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双重性
自上世纪1980年代以来中国书法复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经过了大发展和大繁荣，使得书法这门艺术行业化、专业化，丰子恺曾说“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艺术与人生》），走向艺术自觉，实用性向艺术性转变。
中国书法的主质是汉字符号，汉字最初是记事功能的实用性，经过长期发展流变，实用性在减退、艺术性在升华。在古代的“书”，有多种含义。它不但有书法之义，而且有文字和书写等义，因此，“书”在社会实践中必然更多地联结着实用、功利等目的，这是中国书法在历史上离不开文字符号所具有的社会交际功能，因为它总要通过书写自觉或不自觉地让文字表意。一种表意称作社会性实用功能，一种表意称作艺术性审美功能，书法的审美功能也可以有共时性的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文学性表意的审美功能，第二层是书法本体性的审美功能。
甲骨文
中国漫长的文字史发展到殷代的甲骨文，开始具有审美价值。郭沬若在《殷契粹编序》中也说：
“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这都肯定了甲骨文的审美价值，自此甲骨文开始登上了书法美的殿堂。但是，甲骨文还是契刻的卜辞，是占辞(占卜到将有什么事)、验辞(卜后结果或应验情况)，其内容无不是与征伐、祭祀、畋游、稼穑等吉凶有关的记事，是“著明万事，记往知来”的。由此可见，甲骨文虽然已具有审美价值，但首先负载的是这种人的功利要求，它凸显着社会性的实用表意功能。
金文已经是成熟的书法美的作品。但是，青铜器铭文也有其突出的社会性实用表意功能，这主要是用以颂扬先人，夸耀业绩，从而显示作器铸铭人的身份，以求保持其世家的尊荣地位，永世享受其特权等。如《虢季子白盘铭》，所铭就是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征伐西北强族猃狁，因功受到赏赐之美事。再如《毛公鼎铭》所铭就是周王策命毛公辅佐王室，并给予赏赐的勋劳。
《虢季子白盘铭》拓本局部
秦、汉以来，书法主要依载于碑和帖，因此，碑帖有时几乎是法书作品的统称或同义语。其实最初汉碑这类碑刻也是借助于书法的表意来歌功颂德的。《释名·释典艺》说：
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
最早的碑上是没有文字的，只是到了东汉，碑上才普遍而大量地书刻文字，然而，恰恰在这时，出现了大批著名的隶碑，并广开碑刻之风。而这些碑刻，无不有其实用表意的合目的性，如《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勅造孔庙礼器碑》，记载的是有关修饰孔庙、制造礼器之事；《张迁碑》全称为《汉故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颂扬张氏祖先以及张迁政绩的……这说明了碑刻实用表意的社会性确乎在于颂扬君父之功美，记载家国之大事。叶昌炽《语石》论“立碑总例”，概括了碑的四个作用：“述德”、“铭功”、“纪事”、“纂言”。这四点也无不和碑的社会实用表意功能联结在一起。
法帖比起碑刻来，虽有其特殊的个性，但也还有其社会实用的表意共性。欧阳修《集古录》跋晋代王献之法帖道：
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
这一剖析，异常精到，不但揭示了作为法书的晋帖的某些艺术质，其观感令人信服，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了它在社会现实中作为信函交往的日用交际性。不妨以王羲之的《十七帖》为例。
王羲之《十七帖》
这是唐太宗所得王羲之的尺牍二十六通，合并而为总帖，其文字都是交际性极强的普通书信甚至“便条由于卷首一通有“十七日云云故名《十七帖》。包世臣《十七帖疏证》认为，其中有十九帖致周抚，信中多言当时蜀地人事物产，一帖致桓温，三帖致妻弟郗愔，其余三帖，则“不得主名，大都其群从也”。再如王羲之另一些帖，如《初月帖》、《得示帖》、《姨母帖》、《丧乱帖》、《频有哀祸帖》等等，虽也都是艺术珍品，但从其帖名看，所标明的就是写信的对象、内容、日期、用语等。欧阳修初谓“初非用意”，是说原来书写时仅仅是为了通信致用，交流思想，而并不是立意要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创造。因此，就当时来说，“它在审美方面的功能是它的更加广泛的社会功能的一部分”总之，这类法书，一方面它们主观目的是善，另一方面它们客观上又显现着美，这就是一种特殊的互为统一的二重性。
丰子恺在《艺术与人生》一文中，在指出“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的同时，也以欣赏家的眼识指出，书法按其对人生的功用可分为实用型和欣赏型两类。该文指出：
函牍、碑文等，是实用的；对联、屏轴等，是欣赏的。然而实用与欣赏又往往兼并，同建筑一样。例如古代的碑文，名家的函牍等，一方面有实用，一方面又是供人欣赏研究的艺术品。在写信写账等事务中，可以实行艺术创作，这是中国人的特权。中国实在是世界上最艺术的国家！
文徵明《行书五言诗轴》
对联、屏轴这种单纯欣赏型作品是后起的，其书法连同文学性表意都体现了艺术性的审美功能；而碑版、函牍亦即碑帖，其文大抵是非文学性的，明显地具有社会性实用功能，然而它们和建筑艺术一样，“实用与欣赏又往往兼并”。这样，一封信，一张便条，一帖处方，一本账簿……往往同时有可能成为艺术精品。所以丰子恺说，“中国实在是世界上最艺术的国家”。
当社会上较普遍而自觉地表现出讲求书法的审美功能，逐步把握书法美的规律时，中国书法也就进入“初假达情，浸乎竟美”（ 唐 窦臮 《＜述书赋上＞序》）的阶段了。自此之后，艺术源流就拓广了，合规律性的创作法则就趋于充实完备了，人们也就可以依据美学标准区分美丑妍媸，进行书学批评了，“书道”亦即“翰墨之道”也就臻于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