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蓟镇兵变始末：入朝征倭的戚家军惨遭屠戮，祸首却扶摇直上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二十六日，聚众鼓噪的蓟镇三协南兵，被蓟镇总兵官王保缴械。
缴械之后的南兵，被王保带到校场中，等待他们的不是犒赏安抚，而是刀枪齐下的屠戮。
蓟镇三协南兵是戚家军血脉的延续，一年之前还在朝鲜战场上，与占据平壤的倭寇厮杀。他们没有死在倭寇的刀光铁铳之下，反倒在回国一年后，遭到了友军的残酷镇压。
这就是万历朝鲜战争中的蓟镇兵变。
蓟镇南兵为何要鼓噪作乱？王保又为何残酷屠戮？这支戚家军又何去何从了呢？
1、朝廷失信于南兵
万历二十年十月，万历皇帝因为倭寇肆虐于朝鲜，所以征调各地明军前往救援。
其中就有蓟镇的三千南兵：
“责令吴惟忠统领南兵、火器手，各三千，限五日内往辽。”（《明神宗实录》）
吴惟忠时任蓟镇统兵游击，是戚继光的老部下；他统帅的三千南兵，也是戚家军的老班底。
“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明史·王保传》）
戚家军就是为打倭寇而诞生的，所以此次入朝与倭寇作战，最先征调的就是这支蓟镇南兵。
按照惯例，朝廷所招募的南兵，一年饷银应为十八两。但因为需要出国作战，同时为了鼓励士气，时任东征经略的宋应昌，直接提高了一倍的饷银：
“各于原支数目外，量加一倍，以寓优恤之意。”（《经略复国要编·移本部咨》）
这对于南兵来说当然是好事，所以他们的劲头是很足的；
尤其是在攻克平壤的时候，吴惟忠率领所部南军，更是血战平壤城外的制高点牡丹台。
交战最激烈的时候，主将吴惟忠也被倭寇铁铳射伤，但他坚持领兵冲在最前线：
“吴惟忠中铅洞胸，犹奋呼督战。”（《明史纪事本末》）
最终吴惟忠所率的南兵，成为了最先登城的部队，为攻克平壤立下大功。
“如松遣吴惟忠攻牡丹台，台遂陷，如松亲提大军直抵平壤城。”（《征韩伟略》）
按照提督李如松的事先约定，最先登上平壤城者，赏银一万两、世袭指挥使：
“即传号令，许以先登者赏银一万两，世袭指挥使。”（宋应昌《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
（《朝鲜宣祖实录》记载为五千两，这里以经略宋应昌的数目为准）
按说这笔钱，是应该奖赏给吴惟忠所部南兵的，而且是经过经略宋应昌点头肯定的。
但是后来平定功次的时候，吴惟忠等南兵全都靠边站了，取而代之的是李如松的部将杨元等人。尤其是先登之功分配给了杨元，直接导致南兵将领怒火中烧，南北两军情绪都很紧张。
比如随吴惟忠同时入朝的南兵将领王必迪，当着李如松的面羞辱说：
“老爷（李如松）不智、不仁、不信，而可能用兵乎？”（《朝鲜宣祖实录》）
为什么王必迪当众辱骂？主要还是他所批判的“不信”，也就是李如松不讲信用。明明说好了先登者给赏钱，赏钱你发给我们了吗？最后不还是发给自己人了吗？
王必迪的激烈反应，一定程度上是能代表南兵反应的，甚至他就是在跟南兵打抱不平。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已成的事实，先登之功还是给了杨元：
“录征倭功赏李如松、杨元、李如梅等，各银币有差。”（《明神宗实录》）
可以看出前排功次里，不是李如松的部将，就是李如松的兄弟，压根没有南兵将领的事。
吴惟忠最后的奖赏，只是白银20两。这导致朝鲜人都看不下去了：
“当初南兵先登有功，而李提督不为录功，是以南兵多怨对着。”
事后总督顾养谦也打抱不平说：
“南北将领，分为两心，彼此媒孽是以功，是以功罪淆耳……平攘之捷，先登者各有其人，而归之杨元，则众论不平。”（《明神宗实录》）
可见因为这事南北将领都很膈应，不光在朝鲜闹得一地鸡毛，在朝廷上也是指摘很多。
李如松这事干的确实不地道。
但是因为万历已经录完功次，所以这事算是板上钉钉，基本没有翻案的可能了。作为将领的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虽然心里很不爽，但也接受了被欺压的事实。但却为日后的“兵变”埋下了隐患。
不过给士兵的双倍饷钱，朝廷一样没有兑现，这就让南军士兵很不满了。
2、因为索要饷钱而造成的屠戮
前面也说了，宋应昌为了调动士气，承诺南军士兵给双倍饷银；但欠饷在明军中是常事。
宋应昌在职的时候，是想尽办法给士兵发饷钱的，甚至提议开挖朝鲜的银矿。
“访得本邦（朝鲜）银矿甚多，似可开做，且其国银钱绝不使用。”（《报三相公并石司马书》）
但在宋应昌离职之后，拖饷又成了明军中的惯例，南军的部分饷银迟迟不能到手。
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吴惟忠所部南兵撤回国内；但直到万历二十三年，朝廷答应的双饷仍没有兑现，这就导致这批南兵聚众要饷了。
“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明神宗实录》）
这里的防海兵，就是刚从朝鲜撤回来的南兵，他们不光要双倍粮饷，还要兑现先登赏赐的承诺：
“朝鲜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如松攻平壤时，约先登者给银万两，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门寨。”（《两朝平壤录》）
聚众要饷在明朝并不稀奇，甚至因此酿成兵变的更多；别的不说，在蓟镇南军要饷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先例了：
“征倭归兵，以赏犒不至鼓噪。”（《明神宗实录》）
这只聚众闹事的征倭归兵，是哪一支还不清楚；但可以清楚的是，就是因为犒赏饷银没给到位，所以才差点闹成兵变。
本来嘛，聚众要饷这事也不大，一般情况下都是出钱安抚。但这次的情况更复杂，因为不光是欠饷不给的问题，而是蓟镇总兵王保，刻意的想把事情闹大、做绝。
“先是南兵鼓噪，总兵王保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且南北兵素不相能，乘其衅杀戮。”（《明神宗实录》）
南兵索要钱饷的事，在王保看来不是赶紧安抚，反而让他觉得是立功的机会。聚众闹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看王总兵怎么处理了。
要想闹大的话，聚众闹事就成了王保所谓的“兵变”，而所谓的“兵变”就是立功的机会。
王保是这么想的。但这种事还得有群众基础，驻扎在蓟镇的南兵和北兵，矛盾由来已久，双方没事就剑拔弩张的不对付。这种事只要王保愿意挑头，那他手下的北兵肯定愿意助阵，以镇压哗变为名出口恶气。
于是将领要想立功，手下想要出气，南军就成了莫须有的“兵变”。
这就是一个阴谋。
既然阴谋已经形成，那杀戮自然就随之而来了。这些聚众的南兵本无谋逆之心，所以王保让他们缴械的时候，他们全部都放下了武器，并且跟随王保来到校场集合。
南兵们以为会得到饷银，结果随之而来的就是血腥屠戮：
“总兵王保令各纳军器，赴教场听处分。南兵已唯唯听命，及甫入教场，而王保挥兵乱斫，死者无数。”（《明神宗实录》）
校场杀戮之后，王保生怕有漏网之鱼，又拿着南兵的花名册点名，凡是还活着的南兵，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当场干掉，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乱斫之后，令分队过堂，按籍点名，随点随斩。”（《明神宗实录》）
这就是所谓的“蓟镇兵变”，其实就“蓟镇屠戮”更贴切。
因为时人都觉得这场屠戮太过于无辜了，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就上梳说：
“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明神宗实录》）
可谓极其惨烈。
这场屠戮共导致南军一千三百名被杀。
“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两朝平壤录》）
这些南兵没有死在与倭寇的交战中，却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差点被友军屠戮殆尽。
可惜了了。
3、朝廷的处置令人寒心
按照编制，蓟镇三协的南军应该有三千七百多人，除了被屠戮的一千多人外。其余的南军也被波及，按照兵部的指示，全都被赶回浙江老家了。
说赶回都算是客气的，其实就是押解回浙江了：
“加京营佐击陈云鸿游击职衔，与原任游击季金，统押防海南兵，发回原籍。”（《明神宗实录》）
有人不愿意咋整？好说啊，直接干掉就是了；一千多人都干掉了，朝廷不介意再干掉几个：
“有不听命者，以军法从事。”（《明神宗实录》）
在蓟镇南兵或被杀，或被押解回籍的情况下，这场所谓的“兵变”如何收场呢？
首先肯定是找替罪羊了，南军士兵胡怀德，被冠以“首叛”之罪；南军士兵李无逸，被冠以“伪军师”之命，当成了“兵变”的二号人物。这两位最后都被万历下令惩处：
其中胡怀德被凌迟，李无逸则被枭首；至于二人的首级，后来还被传边展示。
在朝廷上，当然是一场表功的胜仗了，一场参与者人人有份的大胜仗。因为这个屠戮的阴谋，事先是得到上级督抚同意的。王保也不过是个刀子而已：
“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明神宗实录》）
蓟辽总督孙矿、顺天巡抚李颐是总兵王保的靠山，同时也是这场“兵变”的受益者。
此事件十个月后，即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万历帝下旨对参与“平叛”的大小臣工奖赏：
“兵部题，乱兵平定等事。上命给赏蓟辽总督孙矿，大红飞鱼一袭，银五十两，俟辽东捷功并叙。顺天巡抚李颐，升兵部右侍郎，照旧巡抚，赏纻丝二表里，银四十两。总兵王保升，实授都督同知，荫一子试百户，不世袭，仍赏银三十两。”
刽子手总兵王保，为此还获得了恩荫一子的奖赏，可谓是赚大发了。此后更是青云直上，官运亨通。
而仅仅在一年后，朝鲜战火有起，朝廷又想起了被赶回浙江的戚家军。命令吴惟忠补齐编制，带领南军士兵开赴朝鲜。吴惟忠没有多说什么，反倒是浙江巡抚刘元霖报告说：
“杀戮之后，人情畏怖。今应调者，闻讹生疑。”（《明神宗实录》）
朝廷再想招募戚家军，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一家之言，求同存异，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