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 领域迄今最富争议的私人日记
王铭铭 哲学园 2015-02-23
据其遗孀（第二任妻子）瓦莱塔（Valetta Malinowska）所述，1938年，马林诺夫斯基出发去美国前，将一大部分手稿和田野资料留在了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耶鲁大学的聘任后，他谨慎处理了这批材料，拣其要者，寄到纽黑文（New Haven），在整个战争期间，剩下的大部分书籍和论文都存放在伦敦经济学院。在纽黑文时，他的部分材料存放在家里，其他材料则存放其在耶鲁研究生院的办公室内。
马林诺夫斯基心脏病突发去世后，他的学生和挚友菲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博士担任马氏文档的整理工作。在整理马氏生前文章与书籍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黑色小笔记本，几乎全部用波兰语写成，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手稿。此后，瓦莱塔便小心翼翼地保管它，在1946年移居墨西哥时，都随身携带着这本日记。战后，原来存放马林诺夫斯基文章和书籍的伦敦经济学院将他的手稿、笔记和书籍通通寄给了瓦莱塔。1949年前后，数量庞大的文字资料到达墨西哥，其中有两个装着笔记本的信封：一个信封上写着“早期波兰语日记”，另一个写着“日记”。这些小本日记都用波兰语写成，她把它们和在耶鲁大学发现的那本笔记本放在一起，计划在未来某天将之翻译成英文，甚至对外出版。1960年末，瓦莱塔在纽约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出版商提起了这些日记，双方达成协议，最终决定将其出版。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题目是后取的，其第一部分涉及他在迈鲁的早期调查，第二部分则涉及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最后一年的情况，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马氏在对经验调查进行理论研究后开始在新几内亚展开田野工作的过程。
《日记》之所以被形容为“严格意义上的”，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非正式性”，没有伪装地记录下马氏在岛国的经历。如弗斯指出的，《日记》是马氏职业生涯最重要时期的参照，既包含着马林诺夫斯基对新几内亚妖娆风景的优美描述，也包含对他自身性格一览无遗的展示。在不少地方，马林诺夫斯基记录了实地研究的情况，这些内容构成了其研究进展的良好说明。
《日记》没有掩饰与“慎独”二字相悖的任何事项、任何意念，在不少记录马氏与土著人的交往之处，时常透露出一位高高在上的白种人“拥有”的岛民殖民心态，丝毫不隐瞒这位白种人在“岛国小黑人”面前自鸣得意的感觉。如斯特金（George Stocking）指出的，马氏有好色之嫌，《日记》的不少地方有时流露出他对白种妇女的念想，有时不礼貌地记述作者对于土著女性的不雅评论。
于是，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在不少地方，《日记》“既没有记录他的日常活动，也没有反映这些日常生活对他个人的影响，而更多是精神中的场景：他的母亲、一个分道扬镳的旧友、一个曾经热爱又抛弃的女人和另一个深爱并渴望迎娶的女人……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而这些人事都远隔千里，凝固在没有时间的思念中，在他心中一遍一遍地上演。在这本日记中，眼前的南海反而在舞台之下遥遥相望，不过成为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观察对象和不断激怒他的源泉”。
《日记》难懂和潦草之处也颇多。马氏用英语和科瑞维纳语记田野笔录，写日记时却主要用波兰文，运用大量自己才能懂的简写和省略（如将“殖民政府办公室”简称为M. G.），记录事件时，时常草草记下一些关键词，记录对信息报道人的采访事件，只写下信息报道人的名字。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随意在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当地语言（莫图语、迈鲁语、科瑞维纳语）之间转换，在日记第二部分，当地语言出现的频率更是逐渐增高（英译本只将波兰语译为英语，其他语言都原样保留）。《日记》中涉及欧洲的人名和地名众多，一些是为人熟知的人类学者，一些则是马氏个人的故交，而地名则是马氏曾经生活或旅行过的地方。对待自己欲望和情感，日记中的马林诺夫斯基也非常随意、坦白。
一本诚实的日记，若是出自一位常人之手，兴许会被认为合情合理，但它却偏偏出自一位非凡人物，透露出了与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相悖的信息。
对于他要开创的现代人类学视野，在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最后一页，马林诺夫斯基说了这么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
……我们可以进入野蛮人的意识里，并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他的感受—但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丰富和深化我们的世界观，了解我们的本性，并使它在智慧上和艺术上更为细致。若我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蛮人）的基本观点，我们无疑会拓展自己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生来便接受的风俗、信仰和偏见的束缚，我们便不可能最终达到苏格拉底那样认识自己的智慧。
与作为伟大人类学家的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书所呈现的“文化移情”相悖，作为“常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所流露出的“无法移情”，令不少人对于马氏人文科学的方法与理论顿失信任。因此，美国人类学大师格尔兹戏说道，《日记》的出版，或可谓“曝光”，乃是人类学界的一大“丑闻”，而从人类学圈子内看，“曝光”前夫“丑闻”的马氏遗孀，是个“靠婚姻挤进我们圈子里的人”，“背叛了我们学术圈的秘律，亵渎了我们的神圣，使我们陷入了困局”。《日记》出版之初，格尔兹在《纽约日报》书评版发表题为《躺在蚊帐下》的书评指出，日记的确实实在在地暴露出了马氏在田野中“身心分离”的心理状态。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表露了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马氏身在此处而心在远方家乡的“人格分裂症”，这种人类学者的形象“让人气恼”，“颠覆了人类学家自以为是的形象”。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确立的人类学方法准则，奠基于一种“天主教徒式的热忱和同情心”之上，富有“无限慷慨和无比慈悲”的特征。与此相反，《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所表露的，却是人类学家的“狭窄心胸”，他的“自以为是、目中无人”。
……
幸而，从《日记》出版之初到1980年代，格尔兹“浓描”了实地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的“耐人寻味”之处，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日记》所富有的文献价值之外的学理价值。
也就是在《躺在蚊帐下》一文中，格尔兹承认，《日记》中令人难以接受的马林诺夫斯基拷问了整个人类学这项事业。一般认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程必定意味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同时处于一个道德、情感和智识的共同体中。《日记》则以反讽的方式展示了，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了长达2500页的研究材料，他绝对不是通过“成为土著”完成的。格尔兹讽刺道，马氏在田野上的成功，与其说是源于博爱，毋宁说是源于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一种“加尔文教徒式对于工作之净化能力的信仰”。
《日记》中的马林诺夫斯基不停地提醒自己远离淫念、不要对女孩儿毛手毛脚、别碰垃圾小说以及立即动手工作等等，这一切与持续的自我谴责相结合，使《日记》充满了清教徒式的色彩。正是在“赎罪”驱使下，马氏的民族志调查细致、具体、少有偏见、全面甚至卷帙浩繁，他的民族志中资料之详尽即为明证。马林诺夫斯基相信，民族志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在于理解当地人的看法，理解这些看法与其生活之间存在的关系，理解他们对于世界的愿景。马林诺夫斯基确实完成了这一使命，但却并非是通过他宣扬“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完成的，而是通过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从远处观察及反思而完成的。倘若马林诺夫斯基仅写过《日记》，那么，他也就不可能以民族志为方式将其《日记》中那些鲜活的土著人转化成智慧、高贵和谨慎的化身了。
1974年，在另一篇文章中，格尔兹再次将围绕着《日记》的发表所引起的争论，从对“无关宏旨之处和误失之处”、“马林诺夫斯基的道德性格和是否缺乏道德云云”的辩论，引向对马氏著作中所提出的精辟深刻的见解的分析。在他看来，《日记》所揭露的，与其说是关于道德的问题，不如说是认识论的课题。马氏通过用“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这个个案展示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学家不必真正成为特定的“文化持有者本身”去理解他们。人类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解释”。这种认识论要求人类学者一方面去理解一些“别人贴近感知经验的概念”，另一方面“将之有效地重铸进理论家们所谓已知的关于社会生活一般知解的遥距感知经验中去”，而不能“被向你提供信息的当地人把你导入其内在精神中”。
我们翻译和出版一位大师的“日记”，绝非是为了炒作影响过我们的“学术祖先”的“阴暗面”，也绝非是为了催发一种失望主义的知识论。如弗斯所言，对这一“阴暗面”的认识，是通向一个知识之道的途径。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中面对着各种诱惑、软弱和绝望，其他的人类学研究者也必然一样——他们需要感到解脱，由此才可以放下道貌岸然的架子，以一种更为真实、谦和、朴实的心态面对被研究者和被教导者。
（选自《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