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阿甘本：词语与声音

词语与声音

阿甘本

埃米尔·本维尼思特的《印欧语系辞典》（Levocabulaire des institutionsindo-européennes,后面简称《辞典》）无论是从那种意义上来说，当然都是二十世纪语言学研究的巅峰之作。在本书中，十九世纪的比较语法的计划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也与其目的相一致。当然，还有更为深入的研究指出，这个计划体现在卜雷亚（Bréal）、索绪尔（Saussure）、梅耶（Meillet）和本维尼思特这个著名的延伸谱系中，在本维尼思特死后，作为整体的语言学也的确分成了若干不同的途径，如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要理解是什么赋予了本维尼思特语言学一种普世的地位。换句话说，必须要听过研究背景，来说明真正分化的是什么，还有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无法超越的障碍，让这个计划得不得搁浅。

通过语言学分析，我们可以追溯史前史，或者说，追溯到一个社会历史的古老阶段，这就是赫尔曼·乌舍那（Hermann Usener）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名》（Götternamen, 1896）中所暗示的东西，乌舍那的研究关心是诸神的名字，可以看到，这样的研究我们唯一的文献资料就来自于语言分析。早在1859年，对索绪尔产生重大影响的日内瓦的语言学家和贵族阿多尔夫·皮克特（Adolphe Pictet）出版了他的两卷本的著作《印欧人的起源》（Les originesindoeuropéennes）。他的副标题是“论语言学的古生物学”（Essai de paléontologie linguistique），他认为他的目标就是重构“史前史人类的全部生活”，完全通过词汇比较分析来重构印欧人（或他更喜欢用的叫法，雅利安人）的生活。因为“词汇像骨头一样古老”，语言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一样——古生物学家考察的是化石，在化石上记载着“不仅可以重构出动物，而且可以告诉我们动物们的习俗、运动方式、给食等等”——同样，语言学家可以通过对普通语言数据的考察，重构出“孕育了这个原始方言的人类的物质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繁荣状态”。

然而，本维尼思特自己仍然与这个模式保持距离。在《辞典》的序言中，本维尼思特甚至都没有专门提到皮克特的名字——《辞典》或许他晚期文本之一（《辞典》出版四个月后本维尼思特就得了偏瘫，导致失语症，直至他去世）­——本维尼思特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他的这位前辈：

在印欧人研究领域中很早就有专家指出了古代语言词汇的对应关系，说明了普通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主要方面。于是，词汇上的传承来自于家庭关系、数字、动物名称、金属、农业器械等等。从十九世纪直到今天的许多作者，致力于去编辑这些普通表达的名目，这些表达都有着明显的用途。（《辞典》第9页）

尽管他立即又说道：“我们的工作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同上），在下面的段落中，迅速强化了这一反题：“我们找不到太多与我们的论述相媲美的之前的著作。”（同上，第12页）。

这种无法比拟的新意在于何处？本维尼思特很快说明了他的目的，对他来说，他的目的并不是去列举与各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对应关系所界定的印欧语系真实情况的名目，而是去研究指向这些真实情况的词汇的产生与发展。

我还是让其他人来处理这些过程的历史层面和社会学层面。如果我们看看希腊语的动词hēgéomai及其它的派生词hēgemōn，为了去弄清“霸权”（hegemony）是如何确立的，但并不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古希腊语的hēgemonia逐渐意味着个人或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或者等同于古罗马时期的帝国（imperium）。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像hēgemōn这样的权威的表达形式，与动词hēgéomai（其意思是“思考，判断”）之间的关联，这非常难于考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解释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的问题，让别人来谈指称（désignation）的问题。（同上，第10页）

在《辞典》序言的结尾处，他又重申了这个对立关系：“其任务是，通过比较和历时性的分析，来说明'意指关系’，然而我们的出发点仅仅是'指称’”（同上，第12页）。

在1969年的论文《城邦的两种语言学模式》中，用了一整页延续了《辞典》的说法，进一步阐明了意指关系与指称直观的区分。在语言与社会的研究中，本维尼思特写到，我们通常仅限于将词汇的一个要素同这个要素所指定的某种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这完全建立在某种武断的假设基础上，即语言是社会的镜像。这样，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配对关系中，指称项（désignant）与被指称项（désigné）只能作为文化在词汇上的编目。”在这篇论文中，“城邦”概念正是通过拉丁语的civis和civitas的关系来理解的，在古希腊语中，即polis与polite的关系。语言学比较的对象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实体，一个给定词汇，不会在这个词汇上，形成了社会-语言学的比较关系”（同上），而是基本词汇与派生词汇之间的语言学关系。在拉丁语中，从civis（可理解为“公民”）到civitas（可理解为“公民构成的整体”）的派生，在古希腊语中，派生恰恰是相反的方向，即从polis（作为抽象实体的城邦或国家）派生为polite（参与城邦的人，在城邦中，他承担责任，并享有权利）。通过在语言中所构建的关系，我们可以勾画出明确的结果，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词汇所指向的社会现实。这说明，在本维尼思特的研究中，这些词汇完全不能作为辞典的条目来考察，而是话语的各个部分。在这个宏大的标题之下，辞典一词完全不同该词的日常用法：它并不是一个词典，按照词源学来说，它是处理活生生声音，处置现实言说的活生生形象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说，它不同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与它类似对那些词典，这部《辞典》完全是独一无二的著作，在人类社会中无出其右。

指称与意指的对立是《辞典》的基础，一旦我们将其与“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区别联系起来，这个对立将容易理解，至少从他1966年的论文《语言中的形式和意义》开始，他就十分坚持“符号学”与“语义学”的区分，而在1969年的论文《语言的符号学》中达到顶峰。在这个新发展的源头，即早在本维尼思特那里，就已经认识到索绪尔符号学的不足之处。如果将语言定义为“符号体系”既是结构主义的起源，也是新语言科学的起源，那么按照本维尼思特的说法，“创造了符号学的同一个工具也阻碍着它：这个工具就是符号”（《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二卷，第66页）。事实上，人类语言的特征就是能够将两种不同的意指关系模式接起来，即本维尼思特的符号学和语义学。

符号学指定了专属于语言学符号的意指模式，将符号作为一个意义单元……只有通过这种问题，我们才能认可符号及其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是arbre，chanson，laver……不是orbre，vanson，laner……就其自身而言，符号就是与自身的同一性，与纯粹其他项的差异性，语言的意指性基础，语言发音的必要材料。当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都将这个符号作为一个意指项时，它就存在着了。（同上，第64页）意指模式完全不同于符号学模式，通过符号学模式，我们进入到话语秩序之中。

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作为讯息生产者的语言功能问题。但讯息不能还原为彼此分离的连续性单元。它并不是符号的附加元素，让符号产生意义，而是可以看成一个整体（“意向的”）意义，它可以实现，也可以分解成个别“符号”，这些符号就是词语。（同上）

这就是不同的正确的标准，它界定了两种秩序，也指向了两种不同的精神能力：符号得到了验证，即这足以让符号被认可，被视为是等同的；言说则相反，每一次它都意味着新的发音，必须要理解每一次的言说。（同上，第64-65页）。

最终，本维尼思特的思想是由一个矛盾界定的，即他试图保留两种无法兼容的秩序的统一体，但与此同时，又坚决强调二者的异质性。在他的法兰西学院最后一次讲座中，在那场让他永远保持沉默的著名事故五天之前，本维尼思特再次提到了“两个世界和两种语言学”的对立（《辞典》第144页）在一张大纸上手写的注释中，这位头脑清醒的学者感觉到必须——为了将这两个世界对立起来——创造两种不存在的形容词：“语言不仅仅是符号性的（signalique）……也是道说性的（nuntial）”（同上，第51页），他不仅仅用符号来取代事物，也宣布或道出真实。

不用奇怪，在论文《语言的符号学》的手写注释中，本维尼思特将语义学研究作为一种“未来现象学”（《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二卷，第50页）：将语义学作为言说，而不是作为符号体系，语言必须每一次都面对新的真实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在晚期本维尼思特的著作和乔姆斯基的著作之间存在着一种未曾预料的连续性。事实上，在1968年的访谈中，正是本维尼思特提出：“他（乔姆斯基）将语言视为生产……这源于被生产的言说的基础。”（《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二卷，第18页）。乔姆斯基关注句法，关注言说者生产句子的能力，但最主要的是，他放弃了界定了比较语法学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他通过某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这个传统最后的伟大代表人物的遗产。因此——这就是本维尼思特思想的终极秘密，或许也正是他思想最后触礁沉默的礁石——《语言的符号学》一文通过将语言一分为二的两个平面，即“符号性”平面和“发音性”平面（两个平面之间没有沟通，没有讯息），得出结论说：“实际上，符号的世界是封闭的，从符号到句子，之间没有过渡，它既不是横向组合，也不是纵向组合。一道裂缝将它们一分为二。”（《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二卷，第65页）如果我们从作为符号体系的语言出发，我们就无法说话了。

本维尼思特最后的研究，就是用坚韧的毅力去探索和超越这道裂缝，尽管对语义学和“元语义学”的“内语言学分析”（intralinguisitic analysis）的计划——在论文结尾宣布的（同上，第66页）——建立在发音的语义学基础上，不可能得到圆满。从这个角度来看，《辞典》或许是为数不多的在这个方向上的尝试。从广义上将西方语系体制视为一种试图从词汇转向话语的矛盾式尝试，并非不正确。这本20世纪的人文科学名著贯穿着本维尼思特的诗性冲动。印欧语系并不是一种“实在状态”或“实体”，而是那些思考和言说的人们心中的不断运动着的活生生的关系。

在《发音的语义学》一文结尾处的评论，激活了本维尼思特的另一个尝试，即他想要缝合符号学和语义学的裂缝。在1956年的论代词本质(《代词的本质》)的文章中，以及1969年提出发音的形式工具的文章（《发音的形式工具》）中，本维尼思特将语言中的一些元素独立出来——代词“我”和“你”，副词“这里”，“现在”，“今天”，“明天”等等，它们都有着特殊的功能，即让言说者来实现语言。所有这些词汇都有一个共性，本维尼思特称之为“发音指标”（indicator of enunciation），与其他符号一样（例如“树”一词），这些词并不具有词汇上的语义，也不具有预先给定的真实所指项：它们所指的东西仅仅是语言学上的一种它们所蕴含的话语状态，“'我’意味着陈述着包含着'我’一词的话语状态的人……'这里’和'现在’界定的是与这个言说状态在空间和时间上共存的时空状态”（《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一卷，第252-253页）。这些词汇，缺少物质上的指称，这些小品词都“标志着'空缺’……当一个言说者在一种言说状态中来说出它们时，它们得到充盈……它们的地位就是提供一种转换工具，我们用它们将语言转成话语”（同上，第254页）。

在1956年，尽管符号学和语义学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当做一个问题来概括，但明显已经出现在从语言到言说的转换的必要性当中。本维尼思特在1969年的一篇论文肯定了这个假设，他将发音界定为“通过个体的使用行为来实现语言”（《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二卷，第80页）。发音符号，被雅各布森称之为转换开关，说明了这些符号必须与它们的主体保持一种“实存关系”，架起一座桥梁，穿越将它们区分开来的鸿沟，从语言的一个层面过渡到另一个层面（雅各布森1971：132）

考察一下这个异常清楚的定义：“我”指的是一个人，这个人阐述着包含着“我”的当下的话语状态。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指标和包含该指标的话语状态之间是“实存关系”和“共时关系”？思考这些问题，就是为了仅仅在使用一个声音的基础上，让共时关系和实存关系成为可能。我们可以仅仅通过言说的声音来辨识该言说者的发音和言说状态。正如诗人保罗·瓦莱里理解的那样，或许他的理解比语言学家更为清晰，发音的那个人，即言说者，首先是一个声音，转换开关的问题就是语音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我’这个词是带语音的。这就是语音的意义，一个可以看成符号的语音”（瓦莱里1974:466））。

奇怪的是，本维尼思特在定义了发音的形式工具之后，他也首先提到“语言在语音上的实现”（《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二卷，第80页），仅仅从特殊个体说出声音的角度来考察语音，而没有注意到语音和发音之间的构成关系。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这个停顿状态。

本维尼思特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课在很大程度上讨论的是写作问题。在考察了从象形文字转变为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写作转变之后，本维尼思特研究了这种写作形式的引入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

他颠覆了索绪尔所证明的传统看法，即语言可以独立于写作，因为语言仅仅是一个言说符号，相反他认为正是写作让语言成为了一个符号体系：“正是写作让语言得以'符号化’……之用通过对言说的次要形式的实现，我们可以知道形式要素下的言说，并分析它的所有方面。”（《辞典》第132页）。在写作和语言之间，关系并不是意指关系，而是传递关系：“最初的体系，声音（或嘴巴）-耳朵传递关系次要体系的转换为手（或书写）-眼睛的传递关系。手充当着画出字母的转换器，眼睛则是接受器，它收集着写作的痕迹。在嘴巴和耳朵之间，联系是声音性的：道出-听到；在手的书写和眼睛之间，是图像性的：痕迹-阅读。”（同上）。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关键性的变化，本维尼思特将阅读视为写作的标准：当可以理解绘制出来的书写，这不是阅读，唯有当你可以阅读时，写作才是写作：“这很关键：阅读是写作的标准。”（同上，第133页）。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普通角度加以颠倒的寓意何在：写作行为不仅仅是创造出声音的符号，而是将词汇（言说，话语）从一个感觉体系转移到另一个感觉体系，于是，让眼睛可以阅读出手书写出来的声音。因此，书写让语言从声音转移到眼睛里，从听转移到看，但这只有在如下基础上才能成功，心照不宣地接受这个命题，它是业已在语言之中的某种东西的符号。语音被语言所排斥和抹除，因为写作业已在文字中被包含，被把握。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开头所说的那样，从手和眼的传递，语音被扬弃（Aufhebung）了，保留精华，去其糟粕。

无论如何，本维尼思特最后的讲座以宣布一项新研究计划而告终，这个计划意味着扩展语言的观念：“我们正处在重新解释一系列概念的开端处（所有这些概念都关系到语言）。必须更广泛地理解语言的观念：它所包含的观念，比我们平常关联于语言的观念更多。”（同上，第135页）。尽管在他关于写作的讲座中，只是很消极地提到了声音问题，事实上，他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拓展语言的观念。

1969年11月6日，本维尼思特患上了失语症，这是一种表达性的失语症，结果只影响了其语音表达，而不影响阅读和写作。乔治·雷达尔（Georges Redard），他的一个学生，我们大量参考了他所写的本维尼思特传，他告诉我们，在他老师康复期间，他重新获得了写作能力，却拒绝写作，“从那以后很少有机会用笔在纸上写字”（《辞典》第154页）。同事们曾询问他拒绝写作的理由，这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在遭受了如此猛烈的干扰之后，写作会被用来作为智力活动的恢复与延续。他的一位弗莱堡时期的老朋友，美拉什（Menasce）解释说，他在重新学习一些最简单的事情，一些之前他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做到的事情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让他不愿意写作，尤其是本维尼思特曾经的那种“茕茕孑立，自我封闭的形象”不再可能（同上）。

然而，在放弃了心理学领域（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此感兴趣）之后，我们不可能提出解释，而是指出其中的类似性和一致性。最后关于写作的讲座说明了语音的失却与本维尼思特所理解的语言的符号维度相一致，他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在那个维度中寻找突破口，其最终的基础就是写作“转换语音”，替代语音的能力。他不可能没注意到，在西方对语言思考的根基处，即在建立关联的源头，已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清晰地出现，这意味着抹除语音，保留字母。古代语法学家开始用发音性的语音（phone enarthros, vox articulata）开始他们的讨论，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书写文字上的声音（(phōnē engrammatos），即变成了记述文字的语音（vox quae scribe potest, quae litteriscomprehendi potest）。

文字（grammata）取代语音的独特能力并不仅仅被用于语法分析当中。对于让本维尼思特成长起来的犹太教传统，他顽固地坚持将其排斥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外，这种能力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在《申命记》4:19中，可以读到“天主在火光中同汝等说：汝等听到祂之言辞，但看不到祂的外形，唯有语音可辨”，在犹太教中，语音范围的优先性被转化为写作范围的优先性。在上帝之名方面尤为如此。真正的上帝之名，即shem-hamephorash，只能被写出，不能被说出。正如迈蒙尼德（摩西·迈蒙尼德）所说：“祂叫做shem-hamephorash，这只是一个四字神名，可以被写出来，但不能根据这些字母来发音……它仅仅指上帝的本质”（迈蒙尼德1979:148）。不过，按照卡拉巴主义的说法，四字神名就是希伯来语的基础，它只能用无法发音的名字来言说，这个名字已经包含于其中。通过写作实现语音的转变，已经贯穿了从雅典到耶路撒冷的整个西方传统。

本维尼思特的另一名学生曾记载过，在她最后一次拜访她的老师的时候，他令人费解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THEO”（神）一词（《辞典》第39-40页）。学生自发地将这个词与希伯来语的四字神名联系起来，或许并不是乍看起来完全武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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