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运动

　　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不仅有曲折，而且劫难甚多。据“中国通史”等资料记载“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灭佛运动，即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

　　首次法难是在北魏灭掉北凉后，北魏统治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道武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屯田、发展农业、注意改善民族关系等，对佛教也较为宽松，故使佛教在较短的五六十年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好景不长，后因太武帝听信了道教的片面言词，说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可信之，不如本土道教好而真，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他就断然放弃了对佛教的支持而转向道教，将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并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3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运动之惨烈，着实令人可怕，逢寺庙就烧，见僧人不是被残杀，就是赶出庙门，强行还俗。当然，五台山寺庙也难逃此劫，同样被焚烧殆尽。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

　　太武帝的灭法，从表面上看，已完全被禁绝，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公民的个人信仰问题，仅靠暴力行动或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打击是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往往是事与愿违。请看：时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将太武帝的灭法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了复兴和发展佛教的举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阳(今大同)附近，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接着在五台山被烧毁寺庙的废墟上大兴土木，如对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首先动工新建，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灵鹫寺又进行了扩建，在该寺周围又新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院。他不仅在台内大修寺庙，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庙经济的急剧增加，实令世人惊叹。据史料记载，到北齐时，仅五台山寺庙就增到近二百余处，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使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第二次法难，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因黄帝宇文觉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次年宇文护立宇文邕为帝，即太武帝，建德元年，新帝宇文邕杀了堂兄，自己独掌朝政，他为维护其统治，在兵制、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后，即首先向佛教开刀，后亲率六万大军进攻齐，齐亡后，北周统一了北方大部；周武帝(公元578年)死后，子继位，杨坚辅政，又宣布恢复奉行佛教。次年(公元581年)逼帝禅位，杨坚自立为帝，建立隋朝。

　　第三次法难，盛唐时期，佛教发展很快，寺庙由政府赐田，并给以免税、免役等特权，从而使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如五台山的寺庙就猛增到近三百六十余座，僧尼人数最多时近万人，这时的五台山就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名山之一，也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尤其武则天执政时期，更是佛教的黄金年代，佛教居其它宗教之上，此时，社会上几乎形成了崇佛学佛热，社会人士大多数信佛，甚至有的弃官出家当了和尚。寺庙经济也急剧增加，据史料记载，寺院和地主财富，几乎占天下财富的十之七八。面对寺院经济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致使国家财政吃紧，正当唐武帝束手无策之际，反佛代表人物唐奕站出来，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揭露和批判佛教宣扬的唯心史观，并一针见血地说：人的“生死寿天”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他还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代表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唐武帝本来对佛教就很厌恶，这样下来，就更助长了他灭佛的决心，接着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全国寺院及僧侣人数，八月又令限期拆毁全国寺庙4600座和私立僧居四万多所，如五台山仅留下一个偏僻小庙南禅寺，命令僧尼全部还俗回家，使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这就是佛教徒称之为的“会昌法难”。
　　第四次法难，是“五代十国”末期的公元954年，后周世宗继位后，他吸取了历史上前三次的灭佛经验教训，在经济、政治及军事方面进行了整顿、改革后，对灭佛没有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行使政府职能下令废除全国寺院30360所，僧居两万多处，迫使僧尼还俗回家，自谋出路，并令将寺庙铜佛全部熔毁铸钱，国家铸钱是为了利于商品交换和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后周世宗的这些重大举措，对当时经济发展和加强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这位封建君主正处在大势将去的“五代”末期，执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赵匡胤灭亡了。
　　那么我们从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难和其它一些相关的问题应如何看待呢。
　　从封建君主的灭佛看，都有因有果，并非无缘无故，也非一时心血来潮。客观些讲，也是形势所逼。但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的严重破坏，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从这一点说，也是华夏民族的一大劫难。

据“中国通史”等资料记载“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灭佛运动，即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

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盛行就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那个时候社会动乱不安，很多人家庭经济破产。佛家寺院又有特殊政策保护，可以不交税，有自己的财产，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出家是最好的出路了。但是这些人入了佛门，可未必就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可能很多人根本也没想遵守。所以那个时期的和尚的素质有所降低。这是导致第一次灭佛运动的直接原因。

第一次大规模的灭法发生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公元446 年)长安发生兵变，太武领兵亲征，部队在长安不远的地方驻营，附近有个佛寺，兵士们没事时，到寺里看玩，发现寺里有很多刀枪甲盾，回来就给他们的军官讲，这军官去看了确实如此，于是报到一个叫崔浩的官员那里，崔浩上报太武帝，太武下令搜查。这一搜可不得了，搜出了大量武器，和长安叛军的往来信件等，更有甚者是还搜出多个暗藏在密室中，供僧人淫乐的年青妇女。太武帝大怒，下令毁长安一切佛像胡经，凡暗藏武器淫乐妇女的，无论老少一律活埋击杀。其余罚为奴。并召令四方用长安之法，自此魏境寺不复存，由于太子南安王的保护，有些沙门得以逃走，只留下一条性命。

时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将太武帝的灭法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了复兴和发展佛教的举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阳(今大同)附近，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接着在五台山被烧毁寺庙的废墟上大兴土木，如对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首先动工新建，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灵鹫寺又进行了扩建，在该寺周围又新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院。他不仅在台内大修寺庙，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庙经济的急剧增加，实令世人惊叹。据史料记载，到北齐时，仅五台山寺庙就增到近二百余处，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使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第二次灭佛发生在北周时期。

在南北朝时，北周的开国皇帝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诚地信佛，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

公元561年，明帝宇文毓驾崩，宇文邕继位为北周武帝(公元561年至578年在位)。他是一位励精图治、负有远见的皇帝，平时身著布袍，夜寝布被，无金宝饰物。他性格果决，能断大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面对兴盛的佛教，他认为:人民信佛，供养出家人会不专心于生产;出家人没有财产，不从事物质生产不用交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于是，北周式帝宣布废佛，令僧尼还俗，并允许辩论。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不杀僧人。共还俗僧人300万人，退寺院4万座，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南北朝时期，佛教过于兴盛，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南北朝时期，佛教过于兴盛，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结果不用说也考虑到了。僧尼还俗给社会增加了劳动力和军队士兵来源。废除寺院，使大量土地回到国家手中，同时从精神上也打破了人们对于佛寺万能的幻觉。这次灭佛在全国大一统、走向封建制度巅峰的前夕。

第三次灭佛运动,古代的宗教矛盾也是灭佛运动的诱因之一。

佛教在受到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打击后。并没有在中国消亡。到了唐朝，经太宗时的玄奘天竺取经，宪宗时的迎取佛骨，佛教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到唐代宗、肃宗时期，宫里专门开设有道场，养有数百个和尚拜佛念经。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登基。此时，佛教势力的影响十分强大，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僧侣队伍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加之大量青壮年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纷纷投奔佛寺，使国家兵源日趋紧张，财税收入日益减少。对此，朝中大臣们十分憎恶，刚刚登基的唐武宗也感到担忧偏好道术的唐武宗登基后不久，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第二年6月庆阳节，武宗又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这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不喜欢佛法。在中国传法的天竺国僧人闻此极为不满，未经同意便擅闯内宫，面见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他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天竺僧人收禁5日，不放其归国。天竺僧人的狂放傲慢，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很快，一个接一个对僧人们发难的诏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一桩接一桩的灾难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公元842年，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公元843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被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300余人;

第四次灭佛

后周世宗柴荣

公元 955 年，后周世宗柴荣下诏:恶僧尼耗硕天下，非敕额者悉废之。上都、东都两街各二寺，每留僧30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列三等，上留僧20人，中留10人，下留5人。余僧、尼、大秦穆护、妖僧皆勒归俗。寺非留者，令立毁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茸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还俗僧尼261000人，收寺院奴婢15万人。同样，这次灭佛也是发生在国家统一，经济迅速发展的前夕。

迫使僧尼还俗回家，自谋出路，并令将寺庙铜佛全部熔毁铸钱，国家铸钱是为了利于商品交换和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后周世宗的这些重大举措，对当时经济发展和加强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这位封建君主正处在大势将去的“五代”末期，执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赵匡胤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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