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低薪官员的窘境
俸禄是古代官员收入的重要部分，不同朝代待遇不一。但不管是在厚禄之宋，还是薄俸之明，都有不少官员如巨蠹般大肆揽财，而廉洁自守的官员却可能因“没钱”而陷入窘境。可见廉洁更多地是个人价值选择。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
曹操的老对手袁绍家世显赫，出身于被称为“四世三公”之家的汝南郡袁氏。“四世三公”意思是前后四辈人里都出过三公这样的高官，开创这个奇迹的人名叫袁安，一开始只是东汉一名最基层的官员。
“袁安困雪”的故事不胫而走，他宁可困寒而死也不愿乞求他人的气节让洛阳令深受感动。
袁安担任的职务是县里的功曹，负责掌管人事，类似于县政府人事局局长。有一年冬天，洛阳发生雪灾，好多人饿得没有饭吃，都除去家门口的雪，外出乞食。洛阳令巡察时，来到袁安家，看见门口没有脚印，他想，八成这个老实人饿死了吧？于是让人前去收尸，结果发现袁安还有一口气，便问他“何以不出”。袁安虚弱地回答：“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意思是因为雪灾大家都很饥饿，不宜再去打扰别人。
“袁安困雪”的故事不胫而走，他宁可困寒而死也不愿乞求他人的气节让洛阳令深受感动。不久，袁安被举为孝廉，官职也越升越高，到汉章帝时做到了司空，成为家族的第一位三公。
有人怀疑“袁安困雪”的故事有水分：不管怎么说袁安也是一名“人事局长”，不是普通百姓，即便遇到灾荒，即便政府的薪俸一时发不下来，平时也有积蓄啊，怎么能险些饿死呢？其实，像袁安这样的基层官吏在汉朝是非常清贫的，几乎个个是“月光族”。
汉朝用“石”区分官员的品级，最高的三公为“万石”，部长级的九卿和郡太守大致为“二千石”，县令“三百石”至“五百石”，县令以下的佐官有“百石”“斗食”等，最高与最低之间差了几百倍。
不过，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往往还有两项重要收入：食邑和赏赐。食邑是有爵位官员能得到的收入，赏赐类似于资金。有食邑的官员是少数，但赏赐的受惠面很大，不定额、不定时、数目不小，朝廷官员维持正常生活往往靠的是这些。但县以下的官吏没有食邑和赏赐，靠“死工资”生活，标准很低，仅能勉强糊口罢了。
“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从唐代开始，官员退休后可以拿到养老金，标准是在职工资的一半。然而，收入的增加仍解决不了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高房价就是官员们最头疼的事。
说起唐朝的高房价，很容易想到两位诗人：一个是杜甫，一个是白居易。杜甫一生所任职务级别都不高，又遇“安史之乱”，长期生活在穷困之中，所以写才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
而白居易29岁就考中进士，在唐朝是极为难得的。他凭借天赋、勤奋和运气进入官员行列，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中进士后，白居易担任的第一份公职是校书郎，九品，月俸1.6万钱。这笔钱在长安过过日子还可以，但长安那时的房价高涨，买房子就不容易了，有人很早就提醒他这一点，借用他的名字说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白居易担任的第一份公职是校书郎，九品，月俸1.6万钱。
白居易刚工作时只能借住在长安城永崇坊的一个道观中，后来攒了些钱，就到常乐里租了几间茅屋居住。常乐里位于长安城东郊，白居易工作的地方是城北大明宫，路太远，只好又买了匹马代步。如此一来，白居易的日常生活开销也不小。
白居易一心渴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省吃俭用，努力把每月领到的一半薪俸攒起来，可攒了10年，房价也一天天涨，仍然买不起长安城里的房子。无奈之下，白居易在长安城以东的渭南县买了一座宅子，平时不回去，只在休息日回渭南，过起“异地上班”的日子。
不仅白居易这样的低级别官员无力买房，即便高级官员，想置办一处房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韩愈曾任吏部侍郎，相当于副部级，攒了30年的工资还不够房款，好在韩愈名气大，可以靠给人撰写墓志铭挣润笔费。加上“外快”，韩愈最终在长安城里买了一处房子。
搬进新居，韩愈的心里并没有太多欣喜，反而有被“掏空”的感觉，他在《示儿》诗中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
宋朝被认为是各朝代中官员待遇最好的时期，但此时的官员面临着更严重的住房难题：随着经济繁荣，房价也更高了，加上宋朝实际控制的土地面积不足唐朝一半，而人口增长了一倍，使房价居高不下。
宋人王禹偁在《小畜集》中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陶谷则在《清异录》中描述汴京普通市民的居住情况：“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筥，分寝儿女。”
太平兴国初年，大将军田钦祚在汴京买了一处住宅，花了5000贯。到政和七年（1117年），淮南转运使张根称“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也就是说，在汴京购置一处住宅动辙几十万贯，加上装修，没有100万贯拿不下来。此时的房价较北宋初年已上涨了几十倍甚至百倍，即便枢密使这样的高官，每月的收入也只有500贯，购置上百万贯的住宅，也是可望不可及的。
宋朝名臣寇准官至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为人臣之极，但他当了40年官，竟然没有买过一处房子。寇准的好友、诗人魏野赠诗：“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于是，当时的人们把寇准称为“无地起楼台相公”。
在宋朝，官员买不起房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苏辙当了几十年官，一直到年纪很大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他在《闻诸子欲再质卞氏宅》一诗中感叹：“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欧阳修来京城做官，给外地的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欧阳修还在《买宅》一诗中写道：“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东家欲迁去，余积尚可捐。”
买不起，只能租，可租房也不易，因为租房的人太多，抬高了房租，即便在北宋早期，汴京一处较好的宅院月租也达一二十贯。苏颂在宋仁宗时任馆阁校勘，月俸17贯，只能租较差的房子，“赁宅、养马已费三之一”。宋仁宗时诗人文同任职开封府，在城里租不起房，跑到偏僻的西冈租了一个住处，条件很差。他在《西冈僦居》一诗中写道：“西冈颇幽僻，爱此远市廛。问得王氏居，十楹月四千。床榻案几外，空处无一缘。郾溷及井灶，坼壁皆相连。”即便这么寒酸的住所，月租也高达4贯。
“贫不能殓，贫不能归”
明朝的官员以低薪著称。名臣海瑞生前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相当于“最高检察长”，正二品，名义上的俸禄并不少，每个月62石禄米，可以养活62个人。但经过“折色”，每月的所得仅是禄米1石、银12两多和宝钞412贯，折合下来仅有4石米左右，日子自然清贫。
海瑞生前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每个月62石禄米。(影视剧照）
总督胡宗宪曾对别人说：“昨闻海瑞为母寿，市肉二斤矣！”胡宗宪的意思是：海瑞还能吃得起肉，简直太惊讶了。不是海瑞不喜欢吃肉，而是吃不起。海瑞死后，同乡到其家中清点遗物，只在一只竹笼里发现“俸银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这是海瑞的全部遗产。佥都御史王用汲来探视，发现“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王用汲“因泣下，醵金为敛”。
翻开《明史》，可常看到官员无钱下葬或死后欠债无力偿还的事例，形成了“海瑞现象”：杭州知府陈复“卒之日，贫不能殓”；工部尚书宋礼“卒之日，家无余财”；吏部尚书张帮奇为官50多年，死时家产不够富人“一宴会之费”，靠门生故吏凑钱才得以下葬；广西道御史刘准“不能养其母妻子女”，病死后欠下30多石米债；翰林院编修罗伦以廷试第一名中进士，一个超级“学霸”，平时得靠卖字来补贴生活。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设置了一个新机构，名叫通政司，负责奏章以及臣民密封申诉等事项，有些职能类似于信访局。长官称通政使，正三品，与六部侍郎同级，相当于副部级。首任通政使名叫曾秉正，曾任刑部主事、陕西参政等职，“在位数言事”。朱元璋选他任通政使，看中的是其为人正直。一向对臣下很严厉的朱元璋对曾秉正却很敬重，“颇优容之”。
但曾秉正后来仍因“忤旨”而被朱元璋撤职，按规定，曾秉正只能离开京城回原籍居住。曾秉正的原籍在南昌，这难坏了他，原来曾秉正跟海瑞一样，每个月能实际拿到手的收入并不多，也是“月光族”。家无余财，要回南昌，连路费都没有。情急之下，曾秉正竟卖了亲生女儿凑路费，《明史》记载：“（曾秉正）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
事情被朱元璋得知，放在一般皇帝，肯定会为之落泪，伤感、自责、内疚大概属人之常情吧，但朱元璋不这么看。朱元璋认为一个人连女儿都能卖，不是连基本的人伦都不要了吗？朱元璋“大怒，置腐刑”，把已经被免职的曾秉正抓了起来，以酷刑惩戒。
视觉 I 鸢尾
编辑 I 邓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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