鬲——中华民族上古历史的里程碑
文/闻双全
关于鬲（li）的研究，有影响的是上世纪中叶苏秉琦先生所著《瓦鬲之研究》，以及杨晶主编《中国陶鬲谱系研究》和鬲向前、鬲江慧著《鬲和鬲文化》两部权威专著。特别是《鬲和鬲文化》，史学泰斗石兴邦先生称其为“一部研究古代鬲文化的开山力作”，并为该书作评。
现在对鬲的通常认识是：鬲是炊器、礼器；鬲先为陶鬲，后有青铜鬲。最早出现在距今约四千八百多年前，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青铜鬲
陶鬲
笔者以为，我们现在对鬲的认识有失偏颇，尚有面纱待揭。为了准确的认识鬲，我们必须回到新石器时代，回到上3000年至上10000年，时间段是7000年。这7000年的新石器时期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不仅仅是磨制使用石器，更明显的是制作使用陶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说是陶器时代，那么这个时间段的陶器都是怎么制作和使用的呢？陶器为器，因使用而制作，陶器分两类，夹砂陶和非夹砂陶。实物证实，夹砂陶的存在几乎和新石器时代是同步的。当然，鬲也属于夹砂陶，它是炊器，在火上炊饭，其使用方式也就不必要讨论了。
但是鬲之前的夹砂陶是怎么使用的呢？这里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鬲在火上烧而不坏，可反复使用，而鬲之前的夹砂陶器物是非常容易坏的，新石器遗址灰坑大量夹砂陶残片就是证据。
上古灰坑是干什么用的？本人文章《由<易经·鼎卦>讨论轩辕黄帝荆山铸鼎》和《再由<易经·鼎卦>讨论轩辕黄帝荆山铸鼎》，考证出新石器时期上古灰坑是原始爨（cuan）灶，同时明确该原始爨灶做饭的器具是夹砂陶的陶罐和红陶缶的组合。夹砂陶的陶罐坏了无所谓，罐内红陶缶内的食物可以正常食用。由于夹砂陶经常坏，上古当时做饭方法非常费工费力，遗址实物考证证明，这个做饭方法非常费工费力的持续了5000余年。
杨官寨有罐无鬲
由于这个做饭方法非常费工费力，所以我们的祖先就努力的寻求如何让夹砂陶罐结实耐用，烧而不坏。在关中把所有能够接触到的材料都实验过了，然而都不理想，直到在北部山中（铜川北）发现了裸露煤矿的燃烧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在研究考证鬲的同时，一定要知道它烧而不坏，可反复使用，而且它的制作材料里有煤炭灰。
现在我们根据鬲的发现和使用，可以把中华民族上古新石器时代明确的划分为前5000年和后2000年。进一步应该肯定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前5000年核心在关中，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华民族的襁褓孕育期。由于当时的灰坑做饭方式，确定了当时的族群必须合作和居住的不可迁徙。也恰恰就是这唯一的不可多得的5000年和不可迁徙，才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才确定了中华民族独立于其他民族特点和特色。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在这5000年中，中华民族由关中的向外探险性的迁徙也是有的，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但是都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无法大规模发展甚至由于水患或者其它自然灾害而消失。但是它的上继承应该在关中，证据就是夹砂陶和灰坑。
石峁的鬲
我原来在文章中曾经确定，由于鬲的问世，灰坑的形式也就变小以至消失，也给人们的迁徙提供了方便条件。所以，以关中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便开始了“环波型”向外扩展。其留下的传说就是轩辕黄帝征战蚩尤、尧在山西、舜在湘水、禹会涂山、禹征苗蛮和迁九黎等等。其实物就是石峁遗址，陶寺遗址和后来的殷商。
至于主流观点：“先是制造出了小口、突腹、偏上有双耳的尖底陶瓶，用它来取水。用陶瓶汲水和倒水都很方便，但它不可以煮水，而且也放置不平稳，于是人们便将三个尖底瓶捏在一起制成了鬲。鬲的三个腹足站立很稳，里面可以贮水，架上干柴又可以煮水，非常实用，所以就成了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器具。”则明显谬误了。
其原因：一是尖底瓶和鬲有时间上的差距；二是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都是即有鬲又有灰坑的。陕西省的陕北是一个鬲的密集区，但是陕北基本没有鬲前的夹砂陶时代，可以说陕北的众多新石器遗址均为鬲之后，没有当地的上继承。现在分析其理由：一是陕北和关中连体，陕北鬲是关中环波外扩的第一波；二是陕北裸露煤多，做鬲有资源条件；三是陕北有盐硝资源，是外扩的必须。
现在有学者非要把石峁遗址的上继承和游牧民族挂钩，确实勉强了。君不见，古游牧民族的丧葬风俗和石峁古墓葬风俗是截然不同的，石峁古墓葬风俗的根在关中。
应该知道，鬲的形成，是有一个相当长演进过程的，开始它必然和夹砂陶陶罐一个形状（在蟠龙湾遗址有实物），这个形状在灰坑放置时是不方便的，特别是不稳定，容易倾覆，所以先民们在操作中便选择用大量的支石来支稳，所以上古灰坑就存在了大量的支石。这样就演进成为了后来的三袋足形状，不是夹砂陶陶罐不想做成三袋足形状，是因为它的材料决定了它根本就无法做出三袋足形状，而鬲材料却容易做成三袋足形状。
富平县蟠龙湾遗址夹砂陶陶罐
现在肯定鬲的历史功绩：首先是解放了生产力，较之夹砂陶陶罐一劳多逸；二是人们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更容易吃鬲做的熟食了；三是爨灶变小以至后来不用了，族群有了外扩的条件；四是居住地扩大了，就是不适宜建原始爨灶的地方也可以定居了。
现在看来，我们必须要走出轩辕黄帝荆山铸铜鼎的误区，因为该观点肯定得不到实物的支持，找再多的专家翻古典都是徒劳。石峁有初期冶铜的遗迹，有铜冶坩埚、有铜范模、有冶铸的铜刀、铜饰手环。其冶铸件当时都是小件，没有超过一公斤的铸件。轩辕黄帝距今5000年，石峁古城距今4000年，依石峁其当时的冶铜水平，应当不具备铸鼎的技术。试想其前的1000年的轩辕黄帝时期怎么会冶铸巨型的鼎？其实任何社会实践都是由小到大，由失败到成功，荆山如果铸鼎，其铸鼎前必然在当地有和石峁一样的小规模冶铸青铜的遗迹。
还是回到先民在漆沮之滨的荆山反复研制能够长期使用的炊器——鬲的历史事实中来吧，这是有实物的。还要关注两个问题：
其一、史学泰斗石兴邦先生在点评《鬲和鬲文化》曾有“华夏文化东渐”语句，而且还说到“苏先生与向前同志论著皆跃起于三秦大地，具皆陕西文史研究之荣辉也。”现在问题来了，“华夏文化东渐”起始点在哪里呢？应该不会是二里头吧？因为二里头没有鬲起源的痕迹。这个起始点应该是陕西关中。
其二、是鬲的起源，学界有关中渭河流域和晋南两处说，不知道晋南上古灰坑状况如何以及有没有裸露煤，若无灰坑规模和没有裸露煤，其鬲应该是关中鬲的衍续。
现在看来，对关中鬲的研究，是上古历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了。我们有责任还原轩辕黄帝在荆山试制成功了烧不烂的鬲的历史面目，以还原轩辕黄帝其对中华民族划时代的历史贡献，以明确陕西关中是孕育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襁褓这一事实。
我们也应该理直气壮的明确，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不是3000年，也不是5000年，而且是没有中断的10000年。这就是上古原始爨灶也就是灰坑和鬲研究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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