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民：大江南北，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自己祖上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
在今天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河北，乃至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四川和重庆，都广泛流传着一首古老的民谣：问我祖上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屋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鹳窝。而流传各地民间的其他有关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移民的传奇故事，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为了印证这个说法，这些地区的乡间老人，都一代一代不厌其烦地让孩子看自己的小脚趾甲，说凡是当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徙出来的汉人，其后裔身上最小的那个脚趾甲都是两瓣的。——这些，其实都是人们对发生在六百年前那场山西大移民事件的碎片化记忆。
史料记载，从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将近五十年间，大明政府曾先后十多次组织人财物力，从今天的山西临汾（平阳）、长治（潞州）、晋城（泽州）、吕梁（汾州）等地组织乡间民众，通过设置在洪洞县大槐树底下（今大槐树镇）的官方移民管理机构（广济寺），向全国人烟稀少的地区大规模移民，其数量之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力之深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那么，大明政府为什么要选择从山西组织移民呢？
这要从元末明初中原地带的人口分布情况说起。
在经历了元朝末年那场极为惨烈的社会大动荡之后，到明太祖朱元璋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彼时的中原大地早已被战火摧残得满目疮痍、体无完肤。而作为战乱重灾区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其人口数量之减少程度，更是达到了几近灭绝的边缘。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东北环太行、西南绕黄河，军事上天然易守难攻；而境内土壤肥厚，雨量适中，丘陵、盆地、河流纵横交错，是当时北部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发展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得山西在当时不仅成功规避了元末大战乱的侵扰，完整保存了境内自有的800万人口，还吸纳了来自周边地区的2000多万战争难民。这些人在数量上几乎占据了当时明王朝管辖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是大明王朝战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于是，本着合理调配资源，优先发展中原农耕的战略意图，从明洪武开始，朱明王朝就制定系列移民政策，有计划地按照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从山西向人烟稀少的其他中原省区进行定向化人口转移。
大明王朝的移民方式和政策，大体分遣返、军屯和民屯三种。所谓遣返，就是将在元末十七年战乱中被迫流入山西或其他地域的难民（其中也有一些有产者），分期分批重新遣回原籍予以安置，使其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种情况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一带；所谓军屯，就是将战后退役或还在服役的一部分军士，小建制地安置到远离中心城镇的边远地区一边开垦种养植，一边轮值守城，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种情况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四川和湖北；第三种就是民屯。所谓民屯，就是将人口稠密之地的原住民，或整村或整家族地按照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集体迁徙到人烟较为稀少的中原各省区屯田安置，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利其扎根繁衍。这种情况应该说，占据了移民总量的绝大多数。
十四世纪的洪洞县是山西平阳（今临汾）地区人口最为稠密的县域之一，素有古代山西交通枢纽之誉。这是因为，洪洞县北通幽燕、东接齐鲁、南达秦蜀、西临河陇；而其县城北部的广济寺，又是唐宋元三朝官方驿站，地理位置历来十分优越。大明政府在洪洞县设置官方移民管理机构，集中办理移民事务，应该说是很明智、也很自然的一个选择。
《明史》《明实录》曾互证记载：有明一朝三百年间，由明王朝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大移民，前后共发生十八次之多，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涉及当时一十八个省，五百多个县，凡八百八十一个姓氏。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新疆、西藏、海南、台湾等28个省区的近2100多个县域，都或多或少留下了明代大移民的历史印记。
明代大移民事件迄今已走过600年历史岁月。但其影响却至今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之中，并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在中国最广大的地区一代代传播、传承并发扬光大。
对明代大移民事件的历史性评价，官方一直鲜有明确立场；而民间的评述，则多注重于底层社会民众对背井离乡之虞的情感渲染。事实上，明代大移民事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不能说是统治者单方面对底层民众的经济剥削或政治压迫。国家政权的确立、社会架构的稳固、底层民众的安居乐业，任何时候都必须仰仗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而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以及土地衍生物的产出，无疑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行、居民生息繁衍无可替代的生产生活资料。大批经历了战乱摧残的赤贫移民（其中也包括一些有产者），经由国家层面的外部干预与引导，在获得了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后，其对生活的热望和对未来发展的憧憬，极大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其对明初社会文明的重新建构，其重大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