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国际性词典：自恋
Narcissism 自恋
原文出自《国际精神分析辞典》p.1104
译者：张弢
拉康派精神分析研习与实践者
自恋一词，与希腊神话中的纳克索斯一致，指的是自爱。这一概念在弗洛伊德的著作《论自恋：一篇导论》（1914c）出版前不久被引入。这篇论文是对四个相关问题的回应：精神分析与神经症工作时遇到的困难；与荣格的争论，后者捍卫精神能量统一性的观点；与阿德勒关于“雄性主张”在症状形成中的作用的争论；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病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为他研究自我开辟了道路（1923a）。
弗洛伊德（1914c）提出了自恋的概念，意在说明四种不同的现象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自恋作为性倒错；自恋作为发展阶段；自恋作为自我的力比多投注；自恋作为对象选择。他还将自我理想描述为婴儿自恋的继承者和自我观察的精神中介。这最后两个概念稍后将由弗洛伊德详细阐述。
这个术语借用于保罗·纳科，他在1899年描述了一种类似于倒错的行为形式，即个体对待自己的身体就像对待性伴侣的身体一样。1910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在第三版《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c，p.145n）中增加了一个长注解。他在《达芬奇和他的童年回忆》（1910年）中再次使用了它，然后在对史瑞伯个案的讨论中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描述：“个体发展到一个时期，他将自己的性冲动（迄今为止一直忙于自体情欲的活动）整合起来，以获得一个爱的对象；他开始把自己、自己的身体作为爱的对象”（1911c，p.60）。在《图腾与禁忌》第三章“泛灵论，法术和心灵感应”中，弗洛伊德对自恋的定义大致相同（1912-13a，p.89）。
这个时候，他形成了自恋发展阶段发生在自体情欲阶段和对象爱阶段之间的假设。在《冲动及其命运》（1915c）一书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一种原初的心理状况”：“最初，在精神生活的最开始，自我受到冲动的投注，某种程度上在其自身就能够满足这些冲动。我们称这种情况为‘自恋’，这种获得满足感的方式为‘自体情欲’”（p.134）。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与《论自恋》（1914c）中的说法相冲突。但是，如果我们牢记自体情欲的重要性在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变化，那么就更容易理解自恋如何被视为自体情欲和对象爱之间的一个阶段，以及自体情欲作为一种满足方式，正如卡尔·亚伯拉罕（合并）和桑多·费伦茨（内摄）所描述的认同过程开始发挥作用。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导论》第二十六讲（1916-1917a[1915-1916]，p.427-428）中描述了自恋性认同和癔症性认同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假设在婴儿身上有一个最初的自我投注，一个基本自恋；后来这个力比多投注的一部分重新定向于对象上，在自我力比多和对象力比多之间产生一个对立。自恋因此被视为对自我保存冲动的利己主义的力比多的补充。因此，它在自我的结构性定义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自我保留了一个永久的自恋投注，任何冲动的变迁都无法耗尽（1917a）。1915年，弗洛伊德在《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d）的第三部分中增加了一节“力比多理论”，其中自恋力比多被描述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从中，对象力比多被送出且又一次被撤回”（1905d，p.218）。此后，弗洛伊德几乎每次讨论自恋时都会重复这个隐喻：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在百科文章《力比多理论》（1923a）中，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自恋阶段的力比多固着也说明了一个关于阿米巴变形虫的隐喻：阿米巴变形虫能够延长伪足，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次撤回，这种原始分布的力比多正在睡眠中重建。弗洛伊德在《论自恋》（1914c，p.75）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比喻，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和《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之间经常重复。《标准版》的编辑们回顾了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1923b，p.63-66）附录中对这两个隐喻的使用。
弗洛伊德对比了导致自恋型对象选择与情感依附或依恋型对象选择的路径。在自恋型对象选择的情况下，一个人爱“（a）自己所是（即，他自己），（b）自己曾经是，（c）自己想要是，（d）曾经是自己的一部分的人。”在情感依附型对象选择中，一个人爱“喂养之的女人”或“保护之的男人”（1914c，p.90）。
弗洛伊德在他的“狼人”案例中提出了一个自恋型对象选择的例子。在那里，他解释了小谢尔盖（未来的“狼人”）从他的保姆或“奶妈”到他父亲的对象选择的转变（1918b[1914]，p.27）。这一转变是由于他感受到保姆的拒绝而促成的，因此给了他机会“更新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原始的对象选择”——他父亲的对象选择——“这与一个小孩子的自恋相一致，是在认同的路径上发生的”（p.27）。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重新审视了这种认同模式，他将它与母亲乳房的最初的对象投注做了区分（1923b，p.31）。
弗洛伊德在关于《怪怖者》的论文中指出，奥托·兰克研究的“分身”起源于原始自恋时期，它虚构于“无限自爱”的基础上，作为“永生的保证”；直到后来它才成为“死亡的前兆”（1919h，p.235）。
在成人中，婴儿自恋在弗洛伊德看来被自我理想所取代。正是在《论自恋》（1914c，p.94-95）一书中，他首先讨论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机构，它负责衡量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或自我理想（弗洛伊德本人从未明确区分这两个术语）。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批判性观察机构”参与了所谓的常态意识、梦的审查和被监视的妄想（1914c，p.95-98）。在《哀悼与忧郁》一书中，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理想与自我的其他部分分离（1916-17g[1915]，pp.247-48），在哀悼的病理性开始阶段起主导作用。他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c）中重申了自我理想分裂的观点。当超我第一次出现在弗洛伊德的著作（1923b，p.28）中时，它是自我理想的替代名称；后来，它主要作为一个保护和禁止机构在运作。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弗洛伊德只是断断续续地提到自我理想，以一种准技术方式使用它。在《精神分析新论》中，超我被描述为“自我用来衡量自身的自我理想的载体”（1933a[1932]，p.64-65 和 n.）。
弗洛伊德的同代人阐明了他思想上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对自恋的引入。桑多·费伦茨在《内摄与转移》（1909）一书中指出，新生儿以一元论的方式经历了一切。想要摆脱不愉快情绪的欲望导致孩子把对象从大量的知觉中排除出去。婴儿发明了外部世界，然后通过一种原始投射的方式将自我与其对立，从而建立了二元论——随后，梅兰妮·克莱因在一开始就假定二元论的存在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费伦茨在1913年首次使用自恋这个术语。卡尔·亚伯拉罕最早的贡献，在1913年至1920年间，表明正是他在治疗神经症时遇到的困难促使他考虑自恋的作用。然而，在《从精神障碍的角度看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中，他基于对精神病——特别是对忧郁症——的研究，将自恋与将幻想转变为妄想所需的思想特质联系起来。忧郁症的症状学进一步促使他认为高估和低估分别是与自爱和自恨相关的积极自恋与消极自恋的表现。
维克托·陶斯克在他的文章《论精神分裂症“影响机器”的起源》（1919）中指出，在精神生活伊始，力比多对应于一个“无对象”时期（p.47）。因此，自我的形成与对象的发现相联系，与现实感的发展相对应。陶斯克提出了一种精神自恋的存在，这种自恋“随着自我的每一次新习得”而更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种“在无意识中保证有机体的统一性和功能的有机体自恋”（p.56）。卢·安德烈亚斯·萨洛姆则认为自恋具有前生殖性，它与对象爱不同，后者意味着一个伴侣。她将自恋视为一个具有双重取向的边缘概念：一方面是所有心理临床表现的蓄水池，另一方面是所有退化到病理性儿童期依恋倾向的位点。对于她来说，自恋定义了身体的存在，统一了内在和外在的过程。
后来的几位作者对自恋的讨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梅兰妮·克莱因的理论中没有自体情欲或自恋的位置，但她对婴儿全能和自大狂的描述为临床理解自恋状态提供了重要的见解。1963年，赫伯特·罗森菲尔德（1965）在《自恋的精神病理学》一书中特别关注如何更好地定义自恋中的客体关系及其相应的防御机制。对治疗因素的研究使他后来分析了自恋对精神分析师工作的影响。他注意到，除了自恋力比多方面，还有一种与死亡冲动有关的破坏性自恋的存在。
海因茨·科胡特提出了对自恋的重新定义——他将自恋描述为自体代表（而不是自我）的投注，将其定义为负责关系议题的人格代理。他的临床研究《Z先生的两种分析》（1979）反映了他在此基础上从自我心理学向自体心理学的转变。科胡特的《自体分析》（1971）概述了这些观点。作为经典分析的替代者，科胡特可能会受到批评，因为他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非常丰富的贡献，但他的观察表明了一种倾听方式的益处，显然是在弗洛伊德的传统中，这种方式将对自恋的关注与对对象投注的关注结合了起来。
温尼科特没有直接提到自恋。他对自体的描述与科胡特的大不相同。在《论文集：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1958）和《成熟过程与促进环境》（1965）中发表的文章包含了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然而，他对“母-子”这一对子的杰出观察，阐明了原初自恋在幼儿身上可以被看作是母亲自恋的延伸。与纳克索斯在镜子中认出并迷失自己的隐喻不同，温尼科特提出了他的看法——一个孩子注定要找到自己并活着，在这种情况下，镜子就是母亲的脸：“当婴儿看着母亲的脸时，他（她）看到了什么呢？我认为，通常情况下，婴儿看到的是他（她）自己。换言之，当母亲看着婴儿时，她看上去的样子与她在那里所看见的有关”（1967，p.131）。值得指出的是，环境和情感体验在这一观点中的重要性。
自弗洛伊德以来，在法国，人们对自恋的问题特别感兴趣。雅克·拉康所描述的镜像阶段起源于心理学家亨利·瓦隆的工作。与温尼科特将儿童的环境看作是支持性的不同，拉康（1949）从“限制”的角度来看待它，并将其与18个月大的孩子对“镜像狂喜的假设”形成鲜明对比。依据拉康，“这足以理解镜子阶段……作为一种认同”（2002，p.4）。拉康在这里提出的关于自我的知识，相当于我们认为它是自我特有的“误认”。
与卢·安德烈亚斯·萨洛姆类似，贝拉·格伦伯格注意到自恋的双重取向——自恋既是自我肯定的需要，也是恢复永久依赖的倾向。自恋贯穿于生命的活跃存在使得格伦伯格建议把它作为一种自主因素来对待（1971）。他甚至提出了将其提升为超自然代理机构的想法。
安德烈·格林在《生命自恋，死亡自恋》（1983）一书中阐明了围绕自恋对象（无论是幻想对象还是真实对象）与自我关系的冲突。对于格林来说，正是因为自恋通过将大他者的欲望转移为另一方的欲望，给自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所以必须考虑一种致命的自恋，因为在这个过程一开始，对象就被摧毁了。格林认为，与其说是不快乐，不如说是“中立”取代了快乐。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提出了返回无生命状态的隐喻。通过类比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分析——这分析区分了性受虐狂、女性受虐狂和道德受虐狂，格林提出了身体自恋、智力自恋和道德自恋，而没有暗示这些术语之间的任何类比关系。
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桑德勒等人，1991）主持出版的一本专著的目录中可以看出，关于弗洛伊德的《论自恋》，存在着广泛的研究。
MICHEL VINCENT
米歇尔·文森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