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 // 食指
被有些人称为当代“诗歌之父”的食指，赢得了不少人的尊重，有些人更是将之——他的诗与人——作为评价当代诗歌意义，诗人写作价值的尺度。我不愿意心存阴暗，认为其中的一些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是怀有个人目的的，但我又不能不认为这些人围绕食指所做的一切，的确是怀有个人目的。因为在他们那里，谈论食指的意义的言论已经越出了诗歌，甚至越出了诗歌史的界线，而让人感到带有“诗歌政治”的色彩，其内含的并不是怎样给与食指以诗歌史的地位，而是为了批判另一些他们不赞赏的诗歌潮流，和写诗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食指实际上已经成为他们评判当代诗歌发展得失的个人标准。虽然我可以承认：从行为的意义上，即从食指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上讲，他的对待诗歌的态度可以成为某种标准，但这决不意味着我同意食指的诗歌在发展中的中国当代诗歌语境里也具有能够用以批判后来的诗歌的重要意义。这当然牵涉到对食指诗歌的评价问题，但不应该将食指诗歌从语言到形式的意义包括在内。
对于我，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从食指的诗歌中所呈现的，由接受俄罗斯浪漫主义，或者说由何其芳等人早期写作中接受的二手浪漫主义，而生成的诗歌写作方法，在他的时代——写出了《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时代，及后来的时代——从朦胧诗到今天的时代，更像一个孤立的写作现象，并没有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写作中产生建构一个时代诗歌样态的作用——如果不是非要把他的写作看作一个时代或者时代的象征。
所以，尽管他的确对北岛等人的写作产生过影响，但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对北岛等人的主要影响仍然来自其他人，像洛尔迦、曼德尔斯塔姆等西方诗人。不少人只是因为写作年代的关系指认食指是当代诗歌的先驱者，这是怎样的先驱者，精神意义、语言形式意义还是单纯时间意义上的？值得分辩。
而到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当代诗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管是人们在理解诗歌是什么，应该怎样在写作中建构诗歌以及写作的实绩方面，还是其他的什么方面，都很难说是由食指那里发展出来的。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需要谈论的就不是作为诗人个体的食指，而是进入到诗歌史评价框架中的食指，我们要分辨这样的食指的诗歌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同时以此为基点来谈论食指作为诗人的成就，而非他的由时间赋与的诗歌地位。在我看来，这才可能是对食指更公平，也对其他诗人更公平的评价。
而我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谈论食指和他的写作。我首先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人我非常尊重食指，在我与他的不多的交往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对诗歌的热情，那种带有殉难者色彩的态度总是让我感动。一个人因为诗歌在精神上遭受到重大折磨，只是因为对它的热爱才使其在长达几十年的精神混乱中没有彻底垮掉，无论如何让人一想到就不能不肃然起敬。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才更应该以严肃的态度仔细看待他的诗歌，而非廉价地赞美。
那么要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从创造性的角度谈论，食指的诗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写作是有效的，因为那时食指的诗歌写作方法，尤其是他在表达个人生活与时代状况方面所选择的角度，不可否认的具有革命性意义，那是对几十年来诗歌沦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反驳，也是对将人性驯化为单一的意识形态接受器的脱离。因而得到阅读反响理所当然。
虽然，我并不想说食指的意义仅止于此，但事实却正是这样。二十世纪总体进程中的诗歌发展，并不是停止在简单的浪漫主义上的，浪漫主义只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开始的一个点，而且是从对它的再认识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当代诗歌的背景性支撑的所有人类思潮，具有的意义都是对浪漫主义认识世界的重新认识。而且这一重新认识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
从进入二十世纪开始，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是以怀疑主义为特征的。虽然我们仍然可以说食指的诗歌中存在着对具体处境下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的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并非二十世纪人类总体思潮意义上的怀疑，即它并非是关于存在的终级价值的怀疑，它只是面对具体处境而作出的具体反应，因而显得比较单纯与初级。
而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和认识来看，二十世纪的人类思想发展，其最深刻之处，也是真正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处境认识的思想，恰恰是对终级价值的怀疑，正是在这种怀疑精神的支配下产生了像艾略特、里尔克、叶芝、奥顿、洛威尔、米沃什等一大群影响重大的诗人。在他们那里，诗歌是一种直达存在意义、存在的价值的追问，甚至让人感到追问到了存在的黑暗处。但食指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许当他写《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还有这种追问的初级意绪，但后来的作品中没有，如果勉强说有的话，最多也只能算作是对由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带来的生存处境表示困惑。
这并不是我在高要求地将食指与二十世纪世界性的伟大文学人物进行比较。我想说的是：一个伟大文学人物的文学成就，肯定建立在他对人类处境的总体认识之上，只有在知道他能够多深的理解与把握对世界的认识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想象他最终会写出具有什么意义的作品。而一个人仅仅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推动下凭着所谓的文学感觉写作，好看了么很显然的，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让人信任。
因此，不管我对食指作为一个诗歌前辈有多少尊敬，但我知道他没有上面说到的那种建立在深入认识基础上的诗歌自觉，他的写作，尤其是到了后来的写作，仍然是靠着对诗歌的热爱来完成的非自觉意义上的写作，哪怕其中已经出现对商业主义在中国泛滥的批判，但那种批判不能说成是深入分析的批判，只能将之看作情感上不认同的批判。事实上，到今天已经可以看到，他越是到后期的写作越是显现出一种简单而直接的表达愿望，他说出的仅仅是某种具有恒定的道德意味的对生活的态度，而在作为诗歌的其他方面，即诗歌的语言方面没有提供出任何让人激动的因素，在他的写作中对于后来者而言的写作的新可能性已经嘎然而止。不要以为我这是在对一个人生不幸的诗人的苛求，像食指这样的诗人，好多人认为他能够做到如此已经非常不容易，我们不能像要求精神正常的人那样，要求他还能建立起带有体系性质的文学观念，并在写作中执行好它。这对于一个健康的写作者也是谈何容易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我当然没有对食指做出这样的要求。但我必须强调的是：我谈论的是诗歌，而非一个人的经历。虽然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的经历必须被纳入人们对他文学成就评价的框架中，人们的评价亦必须注意到这是带有整体意义的，与诗歌生成有关系的重要背景。但是，却不能夸大它在其中具有绝对性意义，从而使其成为文学史叙述中的支撑性因素。
在这样的时候，问题绝非那么单纯，而是要求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架构中具有的重要的因素，仍然必须是作为个体的诗歌本身在文学史架构中的结构性意义。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亦只是从这一点出发，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诗歌的观念史中还有食指的影响吗？那些由我这一代诗人开始谈论的关于诗歌的各种观念中，还存在食指的位置吗？很明显并不存在。不管是“第三代人”写作，还是“口语写作”，不管是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支配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所有可以被称作思想想象的观念，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从食指的写作发展而来的，它们的确另有渊源。
不仅如此，还存在着对部分是从食指出发的朦胧诗一代写作方法的反驳。这样的反驳并不是如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意气之谈，而是建立在说轻了对他们的方法的疏离，说重了是对他们诗歌意识的反对的基础上。这还只是从现象的意义上来谈到的，如果从实质的影响来谈，人们更应该谈到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思潮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全面影响，尽管不少人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当作一个写作的民族主义者，更有甚者，他们宁愿将自己的写作直接追溯到汉唐去，尽管这种追溯明显示的让人看到，缺乏真正地对汉唐诗歌的准确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我们出于尊重的心理，不去做像老虎那样学了手艺要杀死猫的事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到作为后来者的诗人与食指在写作学上的联系，其结果让我看到，仍然很难找到食指那里去。
这是事实。有时候，我不知道这对于食指是幸运还是不幸。但我不希望人们将我的看法认作是割开线性历史传递关系的说辞。这一点我并非不了解，也知道一定会有人这样干。对此我并不在意。相反，恰恰让我感到的是：今天很多人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谈论问题，他们总是以简单的，甚至多少让我感到有点庸俗的历史发展观看待时间概念，因此面对像食指这样的诗人并必须谈出自己对他的诗歌的看法时，说出的总是“非常了不起”、“开拓者”这样的空洞言辞。
但食指怎么了不起，他开拓了什么，他到底在写作学的意义上为中国当代诗歌确立了什么样的标识？以及他的写作到底在诗歌艺术上获得了怎样的带有指标性的成就？这些成就作为写作的“新可能性”，在后来的写作者的写作中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是否真能将他看作一个并非精神意义，而具有语言形式、结构变革价值的传统？当这样的问题被提出来后，最常见的反应是他们拿不出话来说了。
因此，尽管我还不敢决断地说自己能够总结性的说出食指诗歌怎样怎样，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发展变化进程的角度来谈，食指的确没有在诗歌的形态上给中国诗歌提供出伟大的样本，反而在他的诗歌中看到的是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影响的众多诗歌的影子，虽然这些影响也许是反向的。而正由于此，我觉得他不是我们时代的陈子昂。的确……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