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博物馆（一） / 开普饭

山东省博物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座省级综合性地志博物馆，成立于1954年，1956年对外开放，位于济南市文化西路。博物馆新馆选址在济南市区主干道经十路东段，2007年12月29日举行奠基，2010年6月圆满竣工，2010年11月16日正式向社会开放，“山东省博物馆”至此更名“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现占地3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宏伟、典雅的建筑群，体现了民族风格与现代艺术的结合，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的一大景观。

山东博物馆新馆在设计理念上突出"天圆地方天人合一"。主体建筑面积8.29万平方米，高74米，平面为边长136米的正方体，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银白色半圆形穹顶，穹顶形似泉水，是省会济南的象征，以趵突喷涌为代表的泉水、泉韵、泉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下部为庄重稳健的灰色四角内切立方体，时尚而具雕塑之美；建筑的四个立面中部设计了简约宏大的柱廊阵列，增强了博物馆建筑所应有的浑厚凝重风格；外墙装饰选用泰沂山脉独有的雪花青石材，庄重典雅。

郭沫若老先生1959年参观山东博物馆即兴题诗时写下的“山东博物馆”，字体怪异难辩。网上笑认：“心系情妇波”。

一层大厅非常开阔，一根根金色挺拔的大圆柱一直延伸到馆内的顶层，支撑着如灿若繁星的穹顶。

面积达300余平方米的晶莹剔透的墨绿色玉璧悬贴在顶部中央，其造型源于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战国玉璧，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玉璧中部的圆孔对应着穹顶透光部位，自然光由此投泻下来，营造出逾越时空、亦真亦幻的美妙感觉。

大厅的两侧有自动扶梯，中间是极为宽阔的大理石铺就的石阶，温润细腻的纹理使得这普通的楼梯都活泼跃动起来。

立柱下部镶嵌着精美庄重的商代饕餮纹饰。

柱头顶端饰以祥云浮雕，浮雕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龙形玉佩纹饰，于第一柱间双龙而行。

，中间雕饰团龙玉佩图案，表现出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大厅四壁采用黄色洞石贴面，上端与顶部结合处，以取材于西周铜器凤纹的铜雕装饰，又有凤翔九天之意境。

展厅布置图。

一楼

二楼

三楼

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1、蛋壳黑陶杯（龙山文化）

制作精致、造型小巧，外表漆黑黝亮、陶胎薄如鸡蛋壳，其质料全部是细泥质黑陶，不含任何杂质，也无任何羼和料。1960年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整器为两部分套合，以轮制而成，器壁薄如蛋壳，表面乌黑光亮，是典型龙山文化的特征性器物，代表了中国远古时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放眼世界，也亦无堪比者。其高22、6厘米，口径9厘米；为泥质黑陶，器表乌黑光亮；宽斜口沿，深腹杯身，细管形高柄，圈足底座；杯腹中部装饰六道凹弦纹；细柄中部鼓出部位中空并装饰细密的镂孔，貌似笼状，其内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笼壁会发出轻脆的响声，杯子站立时，陶丸落定能够起到稳定重心的作用，设计十分巧妙。

2、红陶兽形壶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每次看见这件陶壶，我都会忍不住笑，同时也升起一阵佩服和感动，佩服先民的想象力，感动先民对生活的热爱和朴素的生活态度。这件仿生的红陶兽形器，在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陶器中较为罕见，虽然是实用器，却造型生动，不失艺术情趣，是5000年前难得的一件艺术珍品，也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独特的代表。

3、甲骨文氐众人卜甲

为龟腹甲的一部分，背面经过整平磨光，凿坑较深，灼痕清晰可辨。甲正面现残存三组刻辞，分别为左侧的“贞……于丁三牛”，中间的“幸祟复丁亥卜……贞……其……”，右侧的“戊辰卜□贞羽辛□亚乞氐众人丁录乎保我”。其中右侧卜辞内容基本完整，前面是占卜时间，即“戊辰”日；然后是某人卜问，即“贞”；再后面是问辞，问辞中的“我”当是殷王自称。因此，这段卜辞的大意是：戊辰卜问：未来辛×日，能否呼招亚，腾传众人至丁录，以保卫殷王。此卜甲经罗振玉亲自收集、珍藏，更显其珍贵。

4、银雀山汉墓竹简

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地区文物管理部门在临沂市银雀山考古发掘了两座西汉墓葬，墓中出土了大批汉简及陶器、漆器、铜器钱币随葬器。其中汉简的发现特别引人注目，它的内容不仅涉及到我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兵法、历法，而且对于古文字学、书法艺术乃至简册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之一，因为一次出土这么多先秦古籍和古书佚本，这在过去是十分罕见的。

银雀山西汉简共出土古代兵书四部，即《孙子兵法》（105枚）、《孙膑兵法》（232枚），《六韬》（54枚）和《尉缭子》（36枚），另有西汉武帝《元兴元年历谱》及其他内容的竹简。国家文物局将这批西汉竹简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均藏山东省博物馆。

尤为重要的是，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书，也为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孙膑、孙武究为一人还是两人这一悬案，提供了破解和答案。

5、鲁国故城大玉璧

1977年出土于曲阜鲁国故城战国墓。玉璧是祭祀天地的礼器，代表礼制文化的最高境界。此玉璧为目前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玉璧两面都是三层纹饰，内外蟠螭纹，中间谷纹，器形规整，琢磨精良，是山东博物馆大厅穹顶玉璧的原型。

6、亚醜钺

1965年出土于山东青州苏埠屯1号商墓，是商代礼仪重器、王权的象征，两面镌刻的铭文表明此钺的持有者是商代著名望族“亚丑”族群。该器器型硕大，十分罕见，是殷商末期青铜钺的典型代表。

7、颂簋，西周礼器。

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圆盖圆腹，子母口，盖顶部有圆形捉手，腹部有兽形双耳，圈足下有三小足；器、盖口沿饰窃曲纹，腹与盖上部饰瓦纹，足部饰垂鳞纹。器盖内有铭文15行152字，记述周王册命颂为监造新宫的官吏，并赏以官服、旗帜等事。铭文书体严谨，所记内容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册命典礼制度具有重要实料价值，已收录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颂簋与颂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颂钟并称“三颂”，均为西周重器。此簋民国时期为黄县丁幹圃收藏，后遗散。新中国成立前夕，原胶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器身，后转交山东省博物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青岛张秀琳将所藏器盖捐献山东省博物馆，至此，颂簋终成完器，归藏山东省博物馆。

8、九旒冕

出土于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是我国唯一一件存世的帝王冠冕实物，填补了历史文物的空缺，它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冕冠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高礼仪制度，只有古代帝王、诸侯及卿大夫在举行祭祀、朝仪等大典时才能佩戴。在冕冠制度中，旒的多寡是辨别身份的一大标志，皇帝冕为十二旒，太子与亲王冕九旒。冕只有在古代绘画中才能见到，如武梁祠汉代刻石上的黄帝、尧、舜天子像，唐代闫立本画的历代帝王图，明人所作圣迹图中的孔子像等。今天能见到的冕的实物，就只有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这件九旒冕了。

9、东平汉墓壁画

2007年发现于山东东平县，是山东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艺术水平最高的壁画，填补了我省汉代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早期绘画作品中的精品之作，在全国极为罕见。

孔子见老子情景，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幅保存完好的孔子问礼故事绘画图，孔子根根胡须清晰，道道皱纹满额，鼻翼高挺，颈后凸瘤，形象写实。

10、郑燮双松图轴

1954年入藏山东博物馆，此画是郑板桥中进士第一年送给肃翁的作品，图中一远一近两棵松树意寓同学品格高洁，树下有几杆修竹，怪石兰草，更是板桥擅长之笔。画中长篇题记，讲述了同学之间的情意，该作品书法绘画俱佳，保存品相极好，是板桥难得一见的珍贵作品。郑板桥作品入选，我想一是省博书画方面的馆藏缺乏重器，二是山东人对在山东为官十年的板桥怀有深厚感情。

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是古代中国佛教文化与艺术的兴盛之地。东汉永平年间佛教正式从古印度传入中国，东汉晚期山东画像石中开始出现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图像。公元351年，著名僧人朗公在济南近郊琨瑞山金舆谷建立了郎公寺，即今济南历城神通寺，是山东现存最早的一座古代寺院。山东佛教历经北朝、隋唐和北宋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山东北朝佛教与齐鲁文化不断融合，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佛教造像风格，其中以背屏造像的祥龙嘉莲装饰和圆雕佛像的“薄衣贴体”风格最具特色，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山东样式”（或称“青州风格”）是指能代表山东北朝佛教造像艺术成就的佛像特征，既包括造像薄衣黏体、倒龙衔莲等造型上的美感，也包括雕刻技术上的精妙。“山东样式”这种称呼实际上是对山东北朝时期造像成就的肯定和赞誉。隋唐和北宋是山东佛教艺术发展的另外两个繁荣时期，以摩崖造像、佛塔地宫和彩绘泥塑最具代表性，均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

序厅

前言

中国佛教遗存分布及佛教传播路线示意图

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三条：第一是北方的陆路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其沿线佛教遗迹甚多；第二是南方的海路丝绸之路，由南亚、东南亚传入，到达广州及山东半岛港口；第三是西南的滇缅道，由东南亚陆路传入。山东北齐造像的多样性，与佛教的传入路线息息相关，不同的传入路线，造就了不同的佛像风格特征。

比丘道休造弥勒佛像北魏孝昌三年（527）

原在广饶县杨赵寺村皆公寺遗址。该造像为北魏孝明帝时期的造像，属于北魏晚期的造像。背光为九女飞天，仪态大方。

展厅局部

山东佛教造像的孕育阶段（386-534年北魏时期）

北魏虽然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但十分尊崇汉族人文化，命令少数民族贵族改穿汉人服装；从古印度传播过来的佛像也改换成南方汉人流行的宽松大袍，即所谓的“褒衣博带”，佛像也变得清秀，即所谓的“秀骨清像”。佛教虽传入山东较早，但直到北魏晚期，石刻佛教造像才形成蓬勃之势，风格大体同当时北魏都城洛阳，佛像衣服厚重，衣摆向外飞扬，形体沉稳而不失飘逸。这时期山东石雕造像还处于传入和模仿阶段。

背屏三尊像北魏广饶县府城店村。

所谓背屏像，即佛像之后有较大的石屏，该组背屏三尊像为典型的背屏造像中常见一佛二菩萨造像组合。

贾智渊造背屏三尊像北魏正光六年（525）青州市西王孔庄。该尊造像是山东现存制作最为精美的北魏石刻造像之一。

造像整体附于一个宽大的圭形石屏之上，三尊高浮雕造像倚靠石屏，站立在窄长方形平台上。中间一尊通高102厘米的佛像，高髻，颈细长，内着僧祗支，身穿密褶长裙，手施无畏、与愿印，两旁菩萨侍立。主尊佛像环绕庞大的浅浮雕背光，背光分作内外两区，内区由主尊身光和头光组成，头光由内向外为开敷莲花、弦纹带、缠枝莲花，身光为弦纹带。外区内侧雕刻密集的火焰地纹，地纹的上环列九身化佛，外区外侧环列九身飞天。在佛像与菩萨像之间，还用极浅的浮雕，刻画了两个供养人的形象。两个供养人各手持一枝莲蕾，面向佛像屈身而立，极尽虔诚。这尊珍贵的造像1918年出土后被放置西王孔庄的一座古庙中，当时一位日本古玩商曾以十万银元从当地购得此像，就在运输过程中被当地的县长发现，以政府的名义出面干涉，日商未能将其运走，县长将其放置在县衙内的金石陈列室供人参观，直至1953年移至山东省博物馆。

下方有造像记。

背屏后有180余尊佛像，雕像背面是十三排小佛像雕刻，每排十四个。

中间三排每个佛像身边还刻有信士、信女的名字。

比丘惠辅造弥勒佛像北魏永安三年（530）淄博市临淄区一带。背屏造像下端瑞龙衔莲图，是山东北朝造像的标志性特征，在全国鲜见。

背屏三尊像东魏（534-550）三尊造像组合中，释迦佛两侧的菩萨像为文殊、普贤，合称“华严三圣”；阿弥陀佛两侧的菩萨像为观音、大势至，合称“西方三圣”。

张称伯造背屏三尊像北齐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

背屏造像下侧的瑞龙衔莲图案，是山东北朝造像的标志性特征，在全国独树一帜。

道玉造背屏三尊像东魏天平四年（537）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背后铭文记录造像主道玉组织三百余人捐资造像，并刻写施主姓名，其中有太守、县令之类的官员，也有一般百姓。

比丘尼惠照造弥勒佛像，北魏太昌元年（532年），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贴金彩绘背屏三尊像，北魏，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本尊造像较好地保存了千年前贴金和彩绘装饰，至今绚丽依旧，十分难得。青州贴金彩绘造像展现了中国古代造像最辉煌的一面。

程旿造屏像，东魏武定八年（550年）济南市县西巷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

铭文记，程旿夫妻为去世的女儿、孙子造像祈福。

王信灭造观世音像（北齐天保元年，550年），表达了对观世音的崇信之情。

山东样式佛像“山东样式”（或称“青州风格”）

是指能代表山东北朝佛教造像艺术成就的佛像特征，既包括造像薄衣贴体、倒龙衔莲造型上的美感，也包括雕刻艺术上的精妙。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长期对峙，虽然政局动荡，但文化却异常繁荣，佛教也迎来了自传入中国后的第一次信仰高潮，佛教造像极为盛行，由于传播路线和地域差异等多方因素，不同地区的佛教造像风格不一。石刻佛教造像在山东地区经历了模仿、融合等几个阶段后，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今人称为“山东样式”，这种称呼实际上是对山东北朝时期造像成就的肯定和赞誉。

山东佛教造像的形成阶段（534-550年东魏时期）

东魏时期造像特点承上启下，是“山东样式”的形成时期。此时期佛像衣饰不再像北魏那么厚重，菩萨像身上的装饰逐渐多起来，仍然流行背屏式三尊造像。山东地区造像开始在雕刻技术上精雕细凿，造像上的装饰刻画的十分细致，特别是作为佛教护法形象的龙纹图案逐渐成为山东佛教造像中最为突出的特征，纵观全国其他地区，对龙的刻画以山东造诣最高。

青州龙兴寺造像。1996年10月，青州市博物馆在龙兴寺建筑工地上清理了一大型佛教造像窖藏。经清理，计有佛像头144件，菩萨头46件，带头残身36件，其他头像10件，造像残躯200余件和大量被毁的佛像碎块。这批佛像百分之九十是北魏孝明帝（516-527）、孝庄帝（528-530）至北齐（550-577）的作品，其中北齐时期的为大宗。山东博物馆佛像馆所陈列的多为青州地区北齐造像的精品。

北齐时，青州出现一种袈裟和长裙紧贴在身上，露出极美身材的佛像作品。这种富有动感、健美而又具有生命力的作品，称得上是北齐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精品佳作。另外，此时青州佛教造像出现了极为少见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这种法界人中像有雕刻和彩绘两种，特别是彩绘的法界人中像，构图别致，线条流畅，设色考究，保存完好，对我国佛教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的研究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菩萨装束与佛像着装差异。

菩萨装束。

展厅显著位置陈列一尊蝉冠菩萨像产于北朝时期，高约1.2米。菩萨面容温润，头后项光内饰有双重莲花瓣纹，中间有六道同心圆纹，头冠高耸，冠下束带串着花朵，两旁的缯带垂至耳际，特别是冠上蝉纹活灵活现。这种佛教蝉冠世界罕见，非常珍贵。因而，该像被世界艺术界、佛教考古界称为“东方维纳斯”。

蝉蛰居于地下，在树上成蛹，蜕壳后又振翅高飞，翱翔天际，产卵以后死去，卵进入泥土再进行新的循环。因此在古代成为复活和永生的象征，从商代开始，蝉一直都是青铜器纹饰的重要元素。这种思想明显影响了道教，到了汉代，贵族们下葬时要在嘴里放一个玉蝉以求尸身不腐，成仙等美好景愿。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吸收了儒教道教的特点。

蝉冠正是其中的一个体现，蝉的生死循环，正好契合了佛的永恒和佛教的轮回观念，蝉冠的尊贵又符合菩萨的身份。蝉冠菩萨像也正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一种体现方式。

1976年3月，山东省博兴县陈户镇张官村一位村民挖土垫房基时，挖出了一堆佛像，佛像们或完整或断裂，工艺各异，石材各异，但都被整齐的排列。等考古人员赶到时，佛像早已被村民哄抢一通。蝉冠菩萨像出土时已经断成三截，分别被三位农民当做石料抱回家，三年以后，文管所开始对这批文物进行抢救，又过了三年，才基本找齐。这尊蝉冠菩萨像拼接完成后。保留在博兴县博物馆。1994年7月4日，这尊蝉冠菩萨像被盗。但是消息只在小范围内传播，绝大多数专业人士都不知道。1999年，有一天，一封托名我国著名我国佛教石窟寺考古权威学者素白的邮件寄给了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泓。邮件内有一本日本美秀美术馆的收藏图录，其中34,35页正是蝉冠菩萨像的跨页特写，随书还夹着三张纸：一张1983年7月《文物》杂志的封面复印件；一张是这期杂志刊发青州考古简报的照片，最后一张白纸上只有两个繁体字“国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美秀美术馆收藏疑似被盗文物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最终经过8个月的磋商和谈判，2001年4月1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秀美术馆就此事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菩萨像主权归还中国，但继续在美秀美术馆借展至2007年——美秀美术馆建馆10周年。以后每五年回日本省亲一次。2008年1月9日，蝉冠菩萨像荣归故里，入藏山东博物馆。

彩绘菩萨像，北魏，青州市区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北齐彩绘菩萨像

济南市县西巷出土的北齐彩绘菩萨像。

北齐彩绘菩萨像。

佛像着装。

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出土。

贴金彩绘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彩绘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僧人一般穿着三层袈衣，所以袈裟也叫“三衣”。最外层“U”形领袈裟为模仿汉人文士的着装而来，是完全中国化的披着方式。

贴金彩绘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袒露右肩的袈裟是古印度僧人的穿着方式，与当地湿热的气候相适应。佛像裸露的皮肤贴金，以此表现佛陀金色光明之躯。

贴金彩绘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佛像五官紧凑、体态丰腴，体现了“张家样”的“面短而艳”的特点。“张家样”为著名画家张僧繇创立，在南北朝晚期风靡一时。

彩绘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佛像袈裟上以彩色绘成田垄状的方格图案，以世俗间“田地”来隐喻对佛的供养，这种袈裟又称福田衣、田相衣。

彩绘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贴金彩绘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袈裟系带一般隐藏在背后，佛像左肩前带珠和胸前下垂的带穗给雕塑增加了灵动感，活泼而不失庄严，拉近了人、神之间的距离。

山东佛教造像的成熟阶段（550-577年）

北齐时期北齐时期造像兴起了一股复古潮流，流行古印度地区薄衣窄体的造像风格，许多佛像穿着颇具外域特点的圆领和袒露右臂的衣装。山东在佛教造像交流方面充分利用当时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的交通条件，融合了广大地域空间的文化因素，其身上甚至可以看到南亚、中亚等地造像风格，体现了山东艺术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力。北齐是山东造像最为辉煌的时期，以单体圆雕石像最为发达，最明显的特征是薄衣贴体，身体肌肉线条凸显，一度引领了当时造像艺术的时尚，同时山东北齐造像也为隋唐时期造像的审美和造型样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彩绘佛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贴金彩绘菩萨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彩绘菩萨像，北齐，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汉白玉造像

汉白玉造像俗称“白玉像”，形体较小，施主多为普通百姓，主要发现山东北部地区。汉白玉造像质地洁白、造型雅致，河北古代定州是其流行的中心区域。

背屏双身像，东魏武定八年（550年），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惠民县博物馆藏。

双身造像一般指释迦佛和多宝佛。多宝为过去佛，释迦佛为大众说《法华经》时，有宝塔从地下涌出，塔中坐多宝佛，并分出半座，请释迦佛同坐说法。

张海波造三尊像。北齐河清二年（563年）。

一手支下颌，一脚下垂一脚支起的姿势称为思惟像。释迦成佛前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因有悲悯之心，感人生无常，故常做思惟之状。弥勒为菩萨时也作思惟状。

王叔义造背屏像。东魏武定六年（548年），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惠民县博物馆藏。

铭文中记录施主姓名时，提到多个古地名，如“湿沃县”在今山东滨州市，“魏昌县”在今河北无极县，“般县”在今山东惠民县。

背屏三尊像。东魏，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惠民县博物馆藏。

世俗化阶段（隋唐以后）隋唐时期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繁荣，佛教逐渐走向民族化和世俗化，即佛教不但融入了中国传统的道教和儒家思想，而且还吸收了民间信仰和审美习惯。就造像而言，全国范围内造像风格渐趋一致，逐渐摆脱了对神灵气质的刻画，而着重形体和人性的展现。到宋代，佛教形象已极具亲和力，生活气息浓厚。济南市县西巷遗址是古代齐州开元寺遗存，也是迄今发现的山东隋唐佛教造像数量最多、形象最精美的佛教窖藏遗址。

弥勒像。唐武周久视元年（700年），济南市县西巷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

武则天的母亲为忠实的佛教信徒，自己也一度削发为尼，故武周时期佛教造像盛行。武则天在登基之际，编写了《大云经》，称其为弥勒佛转世，以示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

彩绘弥勒像，唐代，济南市县西巷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

佛像。唐代，济南市县西巷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

佛像。北齐-隋代，济南市县西巷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

灭佛运动（末法时代）

佛教认为佛涅槃后，会经过正法、像法、末法三个发展阶段。所谓末法，即指佛教灭绝。佛教宣扬末法，是要求佛教徒应有忧患意识，努力使佛法永留，造福众生。由于朝廷的大力支持，北朝走进了中国佛教兴盛的第一个高潮时期，然而在北朝短暂的二百年间，朝廷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佛像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唐朝、五代还有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这四次事件即是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现存大量的石佛像残体，也正是这些灭佛运动的见证者。经过灭佛运动后，一些佛教信众对末法观念深信不疑，石头坚固易存，造佛像、在山崖上刻佛经也是保护佛法的方式之一。

孙宝憘造背屏三尊像。北魏神龟元年（518年）

背屏三尊像，北魏。

悬裳是指佛像座前下垂的衣摆，悬裳皱褶也成为欣赏佛像美感的一道风景线。

佛像。北齐。

简洁无纹的袈裟恰到好处地展现了雕塑的肌体美感。

残缺之美

除了朝廷发动的灭佛运动，历代战争和地震等因素也是佛像损毁的重要原因。修补和妆饰残损的旧像也是信徒的功德，因此在古代残像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后人修补和妆饰的痕迹，如造像残躯断面上保留的小孔或铁条、身上保留的多重色彩等，都是佛像经过二次或多次利用的证据。尽管现存佛像多残缺不全，但一些雕刻精致、造型优美的残像，仍为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杰出艺术品。

罗汉像。北宋。济南市县西巷出土。

菩萨像。北齐-隋代，济南市县西巷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

曲线形的站立姿势，展现出女子的婀娜之态，女性的菩萨形象越来越受百姓欢迎。

一组佛与菩萨头像残件。

尽管“千佛一面”，但山东北齐时期佛像面相却具有多样性，有螺发、波发、长圆脸、长方脸、圆脸，有的五官疏朗、有的五官紧凑……体现了山东造像的多样性。

佛与菩萨头像残件。

一组背屏残件。

浮雕塔纹背屏造像残件。北朝，济南市县西巷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

山东北朝塔纹以四面单层的形制为多，由塔基、塔身、塔刹组成。早期塔实物存世很少，塔纹图案成为研究早期佛塔的实物标本。

浮雕塔纹背屏造像残件，北朝，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惠民县博物馆藏。

阿育王造八万四千佛塔，分藏佛舍利的传说流行甚广，使得佛塔信仰盛行。阿育王为古代印度贵霜帝国的国王，统治后期狂热信奉佛教。

浮雕塔纹背屏造像残件，北朝，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惠民县博物馆藏。

浮雕龙纹背屏造像残件，北朝，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惠民县博物馆藏。

龙神是佛教的护法，属于天龙八部中的龙部。造像中常见的龙纹装饰，是完全中国化的东西，与古印度龙迥异。

浮雕塔纹背屏造像残件，北朝，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惠民县博物馆藏。

再现辉煌窖藏佛像的出土。

历史长河之中，佛教有盛有衰，在衰落时期，造像的破坏往往首当其冲。劫难之余，信众也逐渐形成了埋藏佛像的习俗，有的是将成堆的残破佛像收集起来，像埋葬佛教舍利一样挖埋在地下，有的是为了保护佛像不受破坏而挖坑埋藏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境内发现了众多的佛教窖藏坑，这也是古代佛像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途径。如今，这些古代宗教作品在盛世之下成为珍贵的艺术品，为世人欣赏和膜拜。

贴金彩绘阿弥陀佛像，唐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年），济南市县西巷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

贴金彩绘佛像，唐代。济南市县西巷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

王比迦造三尊像，北齐天宝元年（556年），惠民县沙河杨村出土，惠民县博物馆藏.

佛像，北齐-隋。

北齐晚期至隋初期的佛像形体开始向健美方向发展。袈裟左肩前以钩钮相系，这种钩钮式袈裟最早在山东发现，并成为隋唐造像流行的风尚。

其它佛教文物和遗存。

佛塔供奉。

塔源自古印度，是为埋葬佛祖舍利而建的。塔传入中国后，结合本地建筑形式和传统观念，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塔文化。塔的存在形式十分复杂，有的是建筑，有的是装饰纹样，但基于埋葬舍利的功能，塔也是佛的象征物，人们将塔视作佛国的极乐圣境，将塔视作驱灾辟邪、安保一方百姓丰衣足食的圣物，因此十分热衷对塔的供奉。大型寺院内一般设置舍利塔，至今，在地面上仍能看到不少体量大的石塔、砖塔、铁塔。据统计，山东境内现存的大型塔约有40余座，另外还有大量的高僧墓塔。

银塔，北宋。莘县雁塔地宫出土。

1968年莘县拆除雁塔时从第七层发现的银塔，高约50厘米，以银片制成。除了宋代银塔，还出土了唐代《陀罗尼经》一部，以及宋刻本《妙法莲华经》四部，这五部经书也收藏于山东博物馆。莘县雁塔，也称“燕塔”，始建于北宋年间，为十三层平面八角形砖塔，塔高40余米，曾是莘县城内最高的建筑，是莘县的标志和象征。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塔，曾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岿然不倒，却在1968年以“不安全”为由拆毁。2006年又在原址重建雁塔。

杨瓒造龙虎塔，唐代天宝二年（743年）。

原在青州市朱良镇段村石佛寺，1963年移至山东博物馆收藏。该塔为五级小石塔，由须弥底座和五级塔身组成，现存八块石，残高260厘米，估计原塔总高度可达350厘米。第一级塔身正面下部开一门，门楣正中刻兽面纹，门楣之上浮雕两条倒悬的龙，以往将“兽面”视为虎面，故将这一类佛塔称为“龙虎塔”。在第一级塔身右侧面和背面有669字的题记，记录了塔主杨瓒造塔的因缘及施主姓名。

龙虎塔因塔身雕刻龙虎而得名，流行于唐代，唐以后未见，山东现存龙虎塔寥寥可数，仅有济南神通寺大龙虎塔、神通寺存小龙虎塔、青州博物馆唐冯石奴造像塔、青州博物馆藏小龙虎塔、长清灵岩寺小龙虎塔和平阴南张庄龙虎塔残件等，山东博物馆除杨瓒造龙虎塔外，包括那座未知出处的小龙虎塔残件，全省连残件算上仅此八处。杨瓒造龙虎塔体量大，保存完整，造像精细且铭文清晰，是难得的珍品。

石碑和石幢。

石幢一般作八边形，其上刻小像和经文，也有刻文纪事的。刻经文的石幢称为经幢，石幢也常被立在路旁，泽被行人。

石经幢，五代显德五年（958年）。该幢为棣州(今惠民县其治所）开元寺所立，上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并附记附近僧俗功德主姓名。

石经幢

造像幢，北宋。

造像幢，唐。八面，为造像幢的一部分。因每面上部均镌刻一尊小佛像，故称其为“八佛头”。

造像幢，北齐天宝年间。

上两层镌刻佛像，下层刻写施主姓名及制作年月。石幢的形式源自佛塔，民间也称之为“塔幢”。

造像碑，北齐 - 隋。

碑后题刻造像内容、姓名，祈愿“天龙八部国王帝主、州县令长师僧父母、檀越施主法界众生，同升上道”。

龙虎塔残件，唐。

为塔身正面部分，龛两侧为武士形象的金刚，龛顶部为化佛和飞天。

舍利信仰。

舍利有两种，一是真身舍利，指佛涅槃火化后的遗骨，二是法身舍利，指佛经。一般所说的舍利指佛骨舍利，以其灵验和瑞祥为中国帝王、贵族和一般民众所信奉。舍利一般埋藏在塔内，埋藏舍利的藏具有的叫函，有的叫椁，有的叫棺，以石、铁、木、金银等做成，最多的有九重，和古代的天子之礼等同，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埋葬习俗而埋葬的。

舍利石函，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