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1996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专著，它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中国石窟寺研究》共收论文23篇，是作者自1951年迄1996年间陆续写作和发表的论文。据作者“前言”中所述，这23篇论文，除第一篇是概括性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外，其它22篇依论文的内容，可分六组。第一组两篇：《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1982年撰文，1990年发表。以下凡列两个年代的均同此例，只列一个年代的则是发表年代）和《凉州石窟与“凉州模式”》（1986年），探讨我国现存两处最早的石窟遗迹问题。第二组五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1956年）、《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78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1982年）、《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1987、1991年）、《恒安镇与恒安石窟》（1987、1994年），都是研究大同云冈石窟的论文。对云冈石窟的修建历史、编年分期，以及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发展上的地位，都作了缜密的研究。第三组两篇：《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1990年）、《南朝龛像遗迹初探》（1989年）。研讨了云冈以后的洛阳龙门和巩县等北魏石窟，以及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和浙江新昌剡溪宝相寺龛像诸问题，特别是南朝石窟对北朝石窟影响的问题。第四组九篇：《〈莫高窟记〉跋》（1955、1982年）、《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札记》（1956年）、《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1978年）、《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1982年）、《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1981、1988年）、《建平公于义续考》（1986年）、《〈武州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1990年）、《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1989年）、《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1989年），主要研讨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和晚期部分洞窟的问题。敦煌早期洞窟研究不只是编年的事，而且涉及佛教东传中的若干问题；敦煌晚期密教窟的研究，也涉及了密教传播的问题。第五组两篇：《记西藏拉萨札拉鲁浦石窟寺》（1996年）、《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1990年），都是研讨藏传密教石窟的问题。第六组是附录，共收三篇文章：有《北朝造型艺术中人物形象的变化》（1989年）和《〈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三种拓本与两种录文合抄》（1996年）；另有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1962年）一文，当年刘撰此文是在汤用彤先生与宿白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因与北魏石窟研究有密切关系，故收入附录，以备参考。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多半是从外国人开始的，石窟寺研究也不例外。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
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在新疆
日本人伊东忠太在1902年调查了大同云冈石窟；法国人沙畹在1907年调查了洛阳龙门石窟；德国人勒科克在1904和1913年从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中盗掘遗物，剥离壁画；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先后在1907-1914年间，劫夺敦煌石窟经卷文书和工艺品，1933-1934年间日本人和美国人又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进行肢解式的盗窃。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抗日战争时期，大同沦陷，日本京都大学在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六年之久，并于50年代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30册。本世纪初期以来的外国人对中国石窟寺的调查研究是与掠夺中国石窟文物同时进行的。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石窟寺的调查研究开始于本世纪30年代。1930-1933年团西北科学考察调查新疆石窟；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都对河北武安响堂山石窟作了记录。40年代张大千、常书鸿调查敦煌石窟，并临摹壁画；冯国瑞调查甘肃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也有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调查了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其它石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窟寺的保护得到了政府的重视，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全国各地的重要石窟寺皆成立了保护研究机构，为中国石窟寺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石窟寺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为一个阶段，50年代以后为另一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考古学的方法来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中国石窟寺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教遗迹。对遗迹的清理和研究必须按考古学的方法来进行，这是现代考古学诞生后发展起来的唯一科学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石窟寺的研究，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的，只能记录（主要是照相和测量）现状，临摹壁画。历史遗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历史发展实况的记录，考古学便是研究和揭示这些历史遗迹变化的学科。因此，把中国石窟寺是否纳入考古学的范畴，便成了现代中国石窟寺研究是否符合科学的唯一标准。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认为，他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历程。我们在评论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这本学术论著时，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否则便不能真正把握住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我写这篇文章便是要从阐明这部学术著作的意义上来作些评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事。1950年宿白先生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曾到大同云冈考察。其后，在主持考古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时，几乎每年都到云冈。1951年宿白先生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先生去敦煌勘察石窟。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1957年宿白先生带领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在河北武安南北响堂山石窟实习，作了考古调查和勘测。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宿白先生（右四）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3级同学在响堂山石窟（1957年）
1961-1962年间，宿白先生带领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在敦煌实习，完全按照考古学的方法，选择典型石窟进行实测、记录，并举办了实习成果展览，对这次实习，北大校方和考古学界都予以高度重视。响堂山石窟和敦煌石窟的两次实习，实际上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法的两次实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宿白先生1962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的《敦煌七讲》学术专题讲演，正式提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敦煌七讲》是宿白先生以敦煌为例，对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比较全面的论述。这七讲的题目是：其中有些题目以后陆续写成专文发表，如“敦煌两千年”即《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分别撰写为《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间题》和《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等文章。《敦煌七讲》在当时作为讲义曾有油印本，但未正式发表。今天，我评论宿白先生关于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研究时，一定要提到他的《敦煌七讲》，这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开篇之讲。什么是石窟寺考古学？简单地说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石窟寺遗迹。考古学的方法最基本的是层位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但是，石窟寺遗迹属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毕竟和史前考古学上的各类遗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清理、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确实是一个新课题。宿白先生从50年代以来便思考和探索这个既重要而又未被学者所突破的学术领域。根据《中国石窟寺研究》和《敦煌七讲》所阐述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四个研究程序：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分期分区的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下面我分别对宿白先生论述的这四个研究程序的内容作简略的叙述。宿白先生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首先要对石窟寺遗迹作忠实的、客观的和科学的清理和记录，也就是他所称的考古学的记录，不是一般的调查记录，这种记录相当于考古学的发掘记录，它要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恢复石窟寺之原貌。这个标准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宿先生提出要对石窟测绘连续平、立、剖面图，石窟内各壁立面和壁画实测图，窟顶实测仰视图，窟前木结构和遗址图，佛像实测和等高实测图，石窟解剖图或轴测投影图等。对佛教造像的记录，宿白先生特别强调要包括正视，左右侧视，后视和俯视图的测绘。文字记录要客观翔实地描述，凡所观察到的现象，事无巨细，全部记录。拍摄照片和录像尤其重要，它是记录石窟现状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考古学的壁画临摹要求百分之百地忠实于现状，包括残毁状况在内；艺术性的壁画临摹已掺入了临摹者的艺术加工，是属于艺术的再创作，别有它的价值，但不符合考古学的原则。石窟考古的清理和记录，相当于一般考古的田野工作。要特别注意石窟寺院和单体石窟的自身变化，从留存遗迹的叠压层位上找出其变化的先后关系。近年以来，在敦煌和大同云冈都发掘了窟前遗迹，为恢复石窟寺的外观提供了依据。云冈第3窟开窟遗迹的发掘，揭示了造窟的工序，尤其重要。这都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在从事石窟寺考古学记录的同时，特别是在完成以后，便要对石窟寺作类型学的研究。石窟寺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包括：洞窟形制，造像壁画的题材与组合布局，造像的风格技法和细部纹饰。这些内容组成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的主体。洞窟性质决定洞窟的形制。有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以及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等七类。窟内的布局和造像壁画之题材组合皆因窟的形制而不同。因此，窟形在中国石窟寺考古类型学研究上是基础。当然，在后世对石窟的不断改建中，也可能出现窟形与造像壁画题材有不符之处，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一般地说窟形是决定造像壁画题材和布局的。造像和壁画题材之间的组合，一般地说是统一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题材组合，题材与组合上的不协调反映着时代上的或教派（宗）上的变化。这对考古学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将依据这些不同的变化来分析石窟在不同时代的营造历史。造像壁画的风格和技法，最具时代特征，是石窟寺考古类型学的重要部分。美术史家与考古学家对造像壁画的研究角度是不同的，美术史家着重艺术的分析，考古学家除了注意佛像的外貌和技法之外，还要探求雕塑绘画佛像时的模式和比例。模式是造像的人体体型依据，印度、中亚和中国都不同，中国各地区也有差异。比例则是造像时所规定的各部位的比例尺度，这是制度问题。宿白先生指出，在敦煌唐以前的壁画底面上画有作比例用的横竖线，唐以后废除了这道工序，比例横竖线的遗迹不见了，到元代西藏又有了绘制喇嘛教佛像的图样。说明造佛像不是随意为之的，佛、菩萨、弟子像各有一定的比例尺度，坐像和立像的比例尺度也不相同。但是这方面的记载没有传下来。密教重坛场，注意图样，在密教经典中有关于佛像的记录，日本僧人曾纂辑过，如《阿婆缚抄》、《觉禅抄》、《别尊杂记》和《画像要集》等（均见《大正藏·图像部》），可为研究盛唐以后佛像的参考。宿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是元代幢吉祥藏译《造像量度经》，清·工布查布有汉译本，出自藏译，并有附图。此经是释迦为舍利弗详细解说自己的尺度的记录，以指为比例的基本模数，以搩（拇指和中指相距之长度）为扩大模数。当然，它所记的比例尺度并不符合现存历代石窟中的造像比例尺度，但可以参考它的比例尺度之规律，为我们从现存历代石窟造像比例中找出不同造像不同时代的规律。这项研究将使中国石窟寺造像研究走向科学化，而它的基础便是要有精确的造像实测图，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石窟寺考古学记录的内容，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细部的变化包括造像的雕刻技法，壁画的渲染技术，服饰的变化，建筑家具等事物的形式变化，以及装饰花纹图案和边饰花纹的变化，等等。这些细部的变化对考古学家也是十分重要的。云冈石窟造像在服饰上的变化，直接反映着北魏皇室推行“褒衣博带”汉式衣冠的史实，这是太和十年（486年）以后的事情。汉式“褒衣博带”服饰构成了云冈第二期（孝文帝即位至迁洛，465-494年）后半段服饰上的新特点。事虽细微，关系却重大。类型学中的题材与组合的研究，与考古学记录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深入地分析研究中，肯定还要反复对比核查，这两个研究程序是要交叉进行的。分期是指对一个石窟群的若干洞窟进行排年，并区分这个石窟群在发展历史上的阶段性；扩而大之，还可对某一地区的石窟进行分期。分期的工作要建立在对每一座洞窟，或某一地区的石窟的类型学研究上。舍此而无他途。分区是指对我国不同地区的石窟寺，根据其类型的特点，主要是洞窟形制和主体造像的差异来进行分区。宿先生将中国石窟寺分为四大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新疆又可分为三区：古龟兹区（今库车、拜城一带），古焉耆区（今焉耆）和古高昌区（今吐鲁番附近）。中原北方区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石窟众多，内容复杂，又可分为四区：河西区，甘宁黄河以东区，陕西区和晋豫及其以东区。宿先生还对中原北方区的石窟分了四期，第一期5至6世纪，第二期7至8世纪，第三期9至10世纪，第四期11世纪以后。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分布较散，主要在江浙和四川。西藏地区以摩崖龛像为主，多为10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开凿。中国石窟寺分期分区的研究，既是具体细致的微观研究，又是综览全局的宏观论述。宏观是建立在微观之上的，没有微观的研究，宏观无从论述。在以上三个研究程序之后，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研究必须升华到社会历史、佛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上，这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也不能例外。宿白先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作出了范例，他对云冈、敦煌、新疆、龙门、巩县，以及中原北方地区的其它石窟，南方和西藏地区的石窟都作了社会历史和佛教史的考察和研究，我将在下面分别介绍。艺术史研究与考古学研究是两个学科，但我觉得考古学家们从事的关于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可以成为中国艺术史学家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研究的基础的，有没有这个基础，对艺术史研究十分重要。但是，目前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兴未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尚远远不能满足美术史学家的研究需要。云冈石窟是宿白先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上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宿先生先后写过五篇文章。云冈第11窟西壁佛像（图片来源《中国石窟艺术：云冈》）第一篇文章是根据新发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记的十寺，考证云冈石窟诸寺的历史。宿先生特别注意云冈窟前崖面上的木建筑遗迹，成组的石窟往往是一个木构外檐装饰成的寺院，这些开窟以来的寺院是有继承性的，《金碑》中所记的十寺，基本上是辽代以来云冈诸窟的主要寺院。《金碑》的发现在云冈石窟历史的研究上是极其重要的。宿先生对《金碑》的研究十分审慎，十寺之中宿先生只推测了五个寺院之所在，即护国寺为第7、8窟，崇教寺为第9、10窟，通乐寺约在昙曜五窟（16、17、18、19、20）附近，灵岩寺为第3窟，尼寺或在第20窟附近。宿先生的第二篇文章是《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他运用石窟寺考古学的方法，科学地、综合地考察云冈石窟的内容，把云冈石窟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昙曜五窟，自和平元年至六年（460-465年）；第二期自和平六年至太和十八年迁洛阳（465-494年）；第三期自太和十八年至正光五年（494-524年）。其后，宿先生又对云冈石窟分期的历史依据，作了充分的论证，写了《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把根据考古学分析的云冈石窟三期发展阶段，与北魏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地结合，证实云冈石窟的分期是北魏历史的具体反映。宿先生提出了“云冈模式”这一概念，他说：“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宿先生把云冈石窟的研究价值，提到如此的高度，正是他全面考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精健所在。敦煌石窟的重要性几乎与云冈石窟相等。宿先生从5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敦煌石窟，他抓住了这两处石窟的研究，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石窟寺的主体，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他仍然是从研究敦煌石窟的历史入手，首先是关于敦煌开窟的年代，其次是确认现存教煌早期洞窟。由于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适当佛教东传的要道上，它的最早洞窟对我国早期佛教石窟的编年分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莫高窟记》和《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所记，敦煌开窟应在前秦建元元年至二年（365-366年）。敦煌第268（包括267、269、270、271四个禅窟）、272（包括273和另一个未编号的小龛）、275三窟是公认的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但它们并不是敦煌开窟时所建，宿白先生认为它们是太和八年至太和十八年（484-494年）间所建。此时“云冈模式”已基本形成，敦煌早期洞窟显然是受了当时北魏首都平城云冈石窟的影响。政治因素影响着文化。北魏末年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时（北魏孝昌元年至西魏大统八年，525-542年）和北周建平公于义出任瓜州刺史时（约在北周武帝保定至天和之际，561-574年间），敦煌再一次受到了东方北魏洛阳和北齐、北周石窟的影响。宿先生反复论证敦煌石窟佛教文化的渊源，还直接牵涉到佛教文化自中亚、西域东传的问题。宿白先生敦煌石窟的研究第二个重点放在了密教遗迹上。敦煌密教自盛唐开始，联绵不断，直至元代的藏传密教，皆有遗迹图像。宿先生指出：“密教传承，特重身授，经法之外，多凭图像。唐武、周宗和吐蕃达磨的废佛，政权更替和教派互评之破坏，其最易毁灭者厥为图像。因此，系统的密教形象传世甚少。就汉地唐密系统言，现存最完整的遗迹，首推敦煌莫高窟，举凡玄宗以前的密教图像，密教与佛教其他派别图像长期并列的遗迹，以及较系统的密教窟室的情况，皆以莫高窟所保存者最为丰富、完备；而且还有藏经洞所出大量与密教有关的汉藏文献和各种绢、纸本图像，可供参比研究。藏传密迹，藏地现存多15世纪格鲁教派兴起以后的遗迹，15世纪初期以前的遗迹，特别是盛于蒙元迄于明中期较为确切的萨迦、噶举两派遗迹，浅闻所及，似亦以敦煌、安西两地石窟所遗存者最称完整。因此，无论研讨汉地唐密，抑或考察藏传密教，皆应重视敦煌、安西两地的遗迹，尤其是莫高窟遗迹。”他在《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一文中搜集了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两处的密教遗迹图像，并参考洛阳龙门的早期密教遗迹，以及四川大足、广元等地的密教遗迹，作了综合考察研究。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佛教密教遗迹图像最全面的论述。宿白先生还对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作了调查和研究。宿先生1959年参加西藏文物调查，对西藏的佛教寺院作了考古调查，其研究成果皆已收入《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我将另有专文评论，此不赘述。宿白先生对新疆和河西石窟的研究稍晚于云冈和敦煌。新疆石窟他重点论述了属于龟兹的克孜尔石窟，在《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一文中，除排比石窟类型、确定年代之外，最重要的是论述克孜尔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地位。克孜尔石窟可早到公元4世纪初，“它正处在葱岭以西阿富汗巴米安石窟群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它所保存早期壁画的洞窟数量，远远超过了巴米安，而其第一阶段的洞窟的具体年代至少要早于新疆以东现存最早洞窟约一百年左右。因此，克孜尔石窟在中亚和东方的佛教石窟中，就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开凿大像窟和雕塑大立佛，是龟兹佛教艺术一个特点，它向东直接影响了云冈石窟昙曜五窟中的第16和18窟，也对与它同时或晚于它的中亚阿富汗巴米安东、西大佛产生了影响。宿白先生的这个论断极其重要，它揭示了佛教自中亚东传的过程中，并不是机械地按地理位置的远近，逐次影响传递，政治经济和当地的特殊的文化关系仍起着重要作用。龟兹佛教艺术中开雕大像窟和大立佛的特点，不但向东方传播，也反馈回中亚；这与前述之敦煌石窟虽地处河西西端，却更多地接受了中原北方平城、洛阳和西安的影响，都有着类似的文化传播的曲折过程，这是历史的真实。我们一直认为，历史的现象是复杂而曲折的，简单地、草率地处理历史现象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宿白先生正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才得出了在佛教东传历史中的科学结论。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河西走廊，在4到5世纪凉州（今武威）是河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早期佛教的译经中心，名僧云集，盛况空前。凉州附近的石窟，现存者有武威天梯山1、4号两窟、肃南金塔寺和酒泉文殊山前山石窟三处，包括河西附近的炳灵寺石窟第169窟龛和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北凉石塔，构成了宿白先生所称的“凉州模式”，其内容特点是：窟形以平面方形或长方形有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为主，也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主像是释迦、交脚弥勒和思维菩萨；窟壁主要画千佛；边饰画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纹；佛和菩萨面相浑圆，深目高鼻，身躯健壮，生动多姿。主要来源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和南沿的于阗，既有小乘图像，也有大乘图像。靠近长安的炳灵寺石窟的大乘图像或更多地接受了长安的影响。“凉州模式”是佛教自西域东传中时代最早的石窟，它也表现出了佛教文化传播中的曲折现象。1986年宿白先生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洛阳附近的北朝石窟，包括龙门北朝石窟、巩县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偃师水泉石窟、新安西沃石窟、孟县万佛山石窟、孟津谢庄石窟、嵩县铺沟石窟和宜阳虎头寺石窟。在《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一文中，将洛阳地区的北朝石窟分为四个阶段，即孝文宣武阶段（太和十八年迁洛至延昌四年，494-515年）、胡太后执政阶段即孝明时期（熙平元年至孝昌三年，516-527年）、孝昌以后的北魏末期（528-534年）和东西魏、北齐北周阶段（534-581年）。指出北魏自迁洛以后，出现了以营造洛阳城内寺塔为主，开凿石窟为辅的潮流，因此，石窟的兴建皆受地上寺院建筑之影响。1979年春发掘的北魏洛阳城内永宁寺塔基及其出土的佛教遗物，对北魏迁洛后石窟寺遗迹的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永宁寺当时被视为国寺。永宁寺遗址所出的佛教雕塑遗物是当时佛教造像的模式，石窟寺的佛教雕刻皆应以永宁寺的佛教雕塑为标准。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洛阳北朝时代争造型艺术包括佛教造像在内，是受了南朝的影响，洛阳地区石窟窟龛造像变化的原因，也应考虑到南朝的因素。这篇论文使石窟寺的研究与整个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紧密相连，是石窟寺分期分区研究的典范。宿白先生从80年代后期，注意中国南方的佛教遗迹，对南朝龛像作了考察。南朝的佛教遗迹现存最重要的有两处：一是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龛像（即摄山佛教石刻），二是浙江新昌宝像寺龛像（即剡溪石城山石刻）。但是，南京栖霞山龛像为近代僧人毁改，已尽失原貌，新昌宝像寺大佛亦贴泥饰金，原状已掩。所以，从雕塑造型上来考察南朝造像已属渺茫。宿先生认为，“包括佛教形象在内的洛阳北朝时期的造型艺术受到南朝的深刻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其实，孝文迁洛即已决定进一步汉化之方略，举凡都城设计、舆服制度无不参考南朝，中原人士一直到北朝晚期仍视江东为衣冠礼仪之所在，洛阳窟龛造像变化的重要因素来源于南朝，只不过是当时诸事中之一端耳。”南朝盛行无量寿佛与弥勒佛信仰，北朝则以观禅开凿窟龛与雕造大佛像为主，到6世纪初也受到南朝无量寿信仰的影响。北齐晋阳蒙山和河南浚县大坯山两座倚坐弥勒龛像，亦皆源于南朝。南朝佛教遗迹虽远不如北朝众多，然仅以现存之遗迹，亦可论证南北朝文化传承中属于佛教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事关中古历史发展南北文化融合的大势，宿先生敏锐地提出了这个课题，为今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由于中国近百年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某些课题研究上，外国人利用特权，掠夺资料，垄断研究。譬如敦煌文书的研究，竟有“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国外”的说法。中国石窟寺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云冈石窟研究便是一例。当年与京都大学水野清一共同调查云冈的长广敏雄教授，在看到宿白先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6年）和《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78年）两篇文章之后，于1980年7月在日本《东方学》第六〇辑上发表《宿白氏の云冈石窟分期论を驳す》，对中国学者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作出了全面否定，极不客气的予以反驳。长广的这种心态，我们十分了解，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经营了多年，而今轻易地便被中国学者重新论定，实在是难以接受的挑战。长广首先否认《析津志》所载《金碑》的真实性；因而对《金碑》中所称的云冈十寺的位置及其与今云冈现存石窟之比定，也发生了怀疑。长广认为研究云冈石窟的年代与分期，不应重视《析津志》所载的《金碑》和其它历史文献，而应以石窟构造和造像的雕刻式样为依据，也就是他所称的以“式样论”为依据。长广先生对宿白先生的驳难，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也就是长广所谓的“式样论”）。中国历史文献丰富是举世闻名的。中国考古学家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首要问题。凡属根据历史文献确定了的历史史实，是不可变更的。具体的史料则要鉴别其真伪价值，因此，研究中国历史考古的学者，应当具备史料学的知识和鉴别能力。虽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与历史学不同，但历史考古学在断定具体年代和解释内容变化时，一定要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包括考古发现的碑刻铭记资料在内，这是历史考古学所必有的内容和手段。中国历史考古学在运用类型学时也显然与史前考古学有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是极其复杂的，类型学的排比有时并不反映它们的真正内在联系，我们必须把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之内，按照不同对象，分别予以解释。以中国石窟寺的研究为例，既要考虑整个历史的发展，又要从佛教史上予以特殊的分析。宿白先生通过答复长广敏雄教授的驳难，明确地阐述了这些问题。1982年他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宿白先生首先答复了长广关于怀疑《金碑》的问题。虽然《金碑》原石已毁，亦无拓本传世，但元人熊自得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亲自目验《金碑》，并录文于《析津志》，后被收入《永乐大典》。宿白先生广征博引，证实《金碑》的可靠性和熊氏录文并无窜补，《金碑》所提供的资料是可信的。宿先生又探讨了《金碑》中所记的十寺的历史和十寺的位置，关于护国、崇教等寺的问题。最后，与长广讨论了“样式论”的问题。宿白先生指出：“长广先生认为研究中国石窟的方法，第一，应从石窟构造与佛像及其它一切雕像、彩画的样式出发；第二，弄清造像铭记；第三，参考可靠的历史资料、文献；第四，参照研究史。长广文章最后更明确地说：议论的根本是雕刻论，即高低、深浅的立体问题，那是基于视觉和触觉的艺术。我们认为作为历史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云冈雕刻，无论‘样式论’、‘雕刻论’如何重要，但排比它们的年代和解释它们的变化，都有赖于第二、第三两项。第四项即前人研究成果……当然要吸取，但每当新资料发现后，必然要对以前的研究进行复查，这应是学术前进的共同道路；其实，就是仅就原有资料，提出另外的看法，也是经常出现的事，长广自己曾屡次修正他们50年代的云冈分期论，即是一例。”宿先生强调“断定第16-20窟是云冈最早的昙曜五窟，并取得公认，它的重要根据是《魏书·释老志》记载。判断褒衣博带式的服饰晚于通肩和右袒，最直接的证据是云冈有关窟龛所提供的纪年铭记和《魏书》中有关孝文帝改革仪制的记录。……考虑石窟问题，总是以第二、三两项来探索、解释第一项的。”关于石窟寺考古类型学和分期的问题宿先生针对长广的论点，作了阐述：“探索云冈石窟的分期，我们就是从分析石窟的类型入手的。在《试论》中，我们没有把第7、8双窟放在第一期，即没有把7、8双窟和昙曜五窟放在一期，就是因为它们在类型的主要方面差别较大，如第7、8双窟的形制、主要形象和形象组合以及装饰纹样等都与昙曜五窟有明显的不同，而与第9、10双窟等接近。至于造像的艺术处理与昙曜五窟中的第18、19、20等窟相似，我们认为那是次要的了。分期是手段，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因此，在《试论》中作了一些探索性的论述。这一点，大约是长广所不感兴趣的。可是，具有某些社会意义的类型与分期，不是更加强了所要解决的时间问题确切性吗？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很清楚，长广是特别重视形象的艺术造型与技法的。这一项，我们并不怀疑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差异，同样也是植根于社会原因，所以它的时代特点也是极为显著的。”但是，宿先生也特别指出造型与技法在几年与几十年的期间，由于社会新旧形式的转换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截然区分。他指出“研究云冈造像，我们应充分估计当时云冈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不宜以‘样式论’或‘雕刻论’的一般情况来作硬性的规范。”宿白先生的这些论述，清清楚楚地表达了中国考古学家对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这些意见的形成是宿白先生在创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历程中反复思考的结果。长广敏雄教授研究云冈所处的年代是20世纪的40年代，最迟也不超过50年代中期。中国考古学自50年代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也已从50年代开始，作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宿白先生领导主持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立。宿白先生和长广教授是代表了，两个不同时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学者。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便是我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最深刻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