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中的易学象数学
《黄帝内经》中的易学象数学
文 / 张文智
摘要：《黄帝内经》中有丰富的《易》学象数学内容。《内经》吸纳《易》学的“三才”之道，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础，蕴含着天人同构、天人之气相通的“天人合一”理念。天人相应是通过动态的阴阳的消息、四时的更替、五行的运转、八风的常正转换、及五运六气的运行来具体展现的。医、《易》皆注重“时”的作用，但《内经》更注重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而《易》则更重阴阳之间的对待与流行。《内经》理论与八卦“卦气”说有内在的联系。医、《易》皆注重天人合一，但前者更注重人与天的自然的合一，注重天地自然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而后者注重本天道以立人道，开天文以立人文，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两种“天人合一”的思维理路非但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具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可以同时追求人与天的自然的与人文的合一。
关键词：黄帝内经；易学；象数；天人合一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经典文献，《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规约了框架。而用以“道阴阳”的《周易》，在汉代被奉为“众经之首，大道之原”。魏晋时期，《周易》则被崇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一。此后，《周易》便作为融儒、道为一体的学问，对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化、科技等诸领域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赞之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内经》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易》学的影响，并含有丰富的易学象数学内容。深入研究医、《易》关系，对我们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所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黄帝内经》中的《易》学象数学入手，我们可以发现，医、《易》在思维理路上有许多共同点，同时亦有重大区别。今试析《内经》中的《易》学象数学内含，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医、《易》思维理路之异同。
一、 “三才”之道
《黄帝内经》由《素问》与《灵枢》两部分组成。从理论上来说，《内经》在对人体生理的总认识上是通过吸收《易》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天地人合一”的“三才之道”来完成的，认为天人同构，天人之气相通，人只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天、地之气息息相通。
《内经》将天、地、人相参与之情状描述得详细备至。如：“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 （《生气通天论》）又云：“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阴阳应象大论》）这种天人同构的“三才之道”与《易》学的“三才之道”正好相契合。《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下》则有：“《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以，医、《易》在思维理路上皆注重天与人的贯通，都通过取类比象的方式表达天与人的互通互融性。
但二者在天人一体的思维理路方面又存在根本的区别。《内经》重天与人的自然的合一，即注重天人同构，天人之气相通，并将“三才之道”进一步具体化：
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三部九候论》）
《内经》在具体描述天人同构的同时，还将人气与天气相比拟：“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 （《生气通天论》）再加上五行的成份，天与人的合一则组成了一个完备的网状整体：“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应天道。” （《经别》）《灵枢·邪客》则对天人之相应作了进一步总结：
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暖，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内经》中的“药分三品”说及五行与五色、五方、五味、五谷、五果、五畜、五菜、五主、五恶、五志等的配应也是对《易》学“三才”之道及天人之气相通相应的贯彻。
《周易》亦有类似的近取诸身的取类比象：“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说卦》）但《易》学的取类比象及“三才”之道旨在法天道以立人道，开天文以立人文，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其最终目的是“以神道设教”。因而《易》学的“三才”之道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追求的是天道与人道的人文贯通。《易传》中的《象》、《彖》、《系辞》都明显而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今本《易传》只是宽泛地论及“三才”之道，而帛书《易传》之《要》篇则将“三才”之道进一步拓展为：“《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已将“三才”之道与阴阳五行具体地结合在一起。《易》学由象数开示义理、本天道以立人道，最终关注的乃是人文，为人文社会的政道与治道从天道、天文中寻求内在的根据。
由此可知，医、《易》虽都以“三才”之道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前者关注的是天地、自然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而后者关注的则是天地变化与人文社会的内在联系。《内经》虽也注意到社会地位的变化、人的情感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但在《内经》中占的比重极小。另外，《易》学发展至西汉孟、京时代以后，受其所处时代氛围影响，其对人文、社会的关注多表现在对灾异的推演。而《内经》除《灵枢·岁露论》谈及“灾异”现象外，其他篇章几乎没有提及。这也是二者一关注人文一关注自然的一个具体表现。
在《内经》中，“三才”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动态的阴阳、四时、五行的变化、运行来具体展现的。而《易》亦以阴爻（）阳爻（-）作为其建构卦符体系的最基本的单位，而且“时”的哲学也是《易》学哲学的重心所在。
二、 阴阳、四时
阴阳五行学说是《内经》理论的核心，而阴阳学说更为其理论建构之总纲，因为五行亦是阴阳的具体展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内经》所提出的表里、虚实、沉浮、升降出入等皆为阴阳所范围。而为了更明白地表达人的生理病理，《内经》将人体经脉性质以阴阳进行规约，并将阴阳学说演进为三阴三阳说，将人体描述为一个表里相互络属的整体：“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血气形志篇》）
《周易》古经虽只字未提阴阳，但其阴阳符号却蕴示着阴阳的道理，至《易传》已明白地开示出“一阴一阳”之道。战国秦汉时代，虽然道家、医家、兵家、阴阳家等都讲阴阳，但其阴阳学说应该皆以《周易》古经的阴阳爻符号为滥觞，或许这才是《庄子·天下》为何说“《易》以道阴阳”的真正原因。 阴阳“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阴阳离合论》），而且具体的阴阳的划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灵枢·阴阳系日月》云：
甲主左手之少阳，己主右手之少阳，乙主左手之太阳，戊主右手之太阳，丙主左手之阳明，丁主右手之阳明。此两火并合，故为阳明。庚主右手之少阴，癸主左手之少阴，辛主右手之太阴，壬主左手之太阴。
黄帝曰：五行以东方为甲乙木王春。春者，苍色，主肝。肝者，足厥阴也。今乃以甲为左手之少阳，不合于数，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阴阳也，非四时五行以次行也。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故数之可十，离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万，此之谓也。
在此既有天地之阴阳，又有四时五行行次之阴阳。后者以“时”的形式把阴阳的消息具体地展示出来。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更好地把握阴阳二气的运行，医、《易》皆将“时”的概念引入阴阳体系，以四时甚至每一日的时辰的形式表述阴阳二气在一年或一日中的消息盈虚。在《内经》作者看来，人的阴阳表里的本然和合状态只有在顺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人是一个“时”的存在体，故《素问·四气调神篇》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荷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宝命全形论》亦有：“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
前文已述，在《内经》看来，天人之气相应相通，再加上“时”的因素，则天人之气时时相通，阴阳二气在不同的时节对人体有不同的影响：
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以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肤理闭塞，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着骨髓，通于五藏。（《四时刺逆从论》）反映在人的脉象上则为春弦、夏钩、秋浮、冬营。若“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命曰逆四时。未有脏形，于春夏而脉沉涩，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时也。” （《玉机真脏论》）逆四时则病。在一日之中，阳气则“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虚，气门乃收。” （《生气通天论》）
《内经》亦十分重视月亮盈虚对人体气血盛虚之影响：“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 （《八正神明论》）后世发展起来的“子午流注”诊疗法即源于《内经》中的天人之气时时相通的理念。
于《易》学，四时也是阴阳二气消息的派生物。在《系辞》那里，乾坤可以被视为大阴大阳，一切变化皆源于乾坤的开合、阴阳的消息。乾坤的转化正好符示着一年中阴阳二气的转化：“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上》）乾坤是一切变化的支柱：“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同上）而乾坤的开合交通又形成了四时，故《系辞上》又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下》则进一步发挥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刘大钧先生推证认为，这正反映了《易传》中蕴含着“卦气”思想，确为至见。
在本天道而立人道的同时，《易》特别强调“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彖》）“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彖》）每一卦皆有其卦时，每一爻亦各有其爻时，人据卦爻所符示之情势顺时而动则吉，否则则凶。这种随“时”而动的“时”的哲学成为《易》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后世的“卦气”说及“月体纳甲”说可以说是对《易传》“时”的哲学的延伸，其宗旨都是顺气、时而动。
如前所述，医、《易》虽都重“时”，但前者更关注“时”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而后者则更关注“时”对人文社会的影响。四时的运行又导致五运六气的更替与八节八风的常变。这也是《内经》中象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八风说与八卦“卦气”说
日月运行不仅形成了四时，而且导致了风雨寒温的气候变化。《汉书·天文志》云：“月为风雨，日为寒温。”意即月亮的运行导致了风雨的产生，太阳的运行导致了寒温变化。风在气候变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而医、《易》皆注重八风的作用。《内经》对风邪致病极为重视：“风者，百病之长也。” （《玉机真脏论》）“邪风之至，疾如风雨” （《阴阳应象大论》），并云：“天有八风，经有五风，……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 （《金匮真言论》）但《内经》所云八风之邪正有其规律性。《灵枢·九宫八风》专门讨论这一规律，对八风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风从南方来，名大弱风；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风从东方来，名婴儿风；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而《易》学之八风之名为广莫风（对应北方坎位）、条风（对应东北方艮位）、明庶风（对应东方震位）、清明风（对应东南方巽位）、景风（对应南方离位）、凉风（对应西南方坤位）、阊阖风（对应正西方兑位）以及不周风（对应西北方乾位）。
两套八风之名虽不同，而其实质则是一致的，都与八卦“卦气”说有内在的联系，因为两套八风系统都与四时八节及后天八卦方位有联系。《白虎通疏证·八风》有云：“风之为言萌也。养物成功，所以象八卦”。而于1977年在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其“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正好可以证明，八卦“卦气”说至少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并与八风说有内在的联系。补充证据是，《史记·律书》载：“凉风据西南维，主地”，因为坤为地，故在此已将凉风与西南坤位相配应。而司马迁之《易》学又可上溯至汉初田何。故“卦气”说此时应早已存在，从而也进一步证明刘大钧先生“卦气之说先秦早已有之”的论断何其正确！因其不是本文重点，故不在此赘述。
《内经》又有直接与“卦气”说相联系者：“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生死。” （《脉要精微论》）与魏相所谓“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汉书·魏相传》），其旨相同。
根据不同节令的不同风向，八风又可分为实风与虚风：“因视风之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 （《九宫八风》）实风即正风，虚风即邪风，故要“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 （《九宫八风》）
在八风说、八卦“卦气”说的应用方面，《易》、医之不同除上文所言前者重本天道以立人道，后者重本天象以推人之生理病理之外，两套八卦八风说尚有以下区别：其一，《内经》的八风说在日期划分上更为缜密，除乾（又称天门）巽（又称地户）所配折风（不周风）与弱风（清明风）各主45日外，其余六方风则各主46日，合之共计366日；而《易》之八卦“卦气”说之八风每方风皆主45日，合之共计360日。前者更接近实际的一岁之数。
其二，二者候气之法不同。《内经》主张以八节交节之日以当日是否风调雨顺来占断民疾，并称“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旱。”张景岳注云：“风雨先期而至，其气有余，故多雨；风雨后期而至，其气不足，故多旱。”而《易》之八卦“卦气”说则以八节交节之日，于相应的时辰候气出之左右。如“乾，西北也，主立冬，人定，白气出直乾，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万物伤。”（第200页）余卦类推，并据气至之早晚定气的盛衰：未当至而至则气盛，当至不至则气虚，并进而本天人之气相通之理，将自然之气（天气）之虚实与人体经脉之虚实相配。如《易纬通卦验》云：“冬至广莫风至，……其当至不至，则……人足太阴脉虚，多病振寒，未当至而至，则人足太阴脉盛，多病暴逆，胪胀心痛，大旱，应在夏至。”其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经脉分别为：
节气 经脉 节气 经脉
冬至 足太阴 夏至 手阳脉
小寒 手太阴 小暑 足阳明
大寒 足少阴 大暑 手少阳
立春 足少阳 立秋 足少阳
雨水 手少阳 处暑 手太阴
惊蛰 足太阳 白露 足太阴
春分 手太阳 秋分 手少阳经
清明 足阳明 寒露 足蹶(厥)阴
谷雨 足阳明 霜降 足蹶(厥)阴
立夏 手阳明 立冬 手少阳
小满 足太阴 小雪 人心主脉(手厥阴心包经)
芒种 足太阳大雪 人手心主脉(手厥阴心包经)
基本上遵循的是春夏配手足之阳经，秋冬配手足之阴经的原则。在这一点上，《灵枢》之九宫八风说就显得精糙得多。
其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二者取象倾向不同：《内经》八风说以五行取象推断疾病。如“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脉。”（《灵枢·九宫八风》），心、脉、热都属五行之火象。而《易》之八卦“卦气”说则多取八卦之象占断事理。如“春分，震风至，震风不至，则雷震毁舟；巽风至，则制作失度；坎风至，则阴遏阳有谋成；离风至，则孕女不育；艮风至，则小人擅威；兑风至，则谗谀行；乾风至，则父谋其子，君谋其臣。”其中，雷为震象，制作为巽象，阴谋为坎象，孕女为离象，小人为艮象，口舌、谗谀为兑象，父、君为乾象等等。这一区别详在下一部分讨论。
四、取象与用数
《易》、医皆重象数，但其内含不同。今在此着重讨论之。因象数学是《易》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易》含万象，医之象数亦可视为《易》之象数的一部分。我们先谈一下《易》之象数。
据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周易》取象共计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像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种，加之卦变，飞伏、旁通诸说，说《易》含万象并不过分。数则有大衍之数，河图（五行生成）之数，洛书九宫之数等等。从《周易》经、传“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己日乃孚”等说法看，《周易》将天干纳入《易》卦体系的时代应该较早。从帛书《易传》之《要》篇所谈及的“五官”“六府”“五正”诸说及《史记》中有关《易》的传承与记载来看，先秦时期，干支、五行、五星等早已纳入《易》卦体系。刘大钧先生对此已作出充分的论证。至西汉京房，这一体系已臻至完备，故《京氏易传卷下》云：“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从这一点来看，《易》、医两大系统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更何况《内经》有时直接采用《易》之象数。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其中东方、肝、目、惊骇、酸、麦、岁星、角、筋、臊等直接以五行之木类推，而其数八则为《易》之河图数中的木之成数。萧汉明教授以充分的论据证明，《易》之天地之数，即宋人所称的河图数，就是五行生成数，详见《医〈易〉会通之我见——兼与李申兄商榷》，载于《周易研究》1994年第4期。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特别是“其畜鸡”更是采用的“巽为鸡”之象。《内经》有的地方对应东方木的则是“其畜犬”（《灵枢·五味》），此“犬”乃据配应立春的东北艮卦卦象所得。而南方火之“其畜马”（《素问·五常政大论》）则取南方午位之马象；“其数七”则取火之成数；中央土之“其畜牛”则取坤土为牛之象，“其数五”则取土之生数；西方金之“其畜马”取“乾为马”之象，（《素问·五常政大论》为“其畜鸡”，取西方兑位之酉为鸡之象），“其数九”则为金之成数；北方水之“其畜彘”则取北方坎位亥为猪之象，“其数六”则取水之成数。《内经》中类似的直取《易》之象数之处俯仰皆是，此不枚举。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内经》亦十分重视月之盈亏对人体气血之虚实的影响。
《灵枢·岁露论》云：“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竖，腠理郄，烟垢著。……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盛，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焦理簿，烟垢落。”所以，在《内经》作者看来，月亮的盈亏对人体抗病能力的影响甚大，《内经》还据此设定治疗臂掌间难屈时的针刺之数：
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不从心……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痏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渐少之。（《缪刺论》）
广义的象包含万物万象。《内经》在以阴阳为总纲的前提下，提出了脉象、气象等象论。如《五运行大论》云：“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表里、虚实、开合、沉浮、升降等象皆不离阴阳之大象。在天人之气相通的思维理路指导下，《内经》以阴阳为总枢，以阴阳所化之五行为类推模式，构建了一幅天人之气时时相通的五行图式。正因为天人之气相通，如何推测每年气候的变化并以之推断人受气之变化所带来的疾病便显得十分重要了，《内经》的“五运六气”说有可能是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在当时所能获取的理论支持下产生的。
“五运六气”说在宇宙生成论方面明显地受到《易传》的影响。如《彖传》有“大哉乾元，万行资始，乃统天”，及“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而《内经》则翻版为：“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 （《天元纪大论》）《易传》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系辞上》）《内经》则有“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 （《天元纪大论》）《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系辞上》）“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内经》则有“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万物化生矣。” （《天元纪大论》）等等。只是《内经》以五行学说为具体推演的依据，将《易》之阴阳、形气具体化，如将天道具体化为“九星悬朗，七曜周旋”，将天之象（《内经》将“象”翻版为“气”）与地之形具体化为“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 （《五运行大论》）并进而以天干之化合推论五运：“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天元纪大论》）
由此可见，从阴阳学说拓展开来的五行学说在《内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以此为根基，《内经》在推断病理病因方面更注重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如《灵枢·论疾诊忌》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阂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玉机真脏论》更有：“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而易学虽也引五行入《易》，但它更注重阴阳二气间的对待与流行，如京房便借《易》建构了一幅阴阳二气间的对待流行模式。从京氏纳甲体系发展过来的流行的纳甲筮法，虽利用地支间的生克，但也注重日冲与月破，更注重动爻的作用。因而《易》学在推断事理时更注重阴阳之间的对待，我们从《易纬》中对事理的推断也可见其一斑：
乾，西北也，主立冬，乾气不至，则立夏有寒，应在其冲。坎，北方也，主冬至，坎气不至，则夏至大寒雨雪，应在其冲。艮，东北也，主立春，艮气不至，则立秋山陵多崩，应在其冲。震，东方也，主春分，震气不至，则岁中少雷，应在其冲。巽，东南也，主立夏，巽气不至，应在其冲。离气不至，应在其冲。坤气不至，应在其冲。兑气不至，应在其冲。（第200-204页）
这种“应在其冲”说说明《易》学更注重阴阳之间的对待，而阴阳之间的流行与演变情况则多以卦象示之。京氏纳甲体系中八纯卦初四、二五、三上爻所纳地支间正好也是这种“相冲”机制。
《内经》也并非不注重阴阳对待，如依“五运”说，甲己虽化土，但甲年为土运太过，己年则为土运不及。这种“太过”与“不及”也是一种阴阳对待，只不过这种对待仍以五行为基础。但《内经》的“六气”说则与《易》学的“相冲”说有内在的联系。
依“六气”说，两相冲之地支相配而成一五行之象，具体为：子午少阴君火，丑未太阴湿土，寅申少阳相火，卯酉阳明燥金，辰戌太阳寒水，巳亥厥阴风木。而依后世流行的“纳甲筮法”则是：子丑合化土，寅亥合化木，卯戌合化火，辰酉合化金，巳申合化水，午未合化土。《内经》中的相冲为合与京氏易中的相冲说或许有内在的联系，与《淮南子·时则训》中的“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以及《易纬》中的“应在其冲”说应属于同一种思维理路。这些联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只是《内经》最后将这种相合的结果归属于五行，亦即将阴阳之对待五行化了。
余论
《内经》含有丰富的《易》学象数学内容，今只简列数项于上。
《内经》既有朴素的阴阳五行说，又有古朴的“九宫八风”说，又有较完备的“五运六气”说，从其理论层次的不同来看，《内经》确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其理论的内在机理则是以阴阳学说为总枢，以五行学说为生化模型，以天人之气相通相合为本根。由于《内经》的具体成书时代仍有争鸣：有主战国时代者，有主秦汉之际者，有主汉初者，更有主东汉时期者，因而表面上看起来很难确定到底是《易》源于医，还是医源于《易》。但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易》、医都讲“三才之道”、“天人合一”，都以阴阳为立论的基础，而阴阳的最早表达形式应该是《周易》的阴阳爻符号，因为首先有了符号，才会有文字，才会有理论。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医学的实践必定来自日常的探索，但其理论基础仍可追溯至《周易》内含的阴阳符示体系，然后通过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再吸收后来的五行学说及《易》学发展的新成果才发展至较为完备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同样，《易》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百家之说，与包括医家在内的诸家之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使《易》学体系臻至广大而“无所不包”。
医、《易》皆崇奉“三才”之道，主张天人之气相通相合，但《内经》更主张天与人的自然的合一，并在《素问·刺法论》中提及一些吐纳导引之术，以培养生理之正气，提高抵御邪气的能力，追求人与天地之大顺。《内经》的理想人格是“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著，故能寿蔽天地” （《上古天真论》）的真人，或能够“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 （《上古天真论》）的至人。而《易》更崇尚天与人的人文的合一，崇尚观象进德，恐惧修省，进德修业，遏恶扬善，本天道以立人道，以化成天下，更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并以卦象卦气之常变审视之，即所谓卦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第199页），“王当顺八风、行八政、当八卦。”（第179页）因而《易》更重视从天道下贯到人道的人文化成作用。《易》的理想人格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的圣人。
《内经》在追求人与天地的自然的合一的过程中发展出“五运六气”说。“五运六气”以六十年为一大的循环，当然有其局限性。前一个甲子年的气候与下一个甲子年的气候一定会有所出入，甚至有较大的出入，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的活动对自然、气候的反作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内经》追求人与天的自然的合一的思维理路仍值得肯定，借助当今的科技手段仍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易》学“唯变所适”的理论可以随时弥补中医学某些定式理论的不足。《易》学发展至京氏时代已将天干、地支、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完备地纳入卦体，并以之作为占测灾异、谴诫人主的主要理论根据。在当时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时代，人主的施为对日月、五星的运行轨迹的影响、对气候的影响应该极为有限，但《易》学对人文和合状态的孜孜追求仍值得肯定，对现代社会的政道与治道仍具有启发意义。《易》学趋时变通的哲学永远都不会过时和衰老。医、《易》两种“天人合一”不存在根本的矛盾，而具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完全可以同时追求人与天的自然的与人文的合一，从而贯通自然与人文，真正做到人与天、人与人的和谐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