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是假的！秦始皇这个黑锅背了几千年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说到秦始皇，虽然有统一六国，开创万世先河的伟业，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在位期间，苛政暴行诸多，“焚书坑儒”就是其中之一。然而，“焚书坑儒”真的像我们了解的那样，是秦始皇烧毁了儒家典籍，坑杀了无数儒生吗？探究历史真相，我们发现这其中并没有那么简单，“焚书坑儒”背后隐藏着许多的故事。
一、一场朝堂辩论引发的“焚书”和拿钱不办事引发的“坑术士”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一次酒宴上，仆射周青臣趁着酒兴，借机夸耀秦始皇平海内蛮夷置郡县的功绩。他的一番恭维令秦始皇十分愉悦，但在这个时候，博士淳于越突然指斥周青臣只会阿谀奉承，不是忠臣，同时主张沿袭周朝分封旧制，这样才能使秦帝国长治久安，否则会产生类似齐田常晋六卿等大臣势力过大危及皇权的灾祸。
丞相李斯这时站出来反对，他认为，历朝历代所采用的政治体制，都应该根据现实而变化，没必要照搬前人。现在一群儒生却以沿袭前朝法度为由，借机诋毁朝廷法度。长此以往，皇帝的威严会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儒生们却能因这样哗众取宠的言论吸引他人的注意，结党营私。
为此李斯提出：保留民间的医书农书和占卜用书等实用性书籍，六国史书及民间所藏的诸子论著一并焚毁；禁止百姓讨论《诗》《书》、诋毁朝廷，如有违反加以严惩；禁止私学，教化百姓的职责由各级官吏承担。秦始皇同意李斯的这一提议，无数典籍因此付之一炬。
次年(前212)，两名专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丹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私下议论秦始皇残暴且刚愎自用，忠直之士不敢直斥皇帝的过错。如此暴君，他们不能为其求得仙药以助长其暴行，两人便悄悄逃走。秦始皇知道后，对方士收钱不办事反而背后对他横加诋毁的行为十分愤怒，将其余仍在咸阳的方士下狱，命令御史严加审问。这些人相互攀咬，足有四百六十多人被查出有过诋毁皇帝的行为，最终这些人全部被坑杀。
以上两件事，就是秦始皇执政晚期的两件著名暴政——被后世称为“焚书坑儒”的“焚诗书，坑术土”。
二、“焚书、坑术士”为什么会说成“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本来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很多人都把这两件事牵扯在一起，把它说成是儒法两派的学术斗争，及秦始皇对儒家的迫害和打压。然而在事情的最初，却与儒家毫不相干，原本是为了禁止当时百姓托古非今二制定的言论管控政策，却被后世儒生移花接木，将这两道政策的打击对象栽到前辈身上，平白给秦始皇添加了匪夷所思的“暴政”。
焚书令的打击对象，是诸子学说和六国史书。而李斯的提议表面上是针对以儒家典籍为代表的“百家语”，但实际上被焚书令彻底毁灭的却是看似是顺带烧了的六国史书。传说中因法儒之争被重点针对的儒家，官藏的典籍没被烧毁，儒家博士也没有因为是儒生出身而丢官去职，依旧得到任用。民间禁谈《诗》《书》，博士却不在禁止范围内如此宽松的禁令，哪里像是在特意针对儒家?
而“坑儒”一事，《史记》所记载被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并不是儒生，而是以术士为主的诸生。之所以和儒扯上关系，只因公子扶苏的谏言中一句“诸生皆诵法孔子”。然而，仅仅一句“诵法孔子”并不能说明那四百六十余“诸生”就全都是儒生，更谈不上坑儒。
“坑儒”之说最早在两汉之交出现，见于刘向《战国策・序》:“(秦)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其后东汉人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中绘声绘色地给秦始皇编排一段“瓜计坑儒”的故事，奠定了后世人对坑儒事件的定论，后世文人却对此深信不疑。宋元时期史学家马端临为了将此事与《史记》所记载的事例相吻合，在其著作《文献通考・学校考》中将“瓜计坑儒”与“坑术士”两者相结合，将其叙说为前后衔接的两件事，这就坐实了秦始皇迫害儒生的罪名。
焚诗书、坑术士最初并非是针对儒家，但是后世儒家取得舆论主导权之后，就以秦始皇暴政为反例借古讽今。说起暴秦，如果不在其中增加其暴虐程度，不足以渲染秦始皇之残暴不仁自取灭亡，不足以渲染儒家被迫害之悲。于是历代儒者在叙述中添盐加醋，从焚“百家语”、坑术士，逐渐演变到焚诗书、坑儒生，受害者从四百余术士到两次千余儒生，从明正典刑到阴谋杀戮，一步步加重秦始皇的“罪行”，让秦始皇蒙受了不白之冤。
三、“焚书坑儒”的背后是“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引发“焚书”的朝堂争辩，李斯与淳于越就是在说秦朝应该实行哪种政治体制，李斯主张“郡县制”，淳于越主张沿袭周朝的“分封制”。
分封制始于周朝，周灭商之后，周天子出于拱卫王权的需要，将土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若干块，分封给一众功臣、姻亲宗室，委托诸侯作为周天子的代理人，在各自的封国内代替周天子镇守疆土，管理臣民。通过诸侯对周天子的义务，周天子间接管理整个周王朝的疆土。周室衰微之后，诸侯互相攻伐，这一混乱局面持续了五百多年之久，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才终结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鉴于诸侯权力过大威胁王权这事实，新生的秦帝国反其道而行之，帝国领土实行郡县制，由各级官吏进行管理，直接对皇帝负责。
秦朝以爵位虚衔和一定财富酬谢功臣，断绝宗室参与政治的机会，以国家财富保证其基本生活。如此一来，从根本上杜绝了宗室获得势力的可能，也就不可能有诸侯势力过大危及皇权的局面出现。不过这样一来，当皇帝向宗室举起屠刀时，宗室毫无自保之力，只能任人宰割。秦二世轻而易举地将兄弟姐妹尽数屠杀，固然是他丧心病狂，但宗室毫无自保之力，也是他们轻易被杀害的原因之一。所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特权，宗室必须成为皇帝身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倘若宗室力量薄弱，又谈何拱卫皇权呢?这便是淳于越所说的“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的意义所在。
但是淳于越重提分封，本意不是为宗室子弟争取利益，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他所处的“土”阶层谋利。春秋时孔子创私学，广收弟子传道受业，后人纷纷效仿，渐渐产生了“文学之士”这一阶层。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士的人数也急剧上涨。诸侯们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竟相礼贤下士，招揽贤才，土人便游走于公卿权贵之间以求获得优厚的待遇。
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便宣告结束。秦帝国实行郡县制，各级地方官吏人员不过百千，中央机构的官吏也自有定额，无法完全容纳庞大的“士”阶层。而秦始皇虽然聘用七十博士以彰显他对文学教化的重视，但是这七十博士虽能议政，但其主张并未得到太多的采用。这对立志“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学宫仅有的几十个名额又如何能容纳得下成千上万“待业中”的士人呢?没有一步登天的捷径，又不愿放下身段去做小吏农夫， 在这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士人迫切需要更多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重提分封便是他们实现需要的途径。
所以说“焚书坑儒”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秦始皇虽然有诸多暴行，但是历史是需要求真，我们也要有探究真相的责任，秦始皇的暴行当中并没有“焚书坑儒”，这也不过是后世儒生为了批判秦朝而刻意杜撰的，是时候给秦始皇洗脱这项罪名了。
当然秦始皇作为中国开创万世之先河的第一位帝王，他有些许多令人崇敬的地方，也有许多令人诟病的地方，秦始皇的功过，后世需要再次好好评价，绝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暴君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