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决定一个人的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蕴含于指挥实践过程中的指挥思维，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随着战争复杂性的凸现，指挥员要适应作战环境的新变化，在决策活动过程中创新运用复杂性思维方式。
1973年，霍兰发表了《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文，成为复杂性理论诞生的标志。复杂性是什么？用霍兰总结的观点就是“适应产生复杂性。”1994年，在复杂性理论基础上，霍兰又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认为复杂适应系统是“由规则描述的、相互作用的主体组成的系统。这些主体随着经验的积累，靠不断变换其规则来适应。”按照系统论观点，复杂适应系统是一个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本身又可以是复杂适应系统）组成的系统。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下，复杂适应系统“涌现”出一种各个子系统所不具有的整体行为，即“非线性关系”或“复杂性”。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古已有之。《孙子兵法》曾提到“故兵无成势，水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争论》也说过：“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像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像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表明战争系统复杂多变，难以把握。从系统理论观点来看，战争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种典型的复杂巨系统。根据不同的视角，战争系统可以是由红、蓝、绿等各方组成的封闭大系统，也可以是只针对某一方建立的系统。战争系统不仅包含大量的武器装备系统组分，更包含了许多由“人”介入的决策、指挥行为，拥有了由编制编成等形成的组织形式，甚至是国家的政治及行政结构、经济结构等。进一步分析可知，战争系统是由许多的具有自主特性的分系统、子系统和要素所组成，这种具有社会行为的实体相互之间必然要产生相互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出来就是战争过程中的双方或多方的对抗、各方内部的合作和协同、各方之间的联合和同盟等；战争系统的输入输出是不确定的，战争现象是不可以重复的，充满了偶然性，对战争的结果也就不能用传统的方法简单地进行预测。思维方式为战争实践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认知方式，同一个军事认知过程，思维方式不同，认知结果可能迥异。自觉按照信息化战争的要求进行指挥思维方式的变革，大力推进指挥理论、指挥体制、指挥实践的创新，进而寻求信息化战争的制胜之道，不仅是我军积极应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重要保证。因此，作为主宰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指挥员，必须充分认识战争系统复杂性，把准信息化战争指挥思维脉络，创新运用复杂性思维方式。
复杂性思维方式是与简单性思维方式相对而言的，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不再只关注事物的部分因素，而是将事物看作一个由多种要素及其复杂关系构成的整体。简单性思维对事物、系统、现象、关系等的形成一般避而不论，而复杂性思维对事物的产生是从自组织理论、分形的迭代、突变等方面机理上说明。简单性思维一般把“多”分成二，分成主次两个方面，并把一方看成决定另一方，而复杂性思维强调把任何认识对象作为“多”来对待，并在“多”之中寻找对人类认识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的适应性。在解释事物等演化过程简单性思维一般注重事物的矛盾的推动作用，而复杂性思维注重涨落、催化、边缘混沌、竞争与合作等非核心说的演化动力的作用。复杂性思维以非线性思维和有限预测为其思维路径的基本出发点，以整体思维、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为这一思维路径的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复杂性思维方式是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而兴起的。复杂性科学是用以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的一门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虽然它还处于萌芽时期，但已被有些科学家誉为是“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如从独尊确定性到承认随机不确定性，从单纯研究物理规律到开始注意事理运筹，从偏爱平衡态、可逆过程到重视非平衡态、不可逆过程，从否认目的性、方向性等为科学概念到重新接纳它们，从以物质能量为主导到以信息为主导，等等，都是复杂性带来的变革。首先将复杂性研究与思维明确联系起来的是贝塔朗菲。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中指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按照这一观点，转变前的科学思维方式是简单性思维，因为“系统问题实质上是科学中分析程序的局限问题”；转变后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复杂性思维，即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纵观科技发展史，以往400年的科学主要处理简单性问题，可以粗略地称为简单性科学；未来的科学主要处理复杂性问题，可称为复杂性科学。处理简单性问题，不管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都不能完全没有复杂性思维，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简单性思维；处理复杂性问题，不管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都不能完全没有简单性思维，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复杂性思维。总之，复杂性思维的产生是人类思维方式发展到现代的必然产物，是理论思维的一种现代形式，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方法和认识手段，对认识事物从产生到灭亡的整个过程以及各阶段的涨落等具有指导意义。它不仅适合于人们认识世界，揭示事物的运动规律，而且也适应人们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在战争充满复杂性的军事领域中，创新运用复杂性思维，提升指挥员决策科学性、合理性。
未来信息化战争，是数量巨大、相互作用的指挥实体和行动实体，运用大量高技术武器装备在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维空间同时展开的系统与系统的对抗。指挥员应创新运用复杂性思维方式来寻找新的思路，获取新的决策思维增长点。一是实现思维方式的大转型。思维的内容来源于生活，不同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思维方式适应时代的发展，则特别有益于解决现实问题。反之，如果思维方式滞后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则明显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因素。军事思维是军事形态最深层次的构成要素，军事转型必定包括军事思维方式的转变。同方法论上的还原论相匹配的思维方式是简单性（分析）思维，在工业文明从兴起到今天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并不断得到强化，支配着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但随着信息――生态文明的兴起，还原论方法和简单性（分析）思维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新文明需要新思维方式，文明转型要求并推动着思维方式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倡导建立思维科学，其目的就是要寻找更具实效性的思维方式，转变我们的思维，使中华民族在新时代更富有创造力。具体到指挥决策活动过程中如何运用复杂性思维，只要你在解决问题时注重把握问题的整体性、关联性、开放性、动态性、非线性、不确定性，你就在自觉不自觉的运用了复杂性思维。二是努力掌握复杂性科学理论知识。思维方式属于文化传统中最深层次的东西，带有很强的哲理性。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复杂性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具体化和科学表现形式。所以，学习辩证思维是掌握复杂性思维的必要措施之一。但复杂性思维是一种科学思维，不可能直接从哲学辩证法中导出，只有通过学习理论科学，主要是向现代科学学习，才能掌握。这就要弄清它的理论源头。复杂性思维的理论和技术的主要源头是一个新兴学科群，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系统工程等，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系统动力学、模糊理论、大系统理论、软系统方法论等，特别是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自组织理论、非线性动力学、混沌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等新支流，共同构成了复杂性思维的理论大厦。欲真正掌握复杂性思维，就得全面涉猎这些科学理论。三是在指挥实践中磨练复杂性思维。“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亲躬。”复杂性思维也不是单靠对复杂性科学理论的研读就能够真正掌握，思维方式的形成与人的实践活动有更为重要的、更为直接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要“在干中学习”。一方面，思维方式是历史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思维方式具有历史的特点是被不同时代所面临的具体实践课题铸就的。另一方面，个人思维方式又是具体实践的产物。个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由个人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的特点造成的。此外，思维方式的发展与转变也是由实践来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因此，指挥员要形成指挥决策复杂性思维，不能局限于思维方式本身，而应深入指挥实践，从中发掘复杂性思维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