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来自土星的你,本雅明|经典
『 文学 点亮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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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夏天拍的一张照片中,这是本雅明在布莱希特1933年后流亡丹麦期间几次拜访他的最后一次,他站在布莱希特的屋 前,这时的他已经四十六岁,略显老态了,他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裤子上挂着表链:一副松弛、肥胖的样子,双眼恶狠狠地瞪着镜头。另外一张1937年拍的 照片,本雅明坐在位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他身后不远处一张桌子前坐着两个人,两人的脸都看不清。
本雅明坐在右前方,可能是在为他已写了十年的关于波德莱尔和19世纪巴黎的著作做笔记。他在查阅左手托着的一本摊开的书,看不到他的眼睛。
本雅明是法国人所谓的抑郁寡欢的人。青年时代,他表现出的特征似乎就是“深刻的悲伤”。他视自己为忧郁症,但对现代心理学的标签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 术的一个标签:“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除非我们读懂了他的主要作品:1928年出 版的论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及其从未能完成的《巴黎:19世纪之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忧郁理论?否则,便无法充分理解它们。
本雅明将自己的性情投射到他所有的主要写作对象之中,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讨论对象。他在这些对象,如17世纪巴洛克戏剧,这些戏剧将“土星式的淡漠忧 郁”的不同层面戏剧化,和对其作品写出了极其精彩评论的作家——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和卡尔·克劳斯身上看到的正是他的性情。他甚至于在歌德身上也发现了土星性格特征。因为,尽管他在那篇讨论歌德《亲和力》的出色的辩论文中,反对通过一个作家的生活来阐释作品,但他还是在对文本所作的最深刻的思索 中有选择性地运用了作家的生平,即那些揭示出忧郁症和孤独症患者的信息。因此,他描写了普鲁斯特的“将世界拖进其漩涡中心的孤独”;他解释了卡夫卡,正如克利一样,为何“在根本上是孤独的”;他引证罗伯特·瓦尔泽“对生活中的成功所怀有的恐惧”。我们不能借助于生活来阐释作品,但可以通过作品来阐释生活。
土星气质的标志是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不宽容的关系,自我是需要重视的。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土星气质是一种合 适的气质。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所以,土星气质又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的气质,因为正如本雅明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失败的纯洁和美丽”。建构自我的过程及其成果总是来得过于缓慢。人始终落后于自身。
本雅明本人作为一类收藏家,对作为物的物始终是忠实的。据舒勒姆讲,他的 书房收集了很多初版本和珍本,藏书“是他个人劲头最足、维持时间最长的事情”。忧郁质在物一样的灾难面前无动于衷,倒会因为一些特别的宝贝东西激发起的激 情而变得精神振奋。本雅明的书籍不仅是使用,作为专业工具;它们还是思考物,是思想的马刺。他的书房勾起“我对这一座座城市的一个个回忆,我在其中发现了 许许多多的东西,这些城市包括里加、那不勒斯、慕尼黑、但泽、莫斯科、佛罗伦萨、巴塞尔、巴黎……勾起我对放置这些书的一间间房间的一个个回忆……”淘书,一如猎艳,拓展了快乐的地理空间——这又是漫游世界的一个理由。在收藏的过程中,本雅明体验到他自身聪明、成功、精明、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激情的一 面。“收藏家就是知道随机应变之人”——如同弄臣一样。
除了初版本和巴洛克寓言画册,本雅明还专门收集儿童书籍和疯子创作的书籍。“对他来讲意义重大的那些杰作,”舒勒姆说,“以奇怪的方式放在难得一见的作品和稀奇古怪的东西边上。”书房奇怪的格局就像本雅明的作品中所采取的策略一样,在其 作品中,超现实主义灵感激发下对短暂、不可置信和被忽略的有价值的宝贝的搜寻与其对高品位的传统经典保持的忠实形影相随。忧郁的人总觉得物样的东西会控制 他,因而感觉受到威胁,但是,超现实主义趣味嘲笑这些恐惧感。超现实主义在感受力方面的禀赋就是让忧郁的人变得开开心心。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写道,“忧郁的人允许自己拥有的惟一快乐是寓言;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他坚信,寓言确实是阅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莱尔的话 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即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莱尔的标志性方 法。这一方法嬗变成哲学观点和对事物所作的显微科学分析,本雅明本人也运用过。
忧郁的人看见世界本身变成一样东西:避难所、安慰、诱惑。本雅 明去世前不久,还在构思一篇文章,来讨论作为幻想的一种方法的缩微化。他以前曾有意讨论歌德的《新美露西娜》,拟写的这篇文章似乎是续论。歌德在《新美露西娜》中讲述的是一名男子爱上一个女子,而她其实是一个微型女子,只是暂时获得常人大小的身体,这位男子随身携带一个盒子,殊不知盒子里有一个微型王国, 他爱上的女子就是公主。在歌德的故事里,世界真的缩小成一件可以收藏的东西,一件物品。
需要孤独,伴随着因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人要做完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本雅明对婚 姻的否定清楚地反映在他评论歌德《亲和力》的文章中。他的研究对象——克尔恺郭尔、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克劳斯——都从未结婚。据舒勒姆说, 本雅明渐渐认为他自己的婚姻“对他本身来讲是致命的”。
他1917年结婚,1921年以后就与妻子感情不和,1930年离婚。忧郁气质的人感 到自然界、自然的情感世界并没有什么诱惑力。《柏林童年》和《柏林纪事》中,他的自画像是一个情感完全被疏远的儿子。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有一个儿子,生于 1918年,20世纪30年代中叶与本雅明的前妻移民英国),他似乎简直就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亲情关系。对忧郁的人来讲,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 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多愁善感的东西,这是对意志、对独立性的压榨,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忧郁的 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
忧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就是投入、全身心的投入。他要是不投入,注意力就涣散。作为一个作 家,本雅明能够异乎寻常地集中思想。他能两年就完成 《德国悲剧的起源》 的准备工作和撰稿。其中有些章节,他在《柏林纪事》中吹嘘,就是漫漫长夜坐在咖 啡馆一个爵士乐队边上写成的。但是,尽管本雅明颇为多产——有几个阶段,他每星期都为德国文学报刊写稿子,结果证明,他再也没能写出一本正常厚薄的书 了。在1935年的一封信里,本雅明说到撰写《巴黎:19世纪之都》时的“土星式的缓慢进展”,这本书他1927年就动笔了,原以为两年之内就能杀青。他 的典型的写作形式还是随笔。忧郁的人所表现出的注意力的集中及其耗竭设定了本雅明发展思想的长度极限。他的重要文章仿佛都正好在自我毁灭前及时收尾。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么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 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呐,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 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傲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 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选自|《在土星的标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