》《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高郵二王著作疑案考實》等，主編、整理點校《高郵王氏著作集》《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七朝石經研究新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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