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约翰 | 《转识：瑜伽行派在现代中国》
在从日本重新引入一系列佚文之后，已被忽略了几个世纪的瑜伽行派——一个复杂的、技术性的、重在分析意识的佛教哲学流派——在现代中国重新掀起了一波引人入胜的浪潮。瑜伽行派思想为致力于研究现代性诸方面的各派学界人物及其课题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这些学人不尽然是俗家和出家的佛教学者，其中也有新儒家的思想家。尽管瑜伽学派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专攻这一题目的著作迄今却仍付阙如，其涉及的学者和论题范围极广，令人望而却步，无疑是一大障碍。为克服这一障碍，梅约翰组织了一个多元化的国际性学者团体，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系列研讨，完成了《转识：瑜伽行派在现代中国》（Transforming Consciousness: yogācāra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下简称《转识》）。该书既综观全面，又高度整合，不单是一部论文集，更是一项合作工程的成果。
《转识：瑜伽行派在现代中国》
全书共包括十二篇论文，
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集中讨论现代中国经验在印度与日本的根源。约翰·帕尔（John Power）的论文对瑜伽学派的思想基础进行了明白晓畅的启蒙介绍，任何尚未熟悉该传统的读者都会感激它。约翰·乔根森（John Jorgenson）的文章则将读者带回了晚清，以章太炎为透镜，考察现代瑜伽行派运动的兴起。乔根森超越了传统叙述中的看法，认为不光是佚文的发现激发了对中国的兴趣，日本的佛学研究及其改良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第二部分开始探讨中国对瑜伽行派思想的早期援用。斯考特·佩希（Scott Pacey）关于谭嗣同的论文，证明了谭氏参与科学研究和提出乌托邦理想的关键正在于瑜伽行派的意识体系结构。谭嗣同的思想遗产虽在细节方面被迅速地取而代之，但在佛教改良主义中还保有生命力。维伦·默西（Viren Murthy）关于章太炎的论文是全书中最具理论导向的一篇，他认为章氏的思想是对源自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二律背反的一次回应。默西在章太炎对庄子的评注中看到了一项解放性的工程，即运用瑜伽行派的认识论，来维护被纳入普遍性霸权中的特殊个体。
第三部分考察瑜伽行派在佛教与科学的遭遇中所起到的作用。斯考特·佩希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讨论了太虚，一位修行改革的领袖。佩希通过几个例子指出，太虚援用瑜伽行派思想，论述佛教不仅能够和西方科学及哲学兼容，更能超越它们的局限，纠正它们的偏颇，从而证明了佛教是现代的。埃里克·哈默斯通（Erik Hammerstrom）的文章集中关注心理学，说明将复杂的精神过程局限于大脑某个具体区域的科学尝试的失败，为太虚首个佛学院所牵涉的佛教思想家们开拓了空间，让他们得以运用瑜伽行派思想，针对记忆、直觉和行为进行前沿性的争论。哈默斯通将这一群体称为“武昌学派”，以强调他们工作的协同性，并发现了通常被太虚所遮蔽的声音。
第四部分所讨论的是新儒家中的瑜伽行派。蒂里·梅纳德（Thierry Meynard）声称，梁漱溟在瑜伽行派的认识论中发现了一种预示康德思想的对理性之局限的批评，还有一种令他转向儒学的伦理超越。梅纳德认为，梁氏的思想针对理性进行自反性批判，并将道德伦理分化出来作为一个独立领域，这显然是现代的；而就其坚信批判理性会开启超凡卓越的本体经验这一点而言，显然又是佛教的。梅约翰的论文转向了对熊十力的考察。许多人认为熊十力对瑜伽行派的批评证明佛教在他的思想中只是陪衬角色，而梅约翰却辩称它居于中心地位。梅约翰认为，熊十力广为人知的儒家思想观念和对瑜伽行派的批评其实是相通的，他的批评将瑜伽行派看作是对《大乘起信论》和自然缘起论（the doctrine of nature origination）所体现的中观学派关于“空”的辩证法（the Madhyamaka dialectics of emptiness）的详细阐释。
第五部分考察了知识分子们恢复“正统佛教”（genuine Buddhism）的尝试。艾瓦勒·阿维夫（Eyal Aviv）在论文中反驳了对学者欧阳竟无的偏见。阿维夫指出，欧阳虽然经常被描述为“宗派主义而好辩”的，但他的观点其实颇为微妙，并在中外传统之间的复杂对话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发展。接下来是两篇关于吕澂的文章。丹·路斯特豪斯（Dan Lusthaus）援用一系列的例子说明，吕澂将“正统佛教”理解为一种建立于合法文献之上，致力于排除错误的推理模式，并且把这一模式置于在印度、西藏和日本发现新文献与佚文，并与历史和哲学批评的新形式邂逅的语境中。林镇国的论文强调了吕澂的哲学成就，但他认为吕氏的文本批评并非对自身负责，而是服务于“本觉”（Original Enlightenment）的哲学批评，觉得后者限制了社会的进步。
第六部分“尾声”只包括杰森·克莱沃（Jason Clower）的一篇论文。克莱沃力图揭示瑜伽行派在以牟宗三为初始代表的新儒家当中的衰落之势。在他看来，知识和情感方面的因素都起了作用。在知识层面上，牟宗三将瑜伽行派看作一种业已失效的力量，其见解已经被中国思想所消化吸收；在情感层面上，牟宗三为文化民族主义的莫名愤慨所驱使，专注于与西方的对抗，在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当中，一门印度哲学是无关紧要的。
统而言之，这些论文都致力于在梅约翰在序言中着重指出的一项任务，“要说明瑜伽行派思想作为一次现代化挑战之回应的性质和重要意义……以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广泛影响”。总体来说，这些论文都十分出色，每一篇都为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做出了贡献，但不同的读者无疑会希望选集的格局变得有些不一样。一些人也许希望看到沿袭默西论文的路径，更加专注于理论的论文；另一些则可能期待哈默斯通和乔根森的论文所展现的科研机构和社会的关系网络能获得更多的关注。然而，没有哪本书能做到无所不包，尤其是一部开先河之作。《转识》将会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研究奠定出发点和方向。它属于现代佛教、儒学和中国思想史学者的书架，也会出现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生的阅读清单上。然而，除了那些最聪明、最坚定的学生之外，这部书的许多章节对研究生来说还是过于艰深了，虽然其中有些内容也可以用于课堂教学。
（Justin R. Ritzinger撰，杨风岸译）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