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毕业生眼中的何伟 | 故事硬核
编者按：
“Bye Peter”，本文作者，一名即将毕业的新闻系学生在课程结束后与她的老师、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道别。本文是她所记录的何伟的非虚构课堂。
课程已经结束，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比如作者问好友：“你说如果可以选的话，是去大厂还是去做记者？”
特约撰稿：陈隽可
何伟即将结束任教的消息出现在5月30号。4天后的课上，他没有谈论任何离开的话题，大家也都没有提起。我们按照原计划讲了Ian Johnson的Shanxi First Night中节选出的关于葬礼的描写，随后还和Ian通过Skype连线进行了交流。
在那之后，一切一如往常。不同的是课上时常出现一些生面孔，大都是何伟前几次课上的学生，有的只是来打打招呼，或者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安静地听完。还有人抱着《寻路中国》或者《江城》甚至The Buried请他签名，不同人与他的合影也时常出现在我朋友圈里。
两年前，刚宣布何伟来川大时外界就很关注，大大小小的报道很多，虚虚实实的猜测也不少。但事实上，他的“老师”形象非常简单而具体。疫情稍微平息后的3月11日，何伟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里。“现在校园开放了吗？”他问我们。
“今天刚刚开放。”大家稀稀拉拉地回答。
“原来是这样。”他点点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着靠在讲台上，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从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常常发现正在东门旁边往外翻墙的学生，“现在他们可以从大门直接走出去了。”一想到可能被他目击过，我们都大笑起来。
在那之后，每周四的傍晚我都会提前赶到文科楼四区207，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着他穿着简单的衬衫和长裤，背着背包走进教室。那通常是六点十分左右，他从包里掏出电脑、充电器、一叠白纸、以及用来写板书的马克笔，一一放在讲台上，然后又走出去回到隔壁的休息室，直到六点半再回来。
何伟的最后一课
这堂课体量很小，20多个人，一大半是川大匹兹堡学院的学生。何伟从中分出了一些名额，邀请其他专业的同学，大多来自外国语和文新。开学前我刚读完《江城》，对他的形象还抱有诸多想象——我总想起《江城》里面的英文课，想起他们排演的莎士比亚戏剧。
实际课程一般围绕对作品的解读展开，所有人被分成几个小组，何伟会给出不同的问题以供讨论。课下的作业也不少，除了零散的短段落写作，还有Personal Essay（个人论文）、Profile（人物特稿），以及Feature Story（特写）。
何伟会从作业中选出一些，花一堂课的时间跟大家讲解讨论。他会让作者站起来大声朗读，而我的Personal Essay就被这样“示众”过，那些词典里翻来的单词突然变得拗口，写下来的时候好像没问题的语法也出了错。这多少有些尴尬，但他却很满意——何伟和我们强调过很多次，大声朗读是修正文章的好方法。
文章里我写了一段实习经历，开头部分在他的建议下从平铺直叙的背景交代变成了一个场景：采访对象半边脸隐藏在病房窗帘的阴影下，她的丈夫刚做完手术，“我差一点就放弃他了”，她说。
读完这一段后，他让我停下来，在白板上写下了三个单词：in medias res。这来自拉丁语，“means in the middle”。
“电影一般会用这种手法，”他说，“一些时候，电影开头的情节是故事的中途——他们把观众放在一些戏剧化的节点上，然后再回到开始，解释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他用自己的女儿举例，“她们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见多识广的小孩，但看电影的时候，她们会一直提问：'what’s happening?’，'what’s that?’”何伟模仿起了小孩子们欢快的语气，大家都笑了起来，“这并不是因为她们笨，而是她们不知道，电影往往都是这样开头的，人们会好奇。”
他最后说：“这是这种写作策略奏效的原因。”
何伟在课堂上展示
何伟这门课其实并不只有他一个“老师”——我们也会面对面，又或者通过Skype和一些记者交流。比如他的夫人张彤禾（Leslie）就来过，分享她的《Gilded Age, Gilded Cage》。这篇文章讲述了上海小学生Bella和家人的故事，并借此反映中产家庭所受到的压力。她提到，文章的灵感来源于她和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Zhou Xiaohong的一次交流——社会已经完全变了，”Zhou Xiaohong说，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现象是他的父亲问他怎么打领带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名退役军人。“过去是父亲发号施令，但现在父亲开始听他们的儿子的话了。”
这并非我唯一一次意识到社会学与非虚构之间的联系。《Instant Cities》是他2007年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的文章，写丽水一家工厂从建立到搬走的过程，借此反映了浙江乃至于整个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速度。何伟在讲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曾提到，记者可以用社会学中longitudinal study（纵向研究）的方法去完成一个作品，“尤其是在中国，由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你可以在短时间内观察到一切”。
他在把文章发给大家的时候还让所有人思考了一个问题：这篇文章中有没有扮演着“Stranger”角色的人物？这个词第一次在我们课上出现是在读Ian Johnson的时候。这个概念来源于社会学，指代那些“in the community, but not of the community”，即身处某个群体却又与之疏离，也因此可以定义群体实质的人。
那堂课后，我留下来问了他一个问题：“记者要怎么和自己想要描述的一切保持距离，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记录者的身份？”
我意识到问得太宽泛，又做了些补充：“我常常因为太熟悉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在文章中略过很多必要的叙述，导致读者感到很困惑。”
“事实上这件事对我而言不太难，”他笑了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天然的很'陌生’。”
陌生人Peter
很多人喜欢何伟，几乎每一次当他发表作品——有时是在《纽约客》，有时是别的地方，很快就会被翻译成中文并广为转播，似乎每个人都很好奇这个陌生的老熟人究竟又说了些什么。何伟有一双“宝贵”的眼睛，那么了解中国，但又是个结结实实的美国人。
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何伟到小城涪陵教授英文，算起来他跟中国的缘分已有25年。这个数字让人惊讶——1996年实在是太遥远了，甚至远在我出生之前，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与如今相比的另一幅面孔。
那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少，《江城》里一位学生在日记里写：“何伟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以十分随意地在身上抓来抓去，而毫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穿得极随便，常常是半截皮带吊着，一晃一晃的。”他在日记中还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民族。
而如今大概再不会有学生对一个老外晃来晃去的皮带表达惊诧。去年8月，何伟为《纽约客》写了一篇介绍中国对疫情的控制的文章，里面讲到他在川大校园里遇见了一台快递机器人，于是好奇地跟在马达声后面逛了一圈。新的、快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此时构成了另一种奇景。
在他持续观察和表达中国的25年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1996年，何伟还是个外表利落俊朗的青年，带着成为作家的野心却不知如何起步，在一众的不理解里跑到中国；25年后，他在文字的世界里赢得了声誉，也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年人——在一次课上，何伟告诉我们，他在涪陵师专教过的学生们都早已为人父母，其中一位的孩子就在川大读书。何伟教过的学生已然是两代人。
尽管在中国多年，他身上“陌生人”的感觉并没有消散，反而变得自觉和显明。6月10号，课堂上，何伟也多次提到类似的场景——当他试图和人交流时，对方会因为他的身份而转变态度，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他们以前叫他“洋鬼子”，后来叫他“老外”。
我的一位老师在一篇论文中总结，“何伟陌生人的身份又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立于当地人的视角，有助于他秉持一种相对不受到当地历史、传统、环境影响的独立观察与判断。”
而作为他的学生，一个出生在1999年、正站在人生路口的毕业生，我还感受到了另一种“陌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很着急，去大厂，去创业，去留学，去或主动或被动的“卷”。何伟不仅“像”一个外国人，也像上一个时代的人。一个拿着牛津硕士文凭的美国人，放弃无数的机会，千里迢迢跑到江声浩荡的乌江小城，每月领着1000块的薪水，跟一群中国学生讲《贝奥武夫》、排练莎翁戏剧，并渺茫地计划着成为一个作家——我不知道到底在哪一个时代何伟的选择更令人感到陌生，是1996年，还是2021年？
成为“何伟”
倒数第二次课，何伟花了一整堂课和我们讲他的故事，讲自己是如何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毕业以后跟随和平队去了非洲，又如何去到了牛津。他一开始以为自己会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教授，但在两年的研究生生活之后，他说：“I found out that I couldn’t do it。”
何伟说这句话的时候双手叉腰耸了耸肩，逗得整个教室的人都大笑起来。
“然后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他说，“第一是成为一个作家，第二是过一个有趣的人生。因为即使我最后没能达成第一个，我也可以一直拥有第二个。”
在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何伟和朋友一起花了六个月，游览了好几个国家以后才回到美国。他决定尽可能多地去经历然后写作，于是他们从莫斯科坐了六天的火车经过外蒙古去到北京，火车上的故事被他写成了《Tales From the Trans-Siberian》。
他们从北京一路又到了香港，在那里被人邀请去做电影的群演。何伟和朋友饰演商人，一共赚到了150美金——“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段故事，又赚到了另外500美元。”
这六个月的经历后来被他写成了一本书寄给了一些出版社，但出版社告诉何伟，“this is not good.”说到这里，何伟的表情并不沮丧，反而很轻松。他提到自己给普林斯顿的非虚构写作课老师John McPhee写信时，他告诉自己：“事实上对于作家们而言，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往往成长缓慢——非常缓慢。”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作家，耐心很重要，与此同时，你需要学会接受挫折，”他回顾起自己在普林斯顿的经历，“当我读大学的时候，非虚构写作课程只招收那些非常出色的、一流的学生，我们需要每个学期申请才能选课，而我被拒绝了三次。”
到书被拒绝的时候他已经27岁，他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在中国，27岁的人一般都应该有些什么？”他问我们。
“工作”、“存款”、“婚姻”……答案有很多，但显然都是当时的何伟并不具备的东西，他点点头：“我在普林斯顿认识的很多人都在赚钱——我那个时候没什么钱，但我仍然记得在和平队里度过的愉快日子，于是我想，可能我会再申请一次，虽然那意味着我可能在两年时间里收入都是每个月1000块钱。”后来的故事就都被他写在《江城》里了。
课堂上的何伟
下课以后，我忍不住给朋友发去了一条消息：“你说如果可以选的话，是去大厂还是去做记者？”
“你这个问题有一种让我选个想要的死法的感觉，”她很快回复了我，“毕竟这两个选项都要命，一个压榨你可以支配的时间，另一个压缩你能够获得的金钱。”
我在手机的这一头大笑起来，给她发去了好几十个“哈”字。
“怪不得你从新闻专业转走了。”我感慨了一句，“其实我是想问，如果要工作，你是选社会目光中的标准答案，还是选一切都不确定的理想？”
“那还是标准答案吧，”她稍微思考了一下，长篇大论地回复了过来，“说实话大部分记者没什么收入，不一定能写出自己想写的故事，属于如果家里没矿不要轻易尝试的职业道路。标准答案就不一样了，至少无数人实验过了，你收到回报的门槛很低。”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因为她说得似乎很有道理。
我和我的同龄人们身处在一种氛围里，好像社会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未来想得非常清楚——我们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做某件事，能获得什么。我们的目标是“年入百万”，而不能是成为前途缥缈的“作家”、“记者”和“过一个有趣的人生”。
在二十多年的人生里，选了新闻学专业几乎是我做过最出格的事。但当所有人一入学就开始准备保研甚至直博、四处寻找去大厂实习的机会，被拎到同一条赛道上,我感到非常焦虑。而选择“过一个有趣的人生”，代价太过高昂。
何伟说，如何成为作家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There is no straight path.”他知道对于这堂课上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选择成为职业的写作者的可能性很小，但保持写作却并非难事。“记录生活和回顾感知是很重要的，”他说，“你们可以尝试着把写作融入生活，通过把一切记录下来的方式去不断地了解自己的处境。”
7月1号晚上的最后一堂课，他讲《Morsi the Cat》。文章里提到，埃及人有两个词语被用以定义时间，一个是neheh，另一个是adjet。neheh是“the time of cycles”，与太阳、季节还有尼罗河每年的洪水有关，它重复、往返也更新；djet则是“the time without motion”，是众神、寺庙和金字塔身处的时间，它之中的事物已经完成但永不过去，而是存在于当下。有人把它们总结成轮回和永恒。
我突然想到第一小节的时候，他讲同班一个女生的作品，里面的人物说：“Meeting is fate.”当这句话被念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笑。但我突然意识到，何伟可能想把最后这节课所有的文章和故事串联起来以传达的某种微妙的感觉：命运的齿轮一圈又一圈地转动，有的人注定会再遇见，有的事一定会再发生。
“像John Steinbeck说的，No story ever finish。”何伟说，“你所关注的事情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而时间会帮助你成为一个记录者。”他希望我们记录一切，与写过的人们保持联系，持续地去追踪故事被写下来的结局之后的故事，“记下那些你注意到的、观察到的事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对你而言变得非常重要。”
“And... That’s it. Good luck with everything，下课。”他说。
教室里一时间没有什么声音，然后是一些掌声。过了一会儿，一些人站起来走向他，和他合影，送他礼物，也请求签名。
“真的真的非常幸运这学期能上到您的课！”一个男生的声音从一堆人里冒了出来。
“我也很幸运这学期能给你们上课。”何伟微笑着回答。
直到半小时之后，何伟才终于收拾好了背包，剩下的人跟着他一起走出了教室。像之前的每个晚上一样——他从楼梯间走下楼，在教学楼大门左转去往地下停车场。
“Bye Peter”，我于是就在大门口说了一句不够正式的再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