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熙内禅后，朱熹做了46天帝王师

在宋代，给皇帝讲课的官员称为经筵官，具体有翰林侍读、翰林侍讲、崇政殿说书等名衔。皇帝开经筵，认真学习的少，走形式的多，估计很多帝王并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对于儒臣而言，给皇帝讲课则意义重大，每一书讲毕，皇帝一般都会有所赏赐，往往还说上一两句的褒奖语以示尊师重教，而授课人则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师”，这本身的荣誉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在两宋名臣中，史学家司马光、范祖禹与理学家程颐与朱熹都做过经筵官，给皇帝上过课。与司马光等经筵官相比，朱熹在绍熙内禅后的46天帝师经历却多少显得有些唐突和滑稽。

“朱熹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理学就是几乎以他为象征和做品牌的。”（虞云国《细说宋朝》）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经赵汝愚的举荐，朝廷改任朱熹为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成为宋宁宗钦点的十名帝师之一。此时朱熹已是道学领袖人物，朝廷命其为皇帝讲师，既是众望所归，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渴望把学术用之于世的朱熹，欣然受命。

朱熹很快就抵达了临安，十月初四这一天，宋宁宗在行宫便殿会见了朱熹。朱熹建议宋宁宗收君心，做到“正心诚意”的同时，要求宋宁宗读书穷理，以正君德，要求自是不低。宋宁宗则称赞朱熹学识渊博，正是侍讲的合适人选。两人见面客客气气，交流对话也中规中矩。

这之后的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给宋宁宗上第一课。其后进讲，朱熹首先把讲课内容编次成帙，然后通晓明白地开陈分析，还不失时机地对应君德与时政。一次进讲后，他问皇帝：“不知所进《大学讲义》，圣意以为如何？”宁宗若有所悟道：“看来紧要处，只在求放心啊！”高兴得朱熹连忙顿首称谢：“陛下拈出这'求放心’之语，正是圣学要领，愿推而广之，见诸实行，不愁不为尧舜之君！”新君一意向学的热情与礼敬讲官的谦逊，让朱熹大受鼓舞。

应该说，宋宁宗是位智商低下的皇帝，他好学勤政基本上都是表面功夫。而“在经筵上，朱熹'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切，颇见严惮’，早让皇帝如坐针毡。”（虞云国《从陈桥到厓山》）韩侂胄观察到宁宗逐渐对朱熹和理学生厌，便让优伶王喜刻了一具木偶像，峨冠大袖，在御前献演傀儡戏，仿效朱熹的举止形态讲说性理，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既丑化朱熹，又试探皇帝。宋宁宗看了，不但不制止，反而加深了对道学的厌恶。韩侂胄又趁机进谗言说朱熹迂阔不可用，宋宁宗于是便有了罢免朱熹的想法。

闰十月二十日经筵晚讲，朱熹借发挥《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大义，当面批评宁宗“但崇空言，以应故事”。宋宁宗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不满，晚讲一结束，就给朱熹颁下御笔：“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话说得冠冕堂皇，顾惜朱熹年迈加上考虑天寒，不用在讲课了，实质上是打发朱熹回家。

宰相赵汝愚得知消息，还想让宁宗收回成命，而宁宗则扔下一句：“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对朱熹授课给出了最终评分。而此时朱熹入朝为经筵官只有四十六天，先后给宁宗仅上了七次课。在沮丧失望之余朱熹离开了临安，令他无法预料的是，韩侂胄为打击政敌而发动“庆元党禁”，把以他为代表的理学定为“伪学”，而朱熹本人也在酷烈的党禁中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