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绍昆：寻找经方医学的生长点

中医书友会第 1870 期

I导读：黄煌按：“娄绍昆先生这篇大作是经方医学的宣言，字字玑珠，句句真言，每个经方人必须反复地学习和体会，并身体力行于临床。”

说到“字字珠玑”，这篇文章，是娄绍昆老师学习经方医学的过程中，读《伤寒论》的心得体会，虽然文中没有具体的案例供你学习，但通篇都是几十年读书和临床的思考，对于医生来说，这种基于临床又跳出临床的思考，非常有必要和价值。

寻找经方医学的生长点——读《伤寒论》的琐记   

作者/娄绍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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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阅读《伤寒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疗效，正像古人说的：要把《伤寒论》当做病案来分析，同时在临床上要把每一个病案当做《伤寒论》来解读。

这句话朴实无华，揭示了在一个文本阅读的空间中，人怎样才能触及临床实在的面庞；在临床具体的病案面前，人怎样才能寻找仲景当时的身影。这样，则在阅读与临床、抽象与具体、文本与病人的巨大反差中给人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这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挖掘去表达，并理性地展示出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熟练运用的问题。

陆渊雷认为，理解《伤寒论》懂其原理的人未必能够熟练运用；能够熟练运用的人，又未必理解《伤寒论》，懂得《伤寒论》的原理。我们更应该警惕前者，一刻也不能离开临床实践。因为临床医生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一日不练口生，二日不练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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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虽然传承自《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但它更周密、更深入、更构造性地展开，所以仍属于一种创造性文本。《伤寒论》实际上是把张仲景独创性思想——方证辨证是如何展开的？—— 作了跨时空的发挥和深入的论证。

它把视野扩展到了人类疾病的整体，以全新的角度鸟瞰人类疾病存在、演化和诊治的秘密。全书以此为主线，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时空分析。它以六（经）病及其演变为经纬，以风寒袭人致病，作用于不同体质而引出临床不同诊治为例，一一道来。它同时对比了外感病和内妇等科疾病，反复讨论了方证辨证的可行性。论叙具体，文理严谨，行文规范，遣词造句，精练含蓄，前后照应，互文见义；既大刀阔斧又细腻非凡，从而富有极大的论叙魅力。《伤寒论》就像一把钥匙，掌握了它，才能开启生命医学中那一扇不轻易开启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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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除了临床专业的经验外，还有他的生活经验、社会经验。所谓经验，牵涉到的都是一种较长时期的积累。社会生活经验是你在所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通过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是与你周围的人们共同分享的，甚至无须特别用语言来加以沟通，是人们之间的密码和暗号。然而此类经验是外人看不出来，里面人说不出来的那些东西，很难找到恰当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如果此类经验永远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远不存在。

仲景的伟大就在于他能从病人与疾病认知的整体水平出发，找到所有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转归的一般规律与诊治方法。我们面对《伤寒论》的时候就像面对生命、面对疾病、面对一群活灵活现的病人与他们的苦痛。所以《伤寒论》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个诊治方法，而不在于去解释这个诊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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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是一个科学和哲学不分家的年代，《内经》诸多作者的基本的智力活动都可以归结到探寻某个超越的秩序，它关心隐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生命秩序和结构，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奥秘和规律。所有这些问题和答案今天看起来既天真又深刻。

而在《伤寒论》中这种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天人合一、五运六气等理论被临证体验、现场观察取而代之，因而研究健病之变、诊治方法的途径和视角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以更多的经验观察大部分地代替了形而上的思辨。“经验”乃是人类另外一种探索真理、到达真理的方式，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将经验观察和理性精神结合起来的完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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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与时方之争起于唐宋，盛于明清。其争论的内容每朝每代各有不同。近代以来争论的核心是辨别病证的方法。

经方派追溯仲景余绪，以方证对应、药证对应为辨证方法，称之为经方医学，哲学上归属于唯物论的范畴；时方派尊奉内经要旨，以病因病机等理法审别为辨证方法，称之为医经医学，哲学上归属於阴阳论即辩证法的范畴。

在“经方医学”越是不发达的年代，医经医学有可能越是发达，形成一种完全不平衡的局面，甚至更多出现的是替代性的局面。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方与时方之争基本上停止，统一于医经医学的思想理念和辩证思维。中医界在寻求无害的、阻力最小的精神出口，从而减轻学派争论的压力。这样一来，与医经医学自觉地处于历史意识之中不同，经方医学不得不处于历史的潜意识当中。

中医界反对阴阳五行的学术见解都被冠以思想上反对辩证法，反对系统论。显然因为存在这样的逻辑联系，才导致了中医师普遍思想上的束缚。人们不仅需要在行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脑海中也不要信马由缰。当中医师长时间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就会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就会模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想法的界限，模糊了事实与观念之间的界限，造成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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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所倡导的方证辨证是如此非凡，如此令人难于理解。如果秦汉以前的经方医学不曾发展出这种辨证方法的话，我们难以想象它竟然可能存在。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和理性规划设计的能力。远古年代的中国人开始时好象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居然撞到了这样一种能诊治疾病的方法，并能够把它保留下来成长长大，的确了不起。

这些都并非出自人类的本能，并非来自遗传，而是经由学习与模仿，形成传统并得以延续的。这些诊治规范中好多是一些“禁忌”的记录，它们从反面告诉人们那些治疗方法是不该作的，实际上是对人的某些本能的限制。这也表明，这些治疗方法、规范，并不来自本能。只是人类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尝试、修正、仿效和总结，发现了唯有遵守这些规范，才可能导致大规模人群的健康繁荣，才可能减轻、消除疾病的痛苦。

像方证辨证这样的诊治疾病的方法，使人们能够利用如此分散且根本无法全盘观测到的生命知识，形成某种超越人们想象力的疗效。当各种诊治方法根据这样的模式发展起来后，人们便不需要凡事都象原始人一样去寻求共识，因为八方分散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现在都能自然地通过某种神秘的机制为各式各样的疾病提供有效的服务。

先前人们也并不知道它比较有效，不知道这种诊治方式会使自己得到成功的扩展。然而经过悠久历史的淘汰和抉择，终于使我们的祖先幸运地演化出了这样一种结构的诊治方法，并有效地传播开来。《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就是依赖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诊治经验所积累、所形成的，它们是记录下这种演化过程的仅存硕果。假如没有这个漫长的碰撞、尝试、修正、仿效的历史过程，没有《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的总结和记载，张仲景也是巧妇难煮无米之炊。

当然，张仲景是前经方医学的总结者和提升者。他怀着一股十分强烈的悲愿，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对历代经方进行加减变化，配伍格局的调整。经过长期的研究，广泛的调查和实践的累积而撰写完成《伤寒论》。但一如《伤寒杂病论》这一书名巧妙地隐含的，此书的主旨在于为中医临床指出一条诊治所有疾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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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通过条文排序分篇记叙的形式把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的顿悟与经验与在私下沉思时已经掌握的真知灼见全盘告诉后人。他重视症状、体征的原始形态，重视在一组症候群中区别它们的原始差异。他自有一套办法，把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尺度带进经方医学之中，使之呈现一种宏大的景观，避免了诊治过程中的粗鄙化、简单化。

整部《伤寒论》是由许多相关的条文有序叠加的结果，其间某些个别条文，都处于前后条文的关系当中，其意义在于在上下文中如何积累和传递信息，而不是单独存在的。

他知道如何把握条文的分寸，什么时候该写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该写；或只能写出部分。该省略的一概省略，该沉默的时候决不多说一句话。既要避免太笼统，也要避免太具体，前者会让人们感觉不知所云，后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执。有的条文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入挖掘，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而不是直奔事情的核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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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伤寒论》的阐释意味着对话、给予、沟通、付出，意味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明生成。但是中国历代医家大都以《内经》的理论来阐释《伤寒论》。

正如陆渊雷《伤寒论今释》敘例中所说的“金元以后医家，困守《内经》，莫能自拔，单词只义，奉为金科，驰骛空言，不言实效。”

所以读这些《伤寒论》阐释本，反而会使你越读越糊涂。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一人一仲景，一本一伤寒”的现象。即使是大冢敬节的《伤寒论解说》也不能免俗。只有在诵读《伤寒论》原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那种思想上医学上深呼吸的感觉，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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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虽然艰苦辛劳，但可以了解到张仲景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可以窥视到张仲景本人临证时的思维活动的蛛丝马迹。比仅仅见到已经整理好的结论，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有用多少倍。因为用这些已经整理好的结论来说明临床现象，往往没有触及到临床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汤本求真深有体会地说：“研究伤寒论者，能自幼而壮而老，造次颠沛，登堂入室，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自然而然，术精技熟，遇病处方操纵自如。”

他对《伤寒论》的阅读体会可为入细入微，告诉我们无经验基础的阅读与有经验基础的阅读之间，临床经验不足的阅读与临床经验日臻丰富的阅读之间存在着巨大区别。他体会到医生如果自幼而壮而老地研究伤寒论，不仅有益于我们的过去及今天，而且还影响到我们明天将可能如何发展。众所周知，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

是的，只有反复地阅读《伤寒论》，达到感同身受的境界时，才能在条文中读出意义，读出内容，读出顿悟，读出惊喜，才会在心中引起共鸣。当这个时候，我们才体悟到《伤寒论》的独到的风格，它既没有繁琐的理性论叙，也不是简单的方证相对。合上此书，你再也看不见简单的出口，即使有，你也不愿离开，因为你舍不得那遍地的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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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的文本是固定的、已完成的。然而，临床实践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谁也不能预料病症未来怎样变化；病症也不可能按照谁事先所预料的那样地展开。临床实践的这种开放的、未完成的性质，要求我们能够正视临床上存在着潜在的层面；正视那些尚未打开的、尚未被看见的、但是构成临床实践的隐蔽性的东西；更需要发现和发掘出它们，寻找出最佳的诊治方案。

人们回过头来仔细琢磨，不难发现，《伤寒论》使用的术语大多是单纯陈述临床诊治的事实，较少用于有关事实的解释与推理。即是说，你一旦使用这些词汇，你就不知不觉地已经进入了经方医学体系预设的前提和假设中了。

仲景描述性的论叙，尽量把问题从各个方面展现出来，而不是沿着一条线做出一种推论。从病症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作为研究的对象更适合揭示问题中交织、断裂的那些微妙之处。仲景能够成功地将这种直观、本真的经验神奇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他寻找到的最准确的表达形式。

通过《伤寒论》的原文，让后学者听到他的声音，这不仅仅需要学识上的渊博与深刻，而且需要一种特别的敏感与原创能力。用理性的语言刻划出中医诊治系统非理性图像，这也许是张仲景的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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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一般伴随着模糊性，因为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是要以完整性为代价的。这是一个悖论，张仲景撰写《伤寒论》时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伤寒论》为了总体把握疾病的一般规律，就不去管一些不可捉摸的、比较琐碎的东西了，所以条文排序结构所衍生的一种模糊性、暧昧性、晦涩性和歧义性就再所难免。问题在于仲景那时找不到一种使之理性化的渠道，也就是说，无法形成一套使“方证辨证”堂而皇之系统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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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条文中看到的病证和实际的临床病证有什么关系呢？

前者不过是一种对于后者的比划比划罢了，看上去像，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若隐若现的。张仲景不能，其实也无法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病人，把临床病人脉证中一部分症状体征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症状体征剔除出去。

他只能提出规律性、纲领性、导向性、典型性的论叙，之于具体的诊治就需要临床医生自己去领悟、去体会、去细化了。所以，我们要自觉地清算那种依样画葫芦的懒汉思想，以及非此即彼的僵化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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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写在字面上用来给人们阅读的，是一些句子、语词和它们互相之间衔接、过渡、变化、行进。它和现实的临床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论述这样一些诊治，仲景能达到他的目的吗？或者说，后学者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仲景的所愿吗？

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更何况历代医家都提到要重视仲景《伤寒论》条文中省略的那一部分“无字”的内容，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无言意味，仅仅依赖语言文字，恐怕很难读明白。《伤寒论》条文中的“无字”，既是境界，又是我们学习的障碍。

陈伯坛有几句说的很中肯：“对仲景原文的阐释，不管条文错简与否，字句是否通达，不纠缠各派之纷争而以临床实践出发。仲景学说是即教人从没字句之空白处寻出字句来，还向病人身上寻出有字句之书，简直是仲景全集已藏入病人十二经中矣，失病人便是失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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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有限的，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被规定的东西，尤其不是一种可以按图索骥的百科全书。不要把“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张仲景，奉为摩西般的先知。需要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对《伤寒论》作出重新挖掘和理解，也就是说，需要经方研究者本人在《伤寒论》与现代中医之间造成一个新的空间，新的叙述，而不是将《伤寒论》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譬如汤本求真尊奉《伤寒论》并不意味着他紧跟在《伤寒论》后面亦步亦趋。他能融会贯通，他能独立思考，他更能大量地融入新知，所以后来大脚步行走在日本汉方医学道路上的是他自己的血肉身躯和脚步，而不是张仲景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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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方证辨证而获得成功的病例，往往是一种“事实上的应该”，而不仅仅是“逻辑的必然”。所以留在医者身上的经验积累可以衍生出理性的智慧。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熟能生巧，可见熟练的经验也可以产生出精确的判断。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一个难以言说的直觉也会帮助你掌握某一个被隐藏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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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成功病例的诊治始末都隐匿着每一个医生经验积累的过程，都细叙着医生他自己精神成长的故事。因为医生的诊治不仅消除了患者的症状与体征，而且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了，这就是他自己的信心、经验、眼光和判断力，都在他为患者诊治的过程中得到又一次的锻造和刷新。

这种情形发生在每一个投身研究《伤寒论》的医生身上，每当他们一回忆起这些治愈的典型病案，就会令他们情趣无穷，信心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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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伤寒论》文本结构上存在一些遗憾，因此造成了原文中词语之间、句子之间和篇章结构上的许多空白和裂缝，阅读时会产生片断的感觉。再加上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使解读《伤寒论》原文更为不易。

所以《伤寒论》原文绝不会是某种外在于我们和驾驭我们的神谕。我们不是简单地遵循《伤寒论》，而是要内在地消化它。因为有时候决定临床疗效的，不仅仅是辨证正确与否的问题，而只是分寸的问题。唯其如此去理解《伤寒论》，它才是可以触摸到的，无处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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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提供的是，论述他自己经验领域里简单或最简单的方证，而我们临床时面对的病案就没有那样地单纯，那样地典型。

总之，在依靠方证辨证常规程序诊治的过程中，还要密切关注每一个病案的个体性与偶然性，因为具体的病症都是具有生长性的，具有自己变化、发展的新情况，这样的认识可能更符合于我们临床的实践。

所以临床家的头脑里，必须要以概括性和灵活性来重现和重组一些比较复杂的方证状态，当临床家的头脑里的方证状态和临床的病案的方证状态大致契合时，才会产生疗效。也只有医生自己的诊治实践才能够使《伤寒论》具体化、鲜活化。从某一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经方临床家都在发现、发展或者说在改写着《伤寒论》。

所以只有既热爱《伤寒论》更热爱医生生活，执着中医临床并能够直接地不借助于现成医学典籍而从临床实践中获得灵感、启悟、经验与刺激，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联想与创意的中医生才能读懂《伤寒论》，才能去诊治病人。

临床实践是中医的惟一的源泉，《伤寒论》本身并不能产生经方医学，只有活生生的病人，病人身上许许多多同中有异的临床现象才能产生经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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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师除了从自身广袤丰富的临床体会中，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获得有关诊治的经验呢？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是什么”只是一种状态，而只有去“做什么”才能提供一种说服力。《伤寒论》那些是不言自明的方证，其中决定性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不言自明”的条文，而是来自“我认为”。“我认为”它不是自以为是的自我言说，而是要经过打磨和历练才会在尝试中寻找到自己的声音。

临床实践告诉我，每当我们用仲景的“方证辨证”治好一个病案时，我们就觉得对《伤寒论》就增多一层的理解；与此同时， “我认为”也会相应地提高一点点。

就象黑格尔讲的那个往水里扔石子的小男孩一样，从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里，感到了自己力量在延伸，眼睛的视力也在增强，心灵的感受力也在萌生，体内的活力、弹性和韵律也在悄悄生长。

也就是说，扔石子这么一个动作，其结果不仅是看得见的一个水圈，而且还有小男孩从中创造出来的新的自我。这个内在的收获是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只要医者注意到病人各自诊治前后的病情变化，并对其中的细微差异引起高度重视，医者原本的眼光趣味、观察力和敏感性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这一点，我们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在每一个无名无声但知冷知热的普通病人身上，都会得到反复的证验。汪丁丁说得好：“实践之所以高于理论，因为理论只是话语，是等待着被人理解的文本，是没有实现的意志。实践则是理解的过程，是实行中的意志。”所以医学家也认为，临床实践永远是理论和学问的老祖宗。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中医师的个人经验与学问的积累不都是正面的，它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这些东西会使中医师丧失了直接去感觉、判断外在的鲜活的临床病人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这方面的兴致，变成一个倚老卖老江郎才尽的“老中医”。所以中医师永远要保持对临床的执着的热情，对病人高度的负责 ，时时自觉地进行知识更新，才会使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学问不会很快地蜕变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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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自成理论体系的原理，知道从事于经方医学研究的人，首先要下功夫学会经方系统内的知识，学会运用经方思维去思考问题，去诊治病人。一个经方学者，如果没有自觉地将自己融入《伤寒论》中，他的所谓更换辨证思路也好，他的所谓超越创新也罢，不过是放纵自己的智力欲望而已。

当然，卓然自立以后，才能从容地去兼容并收，择善而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然的话，临床上举棋不定，朝令暮改，是难以治愈沉疴痼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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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证辨证的方法虽然是诊治效果最好的一种疗法，但在我们没有掌握它的真髓之前，疗效平平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传统的“辨证论治”于事无补，反而会搅乱自己的思路。

矢数道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诸家异趣，技术不同，故其立论制方亦各不同，而摭拾杂乱，则其方法不能统一，而治疗无规律矣”。即使医生精通两种不同思路的辨证疗法，也不一定是优势互补。 在疑难病症面前，将什么悬置、不提、放下，将什么坚持、携带、铭刻于心，是很难保持自身的一致性而不致被从两个方面来的相反力量扯得两败俱伤。

临床事实常常告诉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只会使自己更加混乱和无能为力，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更不得要领。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跨越这种障碍，仍然在两种旗鼓相当互相抗衡的思路中游刃有余。

我的办法是，坚持“方证辨证”一种单一的辨证思路，利用针灸等外治法，内外合治，疗效互补，在诊治过程中摸索前进，逐渐完善，走向成熟。

现代经方医师如果在纷繁复杂的临床现象面前失去对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的把握和病势进退的方向感，看不到各种变化中不变的东西——病人体质、病史和相应的方证状态仍然客观地存在，则可能从根本上忘记了中医经方医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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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经方医学的独立性，是一个对于经方医学自身合理性的诉求；这项诉求的深远意义并不在宣布经方医学与外部世界脱节，而是声明任何经方医学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给经方医学提供任何现成的答案。

有没有经过这个合理性论证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需要经方医学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去思考人体生命医学的诸多问题，而不是站在其他医学的立场去要求经方医学。

当然，很可能经过自我论证之后，经方医学仍然也融入其他医学的观点，但这回是出于经方医学的自愿，出于经方医学本身活力的考虑，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强迫。

作为一种学派，不管是经方医学还医经医学，对我来说，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它是一种有自身历史的领域；有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有这个领域之内的人们所要面对的难题。

在这个意义上，经方医学是一道门槛，需要经过长时期恰当的训练，才能得其门而入。大冢敬节从二十九岁（1929年）开始阅读《伤寒论》，一生对《伤寒论》的研究从未间断。他的宗旨是：研究汉方医学始于《伤寒论》，并终于《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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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辨证和方证辨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们追求的方向不一样。方证辨证是追求“知其然”；理法辨证是追求“知其所以然”。

所谓“知其然”的方证辨证，是一种我们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的有疗效的辨证模式。这些模式发生的原因和机制人们至今可能还盲然无知，它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但我们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识到它们，并使自己的辨证方法与其相适应。就此而言，它又确实是我们理解病人病症的理性知识的一部分。

这种使我们适应而采纳“知其然”的方证辨证，同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何种结果“为什么”的知识——“知其所以然” 的理法辨证极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把这种“知其然”的方证辨证，视为经方医学。

海耶克认为“知其然”之类知识的性质是处在人类的动物本能和理性之间——它超越并制约着我们的本能，但又不是来自理性。在人们一般想法中，“本能与理性之间”应当空无一物。“不是本能，就是理性，二者必居其一”，心理学上这种本能与理性二分法，使人们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那一片极其重要的领域。那是文明积淀传承下来的非理性非本能的结果。这一见解，是海耶克的重要创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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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地说吧，历史以诡异的方式将中华民族的经方医学移植在大和民族医生的身上，移植在一个和我们文字、习俗、文化、制度等有很大差异的国度中。阴错阳差，中医经方的方证辨证在日本却得到长足地发展。日本汉方家把庞杂的中医理论进行了“削尽陈繁留清瘦”的扬弃，竟然尽显其仲景思想的本色之美。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暗指这一令人难以启齿的历史事实。

目前对我们来说，学习和研究日本汉方是在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200多年来日本汉方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颠踬（diān zhì跌倒）、错误和失败，积累了运用《伤寒杂病论》方药的超乎寻常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的确使人瞠目凝神，不胜感慨。因此学习日本汉方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思。

当然，学习日本汉方应该有更冷静的思考、更清醒的认识，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不是照搬照抄，不是机械地运用或拙劣地模仿，更不是故弄玄虚，卖弄和唬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素养，有了这种素养，然后脚踏实地地观察、研究我们自己的临床对象，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做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总之，要以开放、理解、接纳与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世界，广泛地接纳日本汉方医学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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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倡导方证辨证的理念，具有无时空之分的普适性，但它在自己的故国一直处于隐匿的位置。当代经方医学更是陷入到一种艰难的处境，它和现实发生了矛盾和脱节。

现在，许多临床中医师对方证辨证都是非常陌生的，更使它的生存缺乏氛围和土壤。这是一条多么令人痛心的历史下滑线啊，假如仲景地下有知，不知会作出什么反应呢？中医发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医临床一旦切断了和张仲景倡导的方证辨证的联系，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幸好，在临床中方证辨证的疗效反复得到证明。可见它的深处尚积淀着历史的自觉意识，这一令人可喜的意识，一定有一天能重新承载过去、接通未來，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

中医经方医学最好降低对中医理性追求的热情，全力遵循方证辨证规则下的诊治，接受这些方证辨证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其历代经方家并不都是借凭理性选择了经方医学，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由于亲眼目睹经方的神奇的疗效在情感上受到震惊而走上了经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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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古代医学夜晚最动人的一场篝火晚会，其薪火穿越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天空，至今仍旧光彩照人。也是《伤寒论》的火种点燃了日本汉方，使它升腾起灿烂的烟花。

历史进入近代，在东西两种文明激烈碰撞中，中医学满目疮痍，经方医学的发展陷入低谷。一直到了黄煌、胡希恕的出现，才拨开了重重的迷雾，使中医界寻找到经方医学存在的连续性和动力源。黄煌的学说如一源头活水，使人们对《伤寒论》有豁然开朗的领悟。

我相信，在未来的世纪里，《伤寒论》会象一次辉煌的日出，给世界医学增光添彩。张仲景的名字一定会镂刻在未来人类共同体的纪念碑上。

• 作者简介

娄绍昆，著名经方学者，多年来致力于仲景学说和日本汉方临床研究，注重《伤寒论》方证辨证与针灸等外治法结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他针药结合临床四十年、撰写畅销书《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至今已9次再版，深受读者喜爱。2017年在灵兰开设了专题课“一方一针解《伤寒》”，已有2575人订阅，反响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