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比较看全国碳市场建设的“稳”和“进”

【经岚观察】17090

从政策比较看全国碳市场建设的“稳"和“进”

文/李志青

昨晚在给研究生讲授的“环境经济学研究”课程上，介绍了一个环境经济政策工具选择的理论，这个理论源自于著名环境经济学家魏茨曼教授“Price & Quantity”这篇著名的文章。说的是在环境税和排放交易许可两种环境经济政策工具中，什么情况适用于环境税，什么情况适用于排放交易许可，鉴于排放成本与减排成本的不确定性，在减排收益无弹性时，应该首选环境税等的价格工具，反之，在减排收益富有弹性的时候，则应首选排放交易许可的数量工具。应用到现实中，诸如核辐射的污染排放就属于减排收益富有绝对弹性的情景，因此，必须制定严格的排放许可/标准进行规制，而二氧化碳排放，则属于典型的无弹性情景，理应选择环境税的价格工具。

回到我们今天的文章主题，国家发改委已经公布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工作方案，这个方案有一个重要核心，那就是初建阶段的碳排放交易体系首选电力行业作为试点，共有1700家电力企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相对应的入围标准是年排放超过2.6万吨二氧化碳（即年度用能超过1万吨标准煤的电力企业）。那么，怎么来看待方案中的这个核心要件呢？应该说，这样的设计较大程度上满足了“稳中求进”的总体指导思想，但就其政策的实际效果而言，则将大打折扣。

在环境经济学中，碳排放交易体系属于“混合型”政策工具，将排污许可的数量型工具与环境税的价格型工具有机结合一起，克服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各种弊病，但事实上，从二氧化碳减排的收益弹性来看，这一机制的关键并不在于数量控制，而在于定价机制，也就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赋予碳排放合理的定价，然后通过这个定价向企业传导压力，促使其减排或技术创新，同时，即便这个定价水平最终不是“最优的”（基于信息的不完备等不确定性因素），那给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也可以降到最小。

就目前公布的方案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仍将侧重数量管控，而不是价格调节为主，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

第一，电力部门是较早进行MRV的产业部门，排放清单的基准线较为明确，其内部的同质性水平较高，这意味着，在完善登记系统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非常准确地计算出电力部门的平均减排成本，在此情况下，仅通过总量控制的方式实则就有可能达到社会最优的部门减排量，即便引入价格机制，其价格波动的幅度也相对较小，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电力企业的现有成本结构和规模；

第二，符合“碳是用来减排，而不是用来炒作”的总体设计思路，碳市场交易体系的目标是减排，而不是“投机”，从信息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电力部门开始着手，表明主管部门并不想过度发挥碳市场的金融功能，而是将其作为完成十三五规划中减排目标的一种政策手段，就此而言，显然是“规模”，而并非“价格”才是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主导力量。

当然，重数量而轻价格的机制设计也并非能完全满足“稳中求进”的初衷，反而有可能造成“稳中有余，进取不足”的反向效果。

第一，“稳中有余”的意思是，仅考虑数量控制的方式，能否实现减排目标吗？

事实上，作为全社会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碳市场本身的产业减排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由此带动社会经济其他部门的整体减排，碳市场其实只是一个促动因素，是低碳的“润滑剂”，如果碳市场不能通过价格传导的方式将其影响传递给其他部门，如下游生产环节和消费等，那么其价值将大打折扣。当前的市场设计固然是很稳，但实在太稳了，无法有效发挥低碳的辐射效应。而事实上，根据上述有关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分析，在我们尚且无法对碳排放生活成本进行精确测算的情况下，数量型的政策工具反而会造成较大的“实质性”福利损失。

第二，“进取不足”的意思则是，碳市场建设的最大价值究竟是在数量减排，还是价格减排？

碳市场是一种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在全球都尚属创新，其中最大的创新价值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灵活的“价格机制”是其中的核心所在，就此而言，允许价格的波动，并同时控制其中的风险，这似乎才是市场对于碳交易的期许之处。而目前的方案以“稳”为由，完全扼杀碳交易中的“投机性”，使其在事实上回到政府主导的“数量管控”老路，这样做的确是“零风险”了，但似乎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总体要求背道而驰。这显然是无法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三大”攻坚战“之一的背景所需了。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