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手札，勾勒了高二适的形象：“……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寥寥几笔，“血肉丰满、风骨傲岸”的读书人形象在我们心中生动起来。李廷华《天地谁为写狂狷——高二适评传》（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3月），以此为基准，对高二适“笃志不渝”的人生进行全方位检索。

　　我们眼睛里的高二适，是文史学者、格律诗人、著名书法家。他很淡薄，对这些雷人的称呼恐怕不愿意接受，如何以“读书人“喻之，他会高兴。的确，他是读书人，一位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一位有问题意识的读书人，当然，也是坚持真理的读书人。

　　“衡量高二适毕生学行，他应该是对传统文化抱有深厚感情，且毕生寝馈于兹，虽多年隐沦不彰，终于在传统文化遭遇根本性扬弃的关键时刻，以积学深思纯情巨胆挺身而出，发一震响，影响到其后长久的中国文化走向。”李廷华对高二适的判断，中肯、客观。

　　高二适的一生循此而行。

　　他给《甲寅》写稿，目的明确。创刊于1914年的《甲寅》月刊，在《本志宣言》中坦陈：“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言商榷。既乏架空之论，尤无偏党之怀，唯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确见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说，故本志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而已。”为此，读书人高二适投稿《甲寅》，得到主编章士钊的赏识，此后，中国的文化天空开始飘动两块别样的云彩。

　　李廷华从这个角度切入高二适的生命深处。他的人生行止，他的读书问学，他的诗情书法，“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于是有了数百篇诗文，有了千幅书法，有了兰亭论辨。

　　李廷华以“广角”看高二适，看到了高二适的真实。高二适热爱杜甫，“吾诗将以杜陵为骨干矣”，高二适追求诗歌的高格逸气，与他对杜甫诗歌的深刻体察有着直接的关联。李廷华认为，高二适是将诗歌放在其文化事业第一位的。对高二适的研究，李廷华的推断值得深思。高二适在重庆，与诗人们往来密切，作诗亦勤，在《文史杂志》一次刊发30余首诗作，深得诗坛称许。的确，高二适诗歌深邃幽妙，情真意切，得风归大雅。对于高二适的诗歌创作，李廷华的分析比较透彻：“高二适在同时代人中处于最边缘境遇，惟其如此，其诗作全然摒弃虚腴套话，句句由心，字字锤炼，将局限转化深邃。”

　　高二适家学渊源，自幼随父亲读书习字。临帖范围广阔，从帖至碑，笔耕不辍。高二适有文化理想，精研经史，探寻笔端奥妙，对书法史中的疑难问题也常探究，留下《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书学专著。文人气质，学者情怀，在读书写作中思考，在书法中沉淀自己的内心。1965年之前的高二适，是一位有专业素养的文史专家，是一位有文心、有个性的书法家，“兰亭论辨”，让他从学术的路径中现身，成为有时代标志性的学者，众人皆知了。

　　李廷华对“兰亭论辨”考据翔实，他以两个章节的篇幅，谈及“兰亭论辨”的起因、背景、结果，以及“兰亭论辨”涉及的人物，其中包括政治家、学者、书法家等。“兰亭论辨”中的高二适具有文人的“狂狷”，这一点，李廷华看在了眼里，因此，对高二适的行为有了切肤的思考，他说：“实用主义的学术，无视历史事实而为某种浅近目的服务的学术，扭曲认知和心性而趋奉权威的学术，最终均与学术探求真知、真识、真理的本质相去甚远。”

　　“兰亭论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65年第6期《文物》杂志刊发了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随即转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64年、1965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王兴之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两块碑的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生辣、朴拙。碑文是隶书，郭沫若便以此为依据，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的书写没有隶书笔意，因此有了如下结论：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

　　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他写了与郭沫若的商榷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他试图以此文与郭沫若讨论《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他把文章寄给章士钊，章认同高二适的观点，于是致书毛泽东，予以推荐。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看了高二适的文章，即刻提笔，回复章士钊：“……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函发出的第五天，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更为隆重的是，高二适的手稿全文影印发表于1965年第七期的《文物》杂志。仅半年的时间，《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争鸣文章，启功、张德钧、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郭沫若，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支持高二适。

　　对“兰亭论辨”的研究，李廷华的思考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没有停留在固有的层面，而是根据历史钩沉和独立研判，感觉到“高二适在‘论辨’中由兴奋、由全力以赴到困惑，终至于失望的过程，正是当时中国文化学术被逐渐凌迟于‘文革’之过程。如果只是一味赞颂高二适的贡献而无视其困惑与痛苦，既不符合时代真相，也有悖于高二适之初心”。一位读书人的悖论，一个时代的悖论，一个关于兰亭集序真伪的悖论，李廷华说清楚了。这也是《天地谁为写狂狷——高二适评传》的精彩之处。

　　李廷华早年写小说，对人物形象塑造有专业素养。《天地谁为写狂狷——高二适评传》是评传，写人记事，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推敲。然而，李廷华没有被汗牛充栋的史料束缚，他在一点一滴的客观陈述中，把握住高二适的性格特征，努力还原时间深处的高二适和读书人心目中的高二适。结果是，对一部评传的阅读，不仅是对一个人生平事迹的了解，而是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