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记者哥”张军利|张涛
1
想起“记者哥”时,是晚上十点多的事。
白日盛夏的炎热渐褪,气温稍微转凉。
我和来渭的父亲刚刚在牡丹园散完步,回到家里听李健唱《父亲写的散文诗》。其中“父亲老的像一个影子”,“父亲在风中就像一张旧报纸”两句,竟让父亲暂忘记了热燥,静坐聆听,不时赞“好”。
这时,我倒想起了“记者哥”的父亲。
一个瘦削的身影,冬日时常两手互插在袖筒里,猫着腰儿在南墙下晒暖暖。光亮了,便眯起眼;周围人说到可心话了,偶尔搭两句;我如果在他身边走过,定要叫“伯”,他听后必会睁眼站起,待看清是我,便紧握住我的手说:“是浪娃啊,单位事多么,累么……再累可得注意身体啊……”
像他那样不怎么说话的人,话匣子一旦打开,必长泄不息,而我,则应接不暇。这样的场景不知经了多少次,可这样的场景却出现在今天的夜里。
2
他的儿子,我的“记者哥”,享年36个年头便谢世,至今,已过了十余个年头。
“记者”是他的职业,“哥”是同村自家屋人的伯叔弟兄称呼,也是抛了伯叔弟兄因素外对其的个人尊称。谢世前,他得了重症肌无力(MG)并胸腺瘤,救治他的美国教授专家说:“像他这样的情况,我只见过一个12岁的小女孩得过此种病。”
为此,他卖掉了唯一一套家居楼,仍无济于事,只留得妻儿一双守苦在。做记者前,他跟我一样,故城边陲的普通乡镇干部,而且相毗邻。由于文人的性格志趣与乡镇工作大相径庭,又凭着对新闻事业的执着与热爱,他离职乡镇,去了省城西安三秦都市报社做起记者,过起自己的理想生活。
有了这些交集,2004年我也“心头一热”,奔向省城投靠他,希望也能像他一样,风般自由,追逐理想。
见他前,只是有过电话上的联系。为防“面子上的陌生”,我的父亲也一同前往,也好为我的人生方向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这样的场面,就像父亲送我去“续书堂”。
一路上,我就在想:电话里的他不苟言笑,见到会不会紧张;句句充满关心,人到底长啥样;字字尽道记者的艰辛,我到底能不能胜任……问题多如牛毛,心乱如麻。
3
等我们快到陕西日报社外时,父亲悄声对我说:“瞧,那不是!”我顺着父亲所指的方向望去,一个胖身影,笔直地踱来踱去。快靠近时,父亲又像在老家大门口叫我回家吃饭般喊出两字:“军娃!”
“叔!”他喊过父亲后,我看到他清白的国字脸上,十分宽松地架起一副黑框眼镜,墩墩的脸上浮现的笑煞是好看,胸前挂着蓝带白底工作证,上面贴有他的照片,清晰地标着姓名及“编辑记者”的职务。
等在人来人往,设有隔板办公桌的办公室坐定,稍作寒暄,便进入正题:“浪,看,这是我们的办公环境!”说完这句,他又与父亲拉起了家常,仿佛,他说的那句,是我的专属,与父亲并无关系。
说实话,这话要说在常日,或是出自他口,也就一句大可不理的俗语而已。可今天经“哥”这么一说,一切变了味,就像吃了铅块,轻重实难掂量。
他与父亲谈得甚是投机,甚至不时有笑声微露,而我却如一桩糜子,呆呆地傻愣起来,无论在时间里,还是空间里,都充斥着令人窒息的“难以捉摸”。
我的眼前除了他们谈话,办公室里会有人来人往,但彼此并无言语;隔板办公桌上要不是键盘敲击声,还以为旁边趴着一具具人体造型;巴掌大的地方,蜂巢人窠,患有密集恐惧症者万不可信步摄入,好在,如我一样的无知者无畏,等看清了这事实真相,撤,却俨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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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我们这入门前,学历要求本科以上,经历要求有两年采访经验,还要笔试面试。入门后,每日都有采访任务,每周都有上稿任务,上报稿件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采访稿件是个人的,要征得本人同意;是单位的,要加盖单位公章;而且,对每日上报的稿件,由记者部所有编辑逐稿件打分,然后根据平均分排名,连续三周排后三名的,予以淘汰……”
“飞了一会”的“记者哥”第二次发声了。
我与第一次一样,毫无应答。
不久,他又说了:“好多人都认为做记者风光,吃香的喝辣的,到哪都被奉为上宾,一个证件走遍天下。
“可事实上呢,一接到举报电话,就得快速行动,渴了饿了,情况好了,一瓶矿泉水,一桶泡面;情况不好,连这些可能也没有;一天24小时随时都会发生新闻事件,整日就像命悬一线。有时为了采编到第一手资料,还得冒着生命的危险,整日就像警察捉小偷,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对采编到的新闻素材,回来后要加班加点整理成正式稿件,经层层审核把关后,方可见报,真像待嫁的新娘接受娶夫的挑选……
“当然,有热爱新闻事业的人存在,也有许多人把记者当一种谋生的手段,所以,那些人活得一般都比较轻松,也容易,但他们也就只是谋生,却不是做记者。
“而真正做记者的,除了上述的常规性困惑外,还有两大顽疾困惑,一是得考虑话怎么说,报道的角度该如何把握,也就是怎么做好中国记者;二是得考虑怎么活,如何保证发行量如芝麻开花,这就要看你懂不懂做中国好记者的艺术,说的有点深,你没迈进这个门还不懂。”
他的三次发声,就像三板斧,斫得我偶尔“嗯”“是”,别无答语,甚至,连“最后倾诉”的勇气都没有了。
这一点,似乎他也有所察觉。
5
随后,他带我和父亲参观了报社外面墙上的贴报栏。
上面贴了整整一大块,每一版都未落下,每一版的每一篇稿件上,都画着或大或小,左右命运的红色阿拉伯数字,旁边和我们一同观看阿拉伯数字的小年轻,有“啊”的,也有“唉”的,其中的比例,我却未来得及计算。
走廊及其他部室未转一会儿,“记者哥”轻声对父亲说:“叔,时候不早了,要不,我们先出去吃点吧?!”
他一提醒,我和父亲这才发觉夏阳已至正午,“城里人”吃饭的时候。也正是他的提醒,我突然感觉他说话并不多,即便斫了深浅不一“三板斧”,但还是有“半天都没说话”的感觉存在。
出门前,他尽管卸掉了胸前的工作牌,我与父亲和他走在街上,还是有种难以名状的规范与豪迈之感相互转换,以至于出现鹤立鸡群般的虚荣,趾高气昂般的特别。
街道拐了几拐,来到故城老乡开的水盆羊肉泡馍店,三人各一碗,肥瘦各不一。
不知是饿了,还是真无话题可言,此间除了“记者哥”简单的两句“要饭话”,一切,似乎又回到在他单位走廊及其他部室参观的光景。
等我稍吃一阵间歇抬头的刹那,一幕令我吃惊的画面出现了,若非当时嘴里有馍嚼着,喉道里定会喊出声惊四座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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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记者哥”挺胸昂头,黑框眼镜后的目光,聚焦在头顶转动的吊扇上,别无他法。左手下垂,右手在仰视目光的余光中,慢腾腾地在羊肉碗里操起或大或小的烧饼泡馍,十分艰难地送到嘴里,然后若有所思地目光呆滞半天,喉道仿佛才会一点一点豁出小口,将咀嚼半天的小块碎食一一下咽,仿佛如鲠在喉。
整个过程,就像烧焦的电影胶片缓缓移动,银幕上总伴有逐一分解的画面供观众欣赏,其节奏很不正常,观众也极为不适。
我用脚先轻轻踢了一下正在低头吃饭的父亲,他没有察觉,我又用胳膊碰了碰他的胳膊,父亲这才抬起头,在我眼色的引导下,他才发觉一切“并不正常”。
“军娃,你这是咋了?”父亲带着几分忐忑,轻轻地问。
“没事叔,喉咙里最近不知卡了什么东西,已经联系医院治疗呢。”“记者哥”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父亲“噢”了一声,再也没说什么,一切又恢复到刚才“惊讶前”的情形。
“草草”吃完饭,已用去了快两个小时。最后,他简短地说:“叔,浪娃做记者的事,还是先好好考虑一下,然后再做决定。否则,没有回头路可走……”
父亲和我不约而同地说了声“是”后,父亲又接着说:“我看你们挺忙的,要不我们一会就回去了,你就安心上班去吧,客走主安嘛。你的病还是要抓紧看,看你那吃饭困难的样,让人怪难受。”
“那好吧,叔,我就走了,回头有事需要我,再联系!”他说过后,强装出一副微笑,就拖着胖乎乎的身体,慢腾腾地消失在报社方向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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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父亲的“全面研判”下,终究继续在体制内待着,没能像他一样,为自己的理想而自由的活着!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也是最后一次。等再见他时,是两年后的立春时节,他的灵柩被安放在老家泉沟陶南坡上。
追悼仪式上,我用“山川苍苍、浴水泱泱”的腔调,念了整整两页他“坚持正义,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保持本色,与病魔做斗争”,以及“一心为公,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等相关生前事迹。
读罢,我并无多少感动,而是心被“突如其来的他”一下子彻底掏空,以及满脑子的“不相信”。我亦如许多农庄人那样看待“突如其来的他”:三六三十六,终究是个坎,农村娃迈坎该要多难啊!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短短的几年新闻生涯里,先后曾独立或与同事合作完成了《五曲湾纪事》、《靖边豪赌事件调查》、渭南抗洪系列报道《我的好兄弟你在哪里》、《同行眼中的王文》、《王文我们等你回来》以及《西安火车站周边环境调查》等,多次荣获全国晚报新闻奖、陕西新闻奖、陕西日报好新闻奖。
而那年在省城见到的他,已确诊为重症肌无力并胸腺癌,当时他已经在与病魔做斗争。他用“三秦硬汉”的身份,“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的签名,加入了“MG之家”网站,边工作,边治病,边用文字与MG之家的成员交流。
2005年10月28日20:29:07:“海大哥,各位病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由于我前一段工作太忙,没有及时和大家进行交流,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从元月份出院后,我一直在考虑,能否将自己住院治疗的前前后后写出来,但是一直抽不出时间。现在我想可否每天在咱们的论坛里写上一段,书名暂定为《冷暖人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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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生》?
“记者哥”理想中的书名。他没有写完,只有几段濒危前的稀疏文字,如今看来,却十分惊心动魄。
2005-11-4 16:40:24《冷暖人生之一:从病说起》:
在靖边豪赌事件采写的5天5夜里,我的生活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同事都劝我,注意休息,别累着。说实话,同事们都是为我好。但事实上,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新闻如打仗,看着一个个堡垒被攻破、一个个山头被拿下,我心中只有激动和自豪,别的什么都没有。在连续5天的战斗中,我不自觉的把自己当成了一位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将军。
就在我沉浸在新闻胜仗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劫难悄悄地降临了,一切都在我没有预感的时候发生了,我病了,我真的病了,病魔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写了我的人生。一切都从生病开始,我的故事就从生病谈起。
2005-11-7 20:37:32《冷暖人生之二:人在病中》:
2004年7月15日晚上,我还在像往常一样为《靖边豪赌事件调查》忙碌着,在社会部和编辑部来回穿梭,凌晨前后,我突然感觉全身发冷,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找来一件床单裹在身上继续工作。夜班的编辑、老总都很奇怪。我也很奇怪,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可能感冒了。次日凌晨3点多,我完成了全部的工作,破例给主任留了一张假条,我决心回去一定要多睡一会觉……
本来想多睡一会,但到了上午9点多,我就睡不住了,起床后吃东西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我突然感觉好像喉咙里多了一块东西,咽东西时感觉有点费力。在随后的日子里……不光吞咽困难,而且感觉脖子痛,不管走到哪,我首先考虑身体能不能靠在什么地方,怎样能让脖子更舒服一点,脖子痛、吞咽困难,吃饭成了我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我吃东西的时候必须把头仰起来,然后才能把食物送进嘴里,随后脖子要反复转动食物才能慢慢送下去。
2005-11-10 11:40:47《冷暖人生之三:从乡镇干部到省报记者》:
做记者,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愿望,为实现这一愿望,我苦苦摸索了8年……我做过宾馆服务员、村支部书记、乡镇干部。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坚定了从事新闻工作的信念。1995年8月,我自费参加了陕西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有幸认识了被新闻界同仁誉为“泥腿子记者”的长安报社社长张宝贵老师,他曲折执著的传奇经历、独特的新闻视角让人耳目一新。自此,我决心把新闻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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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哥”最后一次在网站留言,是2006年1月26日(隔一天即春节),其内容是:
“三秦硬汉给大家拜年!”
拜年,成了他永远谦卑,憨态可掬的状态。
他也正是这种状态的坚持,才脱离了一般记者的俗气,从而跻入优秀记者的行列,身上多了无数做人干事的味道。
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还在唱着,我和父亲也还在盛夏的屋子里认真地听着。他却先于父亲而抵达另一个世界,只留瘦削的父亲在冬日的南墙下晒着暖暖。
或许他的父亲会想,年轻时和我一样,有过“旭洲”(我和他父亲都曾工作过的地方)的“光荣工作”,因此,见到我时,眼睛总会眯成一条线;也许还会想,孩子(“记者哥”)36岁之前的年轻时候,他们彼此谈笑风生,如今就像风铃空舞,只有渐渐远去渐渐飘散的残声,因此,见到我时,双手总会把我握得那般紧,那般亲,那般充满温度。
于“记者哥”而言,我就像他的一枚邮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他寄往他的心湖;他则如我的倒影,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已深深投入我的湖心。然后,彼此在情趣与性格的交集中,坐禅,诵经,度空。
又然后,在某年某个夏夜里,虚空被《父亲写的散文诗》感染成某人,某位父亲,某个影子,以及错乱难纠的某段时光,一只无形之手,将此匆匆藏匿在茫茫宇宙,不知从何而来,不知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