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双鼎 / 开普饭

▲《纸本里的盂克双鼎》展览

{翰墨之韵，碑拓之美}

黑老虎，二元极简艺术

碑帖，俗谓“黑老虎”，其色多为黑白，亦有朱白，所呈现之鲜明色彩对比，若自然之阴阳、虚实、开合，奥妙无穷尽。

其极简“意象”之耐人寻味，亦甚是契合《易经》开篇所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万物由此而生。”格物致知，万形万性，宇宙微小变化中，始见其永恒天机。故碑帖鉴赏，金石味与文人气息，亦多作类于“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意会，乃可得古香满纸，发思古之幽情。

事实上，自清乾嘉时期，因“碑帖分野”，阮元、翁方纲等考证梳理，“文人圈”中，金石学蔚为风尚。此后关于钟鼎金文、汉魏碑文之研究亦渐趋于鼎盛，诸文士并为之著书立说，可谓既承先贤余绪，又开一时新风。

更有甚者，则足迹遍殆荒山古野，每得一碑，亲为拭洗，椎拓精致，亦或诸馆肆中，博求远购，此如黄小松深心嗜古，有“碑痴”之誉，可称“访碑第一人”也。

《陶斋评权图》

自左向右：端方、李葆恂、锡春臣、黄左臣、程伯臧

及至晚清民国时期，潘祖荫、吴云、吴大澂、陈介祺、王懿荣、郑文焯、端方等诸公，又将“金石考订”治学方式发扬光大。此外，西北简牍与敦煌遗书的发现，以及“时局动荡、兵燹频仍、社会失范”的大环境下，文人、书画家、学者等各类菁英群体，皆欲溯源华夏传统文脉，固守炎黄子孙之文化信仰。

如此前热剧《觉醒时代》中，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厅内挂满古碑拓片，可见周作人、鲁迅等，即有碑帖收藏、辑校石刻之癖。亦或如《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中述有两汉至隋唐碑拓790种之多，鲁迅博物馆中藏有周作人旧藏拓片近二百种，也可知“顶级文人”周氏昆仲对于“碑帖”之所好。

故“黑老虎”对普罗大众而言，其二元之“极简艺术”多是曲高和寡，然对于最高级文人、仕宦名流，则是神交古人，纸墨相发之“精神世界”，其思古之深情，一发而不可止也。

▼“纸本里的盂克双鼎”展览▼

传拓艺术、金石文化

而论及碑帖收藏，则大盂鼎、大克鼎、陈仓石鼓、秦汉瓦当、散氏盘等，可谓是如雷贯耳。其中“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其是有铭文之形制最大西周青铜器之一，原为潘祖荫旧藏，世代守护。解放后，其后人潘达于女士将此二鼎无偿捐赠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大盂鼎北上，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盂克二鼎，镇守南北，护佑中华“鼎盛千秋，荣耀九州”。

大克鼎、大盂鼎

又6月18日，上博、国博“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开幕，大盂鼎、大克鼎时隔多年，再次相聚，引发热议。而碑帖收藏则若“煌煌巨篇、斑斑青史”述说并阐释着中国古代艺术与国人根深蒂固之“文字情结”。

正契于此，“秦汉胡同”联合“华亭文社”、“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举办“纸本里的盂克双鼎”展览，以盂克二鼎百余年出土及流传经历，共计“文献资料”、“潘氏朋友圈的金石艺术”、“盂克双鼎全形艺术”等三个篇章，再现碑帖之传拓艺术与金石文化之美。

此亦令人钦服于潘氏为代表之文化精英“为国藏宝，慷慨捐献”的家国大义，也可以“鼎盛千秋”献礼于建党百年之盛事。

本次展览的近百件展品，全部为秦汉胡同毫艺术的收藏品。

秦汉胡同毫艺术与文教、毫空间共同构成秦汉胡同主营业务三进院。毫艺术主要开展机构艺术品收藏、艺术资源经纪、毫艺术馆创建，及数字艺术、数字文旅、文创IP打造等内容与空间的全产业链服务。

秦汉胡同毫艺术通过近20年沉淀，围绕“文字的力量”展开收藏和研究，于历代碑帖和全形拓、文人手札、古籍善本颇多用功，已具备设立秦汉胡同毫艺术馆的基础储备条件。

毫艺术还致力于稀缺艺术文化资源数字化和分散的产品与服务网络化，并依此打造强势文创IP，探索连接用户、设计师、空间、文化艺术产品提供者等角色的创新业务模式，将中华诗性美学生活与全世界分享。

盂克双鼎全形艺术

清光绪年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大克鼎，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故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未久，即为时任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

而大盂鼎则于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其流传经历颇是复杂，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去，售予北京琉璃厂古董商，又复为宋金鉴以白银三千两购回。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以七百金转售予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保恒，袁氏又赠予左宗棠。咸丰年间，左宗棠因遭官场恶语中伤，幸得潘祖荫相救，乃以此鼎相赠。

遂“天下三宝，潘祖荫得其二”。

潘祖荫（1830—1891）

大盂鼎、大克鼎，是国之重器，而潘祖荫得此后，作为传家之宝，专门组织幕僚洗剔、传拓、观赏、释读和研究。

是次“纸本里的盂克双鼎”展览中，“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壶中室旧藏，铭文为“初出土拓本”，全形拓略晚于铭文，又吴大澂题名，王同愈长篇作长跋，极是难得，堪称海内外“第一大盂鼎全形拓本”。

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

道光、同治时期所传拓大盂鼎，多称为“初出土拓本”或“关中拓本”、“早期拓本”，归潘氏后，则多为光绪初年“京师拓本”。

“初出土拓本”对比“京师拓本”，盖因早先大鼎内壁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铭文“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成“三白”。故又有“二白本”、“三白本”之说。其中“二白本”因传世数量鲜少，更为难得。

而此“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盂鼎足部和口沿铭文部位二次钤印“伯寅父审释彝器款识”，知为潘祖荫旧藏，其号伯寅。而大鼎内壁铭文为“二白本”，全形拓则为“三白本”，知此时“二”字已剜作“三”。此二不同铭文，齐拓一纸，诚可谓稀有也。

铭文细节图

大鼎内壁铭文，全形拓

吴大澂篆文题“盂鼎潘氏攀古楼藏器”。潘祖荫曾有斋号“攀古楼”，取搜求金石古玩，犹如攀援山峦，须脚踏实地之意。

又王同愈长跋，洋洋洒洒，近两千字，可谓字字珠玑，其先论及此大鼎之出土及递藏脉络，且引经据典，如《说文》《诗》《尚书》等，详尽考释铭文。其又对比陈侯因口敦、师虎敦等，最后考证了铭文中出现之官职及盂鼎来历。

跋文细节图

王同愈跋言款识“光绪甲申，愙斋师视师津门时命书丙辰冬月补志王同愈”。王同愈为吴大澂门人，《愙斋集古录》即王同愈为之整理成书，其亦是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外叔祖。而吴大澂则师事潘祖荫，吴湖帆为其嗣孙。

对比馆藏，此拓本无论椎拓之精（原器精拓），亦或铭文与全形拓囊括“二白本”、“三白本”于一纸，已然少有，更遑论潘祖荫、吴大澂、王同愈等顶级名家旧藏或题跋之金石、书法、艺术、文学等价值，故此谓之“第一大盂鼎全形拓本”，自不待言。

吴湖帆满跋《大盂鼎未剔本》

此为吴湖帆题跋《大盂鼎未剔本》，亦是稀见拓本，钤有潘祖荫“攀古楼”藏印，应是大鼎初归潘氏时所拓，字口尚未清理，为“二白本”，即“未剔本”，鼎下部每行二三字为锈所掩，然字划精神完足，又传世寥寥，自是较已剔本胜。

铭文细节图

是拓本中有吴湖帆长跋三则，其一言及“潘祖荫攀古楼庋藏大盂鼎、大克鼎，其形制为海内巨擘”，亦细数其来历。而“丁丑冬日为逊公兄题，吴湖帆”，其中“逊公”为许逊公（1893～？），江苏吴县人。毕业于中国公学高等商业专门科，曾任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上海大陆银行副经理，浙江银行监事等职。与吴湖帆为总角之交。

吴湖帆在《日记》中，曾言“余与逊公屈指已三十二年之老友，在上海友朋中总角之交以逊公为第一”。

吴湖帆题跋

题跋细节图

而题跋二，则是关于大盂鼎考，乃节录自其祖父吴大澂“盂鼎文考”，其中“王复斋《钟鼎款识》有南宫方鼎”，王复斋即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辑《钟鼎款识》。

题跋细节图

题跋三：“今春逊兄以盂鼎、散盘二拓真本相示，欲求其形，一时无从觅处，乃属吾甥朱君梅邨就影片缩摹成之，纤毫毕肖，精采焕发，胜前人所拓图形奚啻百倍，亦吉金中奇创也。因特拈出，以告考据家之赏鉴者。惜当初阮、陈诸公之不及见之。”

朱梅邨绘大盂鼎全形

可知此为许逊公以“大盂鼎、散氏盘”，嘱吴湖帆题跋并求全形。吴氏乃属外甥朱梅邨就“大盂鼎”影片缩摹，“散氏盘”则是郑慕康所绘。朱梅邨（1911-1993），名兆昌，号花野渔父，江苏苏州人。初从樊少云学画，后从舅父吴湖帆。1936年定居上海，鬻画为生。曾为中国美协会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是形绘可谓惟妙惟俏，将“大盂鼎”之厚重、沧桑、金石气息表露无遗，较之寻常拓片更得其韵，可称是“吉金奇创”也。“阮、陈诸公”应为阮元、陈介祺。

此拓本亦有吴湖帆题签，朵云轩旧藏。可谓来源有序，金石味、文人气俱足也，诚可宝之。

大克鼎铭拓

大克鼎亦分有“未剔本”、“剔后本”。其中，“未剔本”铭文虽漫漶不清，约三分之一文字不可辨识，然传本极稀，文物价值极高，上海图书馆素以馆藏丰富闻名海内外，然是鼎“未剔本”也仅存一件。

“剔后本”为光绪十五年（1889）春至光绪十六年（1890）秋潘祖荫去世前，这一年时间内传拓本。因潘祖荫收藏“大克鼎”不久后即离世，此后其家人又将原鼎运回原籍秘藏，故大克鼎的拓本数量，甚少也。（参考：仲威《从大盂鼎和大克鼎传世善本看潘祖荫的吉金收藏》）

是拓本即为“未剔本”，亦可珍。

端方旧藏小克鼎最大者全形拓

克鼎计有八尊，一大鼎，七小鼎（另有一说克鼎计7个）。其中，小克鼎七尊，体积大小各异，铭文数量、内容和器物纹饰则雷同，为膳夫克受周天子诰命所铸。

又西周鼎之使用制度森严，“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故克身份为诸侯，甚为尊贵。

细节图

是为“端方旧藏小克鼎最大者全形拓”，知其为“小克鼎”中形制最大者，其尊高、腹径略小于大克鼎，较之其余小克鼎，则大小差异明显。七尊小克鼎，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

参照《殷周金文集成》此“小克鼎最大者”最是接近上海博物馆藏，其备注：“克鼎共有七器，这是其中较大的一器”。

小克鼎，上海博物馆藏

是拓本钤盖朱文“匋斋”与白文“端方所藏”，知为端方旧藏。其为金石学家，著有《陶斋吉金录》，收藏甚丰。其收藏体系品类丰富，如多本《华山碑》及《刘熊碑》拓本的序列性收藏，或青铜柉禁等，奠定其晚清金石圈巨擘地位。又其逸事甚多，朋友圈亦囊括诸多金石考据名家，故其旧藏“金石碑帖”备受重视。

是本另有朱关田题跋，此亦是迄今所见唯一一件小克鼎全形拓本，知其意义非凡，更遑论之顶级金石名家旧藏矣。

场景图

展品中，另有大克鼎刺绣，可谓巨制。此作可谓绣女巧工，层次丰富，立体感亦是甚强，更为难得的是，其将青铜器之沧桑、斑驳古朴，皆完美表现，此非数十年之功，当难有此神技。

大克鼎刺绣

此专题中另有潘祖荫手稿、对联、信札等，也可窥其金石所好及文人雅气。

潘祖荫草书七言联

潘祖荫行书七言联

潘祖荫行草七言联

潘氏朋友圈的金石艺术

端方旧藏之“小克鼎最大者全形拓”，以其金石趣味，多会邀请同好题跋，然此件并未有只言片语，或有与潘祖荫所藏“大克鼎”合璧之愿，惜潘祖荫过世，又端方因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终未能如愿。

然足可见潘氏“金石收藏”之富，其朋友圈之金石艺术，亦是彼时金石学鼎盛之缩影，从“盂克双鼎”以及其手迹等，也可知一二。又是展览专题中，另有“吴大澂、郑文焯、吴云、王懿荣、吴湖帆”等旧藏碑帖或手迹，亦可再现潘祖荫朋友圈“好古敏求，考索绝学”，及其潘氏一脉，金石余绪不绝。

吴大澂博古玉器拓片四条屏

吴大澂可谓是晚清文人赏玩碑帖的典范。以“古玉”为例，其在任陕甘学政期间，于西安收集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古玉，又经细心考证研究，断之为“三代礼器”。晚年时，又著《古玉图考》为后世古玉器研究提供范式，见其“玩物上志”、“格物致知”。

而所得古玉、吉金等古器物碑版，其又聘一流拓工或亲力亲为，使之代有传承，并乐此不疲。

此四帧条屏囊有古玉、泉范、瓦当、兵器、佛造像等十七种，又篆书题名，行书考证，于其形制、铭文、断代、来源考述颇详，书风则古朴，富有拙趣，尽得文士风流。而每个题跋，钤印枚枚讲究，使得“黑白”拓片中，又多一“朱色”之灵动。

是四屏书法、篆刻、拓印之精，金石古玉品类之多，俱可证其之难得。此外，其中“驵琮”、“古玉珑”二种原器著录于吴大澂《古玉图考》。“长乐未央千秋万世昌”九字瓦，为瓦当中之异品。“甘泉宫瓦”中有“千金”二字，亦为它瓦所罕见。

吴湖帆古器物四条屏

此吴湖帆青铜器拓本四条屏，分别为虢叔钟、齐王女壶、史颂敦、师酉敦。

虢叔钟

齐王女壶

史颂敦

师酉敦

据吴湖帆题跋，“史颂敦”原为吴家旧藏，后归“刘省三中丞”，即刘铭传。“虢叔钟”，则原为嘉兴张廷济旧藏，今归歙县程氏，与汀州伊秉绶旧藏虢钟同贮。“齐王女壶”（“王”或“候”须复证）为苏州曹秋舫旧藏，后属归安吴氏（吴云），此后又辗转顾氏、刘氏，最后为四明周氏（周湘云）所得。“师酉敦”亦是吴云旧藏，后为周湘云庋藏。

是四条屏，除拓印精美外，吴湖帆题跋，书法造诣深厚，亦为之增色不少，而其跋语所述，对于此四大名青铜器的递藏关系，有佐证之功。

吴湖帆题跋《周朱牼钟全形拓片》

据吴湖帆题跋“子清手拓此帧以赠”，知此为陈子青手拓本，又其另作跋“回忆随侍先父，携子清、卫士、渔臣游玄墓，已十年矣。松樵、中恕二僧相继圆寂，感制此词，并希子清和章。庚午（1930）冬十月望日，吴湖帆题于梅影书屋。”

可知民国九年（1920），其与从父吴讷士、叔父吴渔臣、表兄陈子清同游城西邓尉圣恩寺。得观方丈松隐所藏书画古籍及古器物，并与陈子清合拓其所藏春秋邾公牼钟。民国十九年（1930），友亚伟持此拓见示，吴湖帆感十年光阴，并于拓本墨笔考释铭文，记述金石流传。其亦作《摸鱼儿·侍先讷士公游邓尉，宿圣恩寺，与陈子清合拓邾公牼钟》（此词著录于吴湖帆年谱）一词题于诗堂。

此外，其跋言中，亦历数此钟原为曹秋舫旧藏，后为归安吴云“两罍轩”所有，此后则为端方收藏。

端方魏中尚方造铜香炉

此为端方藏魏中尚方造铜香炉铭拓，文曰：“青龙元年三月廿五日，中尚方造铜香炉，重三斤十两，第十二”，铭拓下以淡墨手绘全角，或为端方幕友黄士陵所作。有程颂万、王仁俊、金蓉镜、顾印愚、四家满题，考释款识及铭文书写者、营造官署及流传诸事。此本棰拓清晰，题记工致，为清季金石热之左证，亦是彼时文人之间以金石为媒、文以载道的风尚。

是专题中，另有吴大澂书札、书法、绘画等墨迹，亦有王懿荣手稿、黄士陵、郑文焯拓片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