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金微：调发驻守金微的兵力。发，调发，派遣。金微，山名，即阿尔泰山，唐代属安西都护府统摄。往来戍：驻守金微一带的士兵都是从中原派去的，现在又从西边调到东边去。解邺城围：公元758年11月，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统率二十万大军，围攻安庆绪于相州，次年二月，史思明领兵救援安庆绪，于三月三日大败唐军于相州城下。这组诗前五首主要是借物、借景抒发作者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而这一首则是对军旅之事的直接描写和议论。一、二句，从直觉上写唐军已到秦州。诗人听到了城上不断响起的胡笳声，看到了山边唐军旌节在移动，一个“归”字，道出了唐军由西面边塞经秦州向内陆运动的方向。这起首二句不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一开始就有声音、有行动地把东调军队展现在读者面前，全诗主题由此展开。
这些兵士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呢?原来他们是金微守军，奉了皇帝的命令东移沧海一带，防守黄河天险。当时黄河下游正是两方交兵的地区，但唐朝兵力不济，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极西边调兵前去增援。军事形势的可危，于此可见一斑了
第五句近看士兵的阵容，他们因为长期戍边和跋涉，一个个又黑又瘦；旌旗也是这里那里，一杆半杆。象这样的军队，还能再作长途行军去参战吗?人们不禁要问。
“那堪往来戍?”诗人代读者提出了问题。当时中原兵力不足，邺城惨败之后，刚刚收复的洛阳又受到严重威胁，朝廷再无兵可派是不得已而为之。“恨解邺城围”中的“恨”，是遗憾的意思。诗中不言“溃”而说“解”，可以看出诗人在用词上是经过相当地斟酌的，“解”字从敌人方面着笔，却委婉地表达了对唐王朝的讽刺。抒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之情。对长途劳顿的士兵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诗人虽然不忘关内战事，然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徒唤奈何邺城之败了。
安史之乱前，唐王朝一片升平景象，然大乱发生，这个王朝一切弊病全部暴露了出来，拆东墙补西墙的用兵足让人感到大厦将倾，诗人心中焦急火燎，期望朝廷早日商议设置坛场，任命李广、韩信那样能征善战的大将，前来平定边乱。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