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子先 | 我的学生时代（之四） 两年高小的学习与生活
我的学生时代（之四）
两年高小的学习与生活
文|井子先
彭桥完小是我小学升初中的母校。
文化大革命前，彭桥是邓县的一个行政管理区，下辖彭桥、九重、柏林、陶岔、玉皇五个小公社。每个小公社根据所辖范围的大小，设一至两所完全小学。彭桥小公社管辖的十个大队分散在彭桥街周围，居住比较集中，所以只有彭桥完小一所高小，辖区内的所有初小毕业的学生都要考到这里上高小。
彭桥完小在彭桥十字大街的东北隅，坐东面西。背靠东寨墙，南临从东大桥绕过街后的公路，北面是一个东通寨外西连大坑的水道。大门外甬路南面是操场，北面是几家居民和生产队的稻场。
彭桥完小有南北两个较大的院落。南院是初小四个年级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北院是高小五、六年级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大门开在北院西边靠南的地方，大门上方写着“彭桥完小”几个大字。高小部设五年级甲、乙、丙三个班和六年级甲、乙两个班。我被分在五甲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李明锡，数学老师叫杨永远，兼教美术。另外还开设有地理、自然以及体育、美术和音乐等辅课。六年级时，班主任换成教语文的张敬涛，教数学的是德高望重的李功甫老师。。
高小学生有几种类型，离家近的算走读生，回家吃饭，在家住宿；远一点的属住校生，在家吃饭在校住宿；还有因家庭条件不好上半天歇半天的叫代学生。我在彭桥街姑家吃住，时间上一点也没有耽误。
我姑家在彭桥街西头。一个四合小院，前面是三间带铺板门的门面房，西边三间厢房是土瓦房，与门面房相接，东边两间厢房是草房。由于人多，加上姑父的外甥一家也在这里住，显得很窄恰。西边三间当屋放一张大桌子，支一张床我睡，姑和表妹表弟睡在南间，北间是灶火。后面是一个小楼门儿，两道栓，有暗锁，使得小院很是紧趁。院外头西边几丈外有一眼大口水井，水很旺，彭桥街大部分人都在这里吃水。当时生产队家底都很薄，社员分不了多少东西，姑家有姑父拿工资，在钱头上宽展些，但在吃的烧的上并不富裕，所以每隔一两个星期，父亲都要送些柴火红薯好面包谷糁等东西。一天三顿饭姑都做得很及时，生怕耽误了我们上学，早上，天不明就响起了风箱的“噗嗒”声。而每天晚上，为了全家的穿戴，姑都要在灯下纺线缝补到深夜。每天上学从楼门儿出去沿着人们挑水踏出的小路走到街上，穿过大街绕过水塘离学校就不远了，就是几分钟的路，所以一般不会迟到。
在彭桥完小上学的二年里，我仍然是班里的干部。五年级时是少先队里的中队委员，胳膊上戴有白地红杠的臂章；六年级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很受老师的器重。五年级升六年级，作文题是《记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人》，我写的作文受到六年级语文老师的好评。我的算术成绩也不错，在六甲班名列前茅，老师们都着力培养我。记得有一次学校召开声援抗美援越的大会，教语文的张敬涛老师写了稿子让我在大会上发言，稿子中的“核讹诈”一词我第一次接触，记了一辈子；有一次做算术作业，不小心做错了一道题，教算术的李功甫老师用指头在我太阳穴上戳戳，下课后又把我叫到办公室，一巴掌打掉了我的帽子，把我吓得够呛，但我知道这都是为我好。由于自己那点小聪明，学习上似乎没有遇到太大困难，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所以有同学给我取外号叫“葫芦”。语文老师张敬涛，数学老师李功甫，都把我当成宝贝，希望能为他们争光。我考上初中后元旦放假回校看他们，他们从老师灶上打来猪肉萝卜炖粉条的饭菜招待我，很让我感动。
我们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校曾多次组织野外活动，其中有两次我记得最清楚。一次是五年级时老师让我们攀登和尚山，还叫回来写一篇作文。那次我们班排着队打着队旗，来到彭桥北里七八里的和尚山下。和尚山不算高，山坡上没有树，只有乱石、乱草和一些刺棵荆棘，山顶光秃秃的，有一个小石寨。同学们站成一横排，老师一声号令，大家都飞快地往山上跑去，任凭脚下乱石垫脚荆棘刺破皮肤挂破衣服，顾不得停下来喘口气，甚至绊倒了手擦破了皮也顾不得疼了。当气喘吁吁满脸汗水登上山顶时，那种喜悦是难以形容的。经稍事休息，我们来到西边的山坡程家，这里的土有白色红色两种，村里土坯垒的房子，墙都是红色或白色，附近村里的老百姓粉刷墙壁也来这里拉土。同学们如同见了宝贝，都捡了一些土块装到书包里带回去写字用。还有一次是六年级时班里组织勤工俭学，由班主任张敬涛老师带着部分同学，到杏山里头的白果树村住下来捡地曲莲。地曲莲应该算是一种菌类吧，长在草丛里，越是湿润的地方越是肥大。生活艰苦的年代，人们捡来地曲莲，晒干了备用，吃的时候发开了像黑木耳，或做红薯面包子，或做成菜干（米）饭，味道很是不错。学生们到杏山里头捡地曲莲也算学校勤工俭学的一项活动，实际上也捡不了多少。我们住在房东家的空房子里，用荒草打了地铺，老师和我们吃住在一起。谁知到那里的第二天晚上我就生了病，发烧，咳嗽，呕吐，可把张老师吓坏了，一直在身边照顾我，似乎一夜都没睡好觉，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当老师的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表现欲。为了表现自己，学校有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召开联欢会，我报名上去表演学牛叫、学小孩子哭；排抗美援越的活报剧，我报名当剧中的人物小敢；学校集会，班长不在，我就出来喊队，应该也算一个活跃分子吧。
我对高小期间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有较深刻的印象：五年级时的算术老师杨永远兼美术课，课上得好，画也画的不错，就是很严肃，学生们都怕他；自然老师张道爱，小铜腔略带鼻音，听上去别有风味；担任六年级历史课的校长王全林，很有学问，也很健谈；音乐老师赵志祥是个男老师，嗓音却特别好，边弹风琴边教我们唱歌，同学们都喜欢上音乐课，《南泥湾》、《好八连》、《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年轻人》、《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等有思想教育意义又好听的歌曲都是他教会的。而最为深刻的是对李功甫老师的记忆：李老师为人真诚随和，穿着随意，再冷的天，只要一进教室就把棉袄脱了，只留下里边的一件旧毛衣。讲课思路清晰，有条有理，一听就明白。特别是一讲完课，他就会跟同学们讲《水浒传》的故事，他对《水浒传》里面那些英雄人物绘声绘色的讲述，往往引得同学们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后面的同学也争着往前凑。这并没有影响同学们的算术成绩，反而使同学们在学习枯燥的文化课的同时了解了其他一些东西，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
在彭桥完小上学的二年里，我也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那时候平常只有一双布鞋，由于经济死巴，买一双马鞍胶鞋都成了奢望。为了省鞋，雨雪天上学往往打赤脚，脚被石头子划破被刺扎住是常事。天暖和打赤脚小点心还没有什么，下雪天打赤脚，那罪可不好受，开始脚冻得生疼不敢挨地，时间长了冻木了又不想沾水，所以有几次晚上睡觉，用雪把脚上的泥巴擦擦，用笤帚搌搌就偷偷上了床，脚冻得冰凉冰凉，很长时间才能缓过劲儿。那时候，手上、脚上炸裂子，身上长虱子都是常事，没人会笑话，晚上尿床也不稀罕。就这我算是享福了，好多同学比我受的罪大得多了。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被一阵敲门声和喊声惊醒，“先娃、先娃，都预备了，快起来上学”，姑听见后叫醒我。我穿好衣裳开开门，原来是同村的党娃（井自党）来喊我。他下午放学不想回家，上了晚自习就在学校大门过道里的一张桌子上躺下，冻醒了就起来跑跑。常言说“夜罪难受”，实在熬不下去，估摸着也快到起床时间了，就跑过来喊我。我俩踏着冻得棒棒硬的覆盖着一层薄雪的路往学校走，一直打着哆嗦到起床钟响。现在想来，我当时住在姑家真算是掉到福窝里了！
当然，在彭桥完小上学的二年里，更多的是快乐。课余时间，我会一个人到街上乱转，把不大的彭桥街转了个遍。如果有戏，我会找个高一点的地方隔着箔子圈踮着脚伸着脖子看一阵子；或者遇住放票，便钻进去看一会儿，看不懂只是看热闹而已。课外活动，我会跑到学校后面寨墙上，在树林里玩一阵子；或者顺寨墙跑到排子河底，走到东大桥，一个人独自行动也不知道害怕。看到两丈多高的由大石条垒起来的引桥就遥遥欲试，双手交替紧紧扣住石头缝，双脚紧紧蹬住石条楞角，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向上面攀登，竟然屡屡成功，越攀越胆大。回到我姑家里，如果有时间，我会和表哥表妹玩“杀羊”的游戏：一个人用粉笔（有时用白土块）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画道道让另一人找，找不完的打手心，两人轮换着来，挺开心的。但更开心的是在有月亮头的晚上，一群孩子玩打仗的游戏。那时候在彭桥街电影没少看，如《上甘岭》《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大都是战斗故事片。孩子们看得兴高采烈，就学着影片中的样子，分成两部分，一头找一个领头的称连长或师长，手里拿着用纸叠的或用泥巴做的手枪，头上戴着用树条编的帽圈子，“冲啊”“杀啊”地追着跑着，从十字口跑到寨外，从大街上跑到背街小巷，直到夜深才兴犹未尽的散去。
在彭桥上的两年高小使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为我以后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是住在我姑家，我的学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我们村与我同时或早于我考上高小的九个人中只有我在1965年考上了初中，这功劳尽管有自己主观努力的份，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有一个好的条件。所以我要说，如果没有我姑家的付出，我的人生历史必然要重新书写，我姑家就是我人生的连心锁、加油站。
我怀念在彭桥上学的生活！怀念贤惠、勤谨、淳朴、厚道的姑姑！怀念不苟言笑却有一颗仁慈之心的姑父！怀念儿时的伙伴们！（未完待续）
图|网络
--End--
作者简介：井子先，男，1952年6月生，河南省邓州市第二高中退休历史教师。虽才疏学浅，但喜爱舞文弄墨，自我欣赏。不为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却自我陶醉其中、自得其乐。自认为性格与爱好造就了自己，认为时代是前进的，自己的人生始终都是美好的，“向前看”是自己的追求，“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最好的自己”是座右铭。
Jan. 12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