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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篇是《捭阖策》中的“决”篇。决，在本篇中取“决断”之意。《淮南子·时则训》有言：“（立秋之日）命有司脩法制，缮囹圄，禁奸塞邪，审决狱，平词讼。”由于年代久远，本篇之中的部分要谛已经散佚，从现存的文字来看，主要是讲针对各种犹疑不定的事情如何作出决断。面临纷繁复杂的情况，怎样才能迅速的进行判断并采取有效的行动？篇中提出“善诱”的办法。只有深刻了解各方面的情形，才能“断其可否”。可见“决”篇与“揣”篇、“摩”篇互为佐使。
【原文】
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用患【1】；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罹害者，此事之失【2】。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3】。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事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4】。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苦，然不得已而为之者，可贵则决之；去患者，可贵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
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5】。
【注释】
【1】笔者注曰：蒯彻语云：“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又有《国语》曰：“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又引《管子·禁藏》篇曰：“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又曰：“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就福避患，即决之果也。
【2】笔者注曰：《荀子》云：“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其语与本篇互相发明。
【3】笔者注曰：《淮南子》云：“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又云：“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此之谓阳德、阴贼。又云：“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此之谓信诚。
【4】笔者注曰：《韩非子》云：“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又云：“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又云：“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此皆为息患定乱之义也。
【5】笔者注曰：《尚书·洪范》云：“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此卜筮之说本源也。
【译文】
鬼谷子之所以发明“决”篇，是因为世间的事情千头万绪，让人犹豫难定。善于决断就会得到福报，不善于决断就会招来祸患。善于决断的人，一定先诱得实情，然后其决断就不会有迷惑和偏失。决断要带来利益，决断不能带来利益，人们就不会接受它，而每次决断都要带来利益，就必须寄托于决断的变幻莫测，做到出人意外。如果所做决断从总的方面来看是有利的，但其中蕴藏着不利的一面，那么这个决断就不会被人们接受，反而导致关系疏远。如果决断招来败绩，或者遭受灾害，这是决断中的不当。
圣人之所以能办成事的原因和方法有五种：一是“阳德”，二是“阴贼”，三是“信诚”，四是“蔽匿”，五是“平素”。以上五种分为“阴”和“阳”两类：使用“阳”一类的方法时，要讲究言辞如一，前后一致；使用“阴”一类的方法时，说的话要真假难辨。“阳”的一类手法和“阴”的一类手法，加上“平常”使用的手法和“关键”时刻使用的手法，这四者要在不知不觉中使用。能做到上述要求，再以历史为参，以未来为验，以平常为度，就可以决断了。给王公大人做事，有以下五种情况可以帮其决断：王公大人处在危险之中，而且事情做成之后能够获得好名声的，可以给他决断；不用费多少力，事情就能办成功的，可以给他决断；虽然此事做起来费力，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迫不得已而不得不做，也可以给他决断；能够为对方去除祸患的，可以给他决断；能够替对方招来福祉的，可以给他决断。
总之，决断事情与消除疑虑，是办好各种事务的关窍，关系到社稷的治乱兴亡，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利钝，是非常难办的，要认真对待。所以，即使是圣明的先王，也要用蓍草和龟甲占卜，从而使自己的决断正确无误。
【案例分析】
决篇：审情察势，当机立断
本篇着重论述的是如何使游说对象依照我方意图作出决断，其方法有五种：“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但总的来说，分为“阴”、“阳”两类，且“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使用“阳”一类的手法时，要求我们所说言辞如一、前后不悖；使用“阴”一类的手法时，要求我们所说旁引博征、真假难辨。
在《战国策-卷四》当中，甘茂游说秦武王所用之法就是“以信诚之”，属于“阳略”；《战国策-卷七》当中，姚贾答对秦始皇所用之法就是“以蔽匿之”，属于“阴谋”。
当初，秦武王对甘茂说：“我想出兵向东进攻三川（韩国一地名），取周室而代之，如果能实现这一夙愿，我即便死了，也会永垂不朽。希望先生替我谋划！”甘茂说：“我要求去魏国与他们缔结盟约，共同攻打韩国。”于是，武王派亲信向寿和甘茂一同出使魏国。
甘茂来到魏国，对向寿说：“您回去告诉武王说：‘魏王已同意我的约定。但我希望大王深思熟虑，不要立刻进攻韩国。’当大事成功之后，一切功劳归于您。”向寿回到秦国，把这话告诉了武王，武王便到息壤这个地方迎接甘茂。
甘茂到了息壤，武王责问说：“先前我已经告知您了，攻克三川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您现在却让我深思熟虑，不要立刻进攻，什么意思？”
甘茂闻言，故作为难道：“要进兵三川，必须先攻下宜阳，宜阳是韩国的大县，是上党和南阳之间的贸易要道，长期以来，在宜阳积聚了两地的人力和财物，它名义是县，实际上相当一个郡。现在大王的军队要经过重重险阻，跋涉千里去攻打宜阳，实在太难了啊！”
武王说：“再难我也要攻打！”
武王虽已再三明志，然而“览闻辩见，目达耳通”的甘茂深知“宜阳难下”，在攻战期间，必然会招致国内亲韩势力的非议和打击，届时不仅前功尽弃，自己也有可能遭受谗害，朝不保夕，于是研精殚思，巧构说辞，以成“有言在先”之效：“我听说，张仪西并巴、蜀，北取河西，南占上庸，诸侯并不因此就赞扬张仪的能耐，却称颂先王（秦惠王）的贤明。魏文侯派乐羊为将，进攻中山，不到三年就凯旋得胜。乐羊返回魏国，称道自己的战功。魏文侯拿出整整一箱群臣诽谤乐羊的意见书给他看，乐羊赶紧接受了文侯的批评，心悦诚服地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主君的功劳啊！’我现在只不过是寄居在秦国的人，而秦国权臣樗里疾、公孙衍倚仗和韩国的关系，将来如果在攻打宜阳时对我进行非议，从中作梗，大王必会听从。如果这样，大王就欺骗了盟国魏国，而我又会白白招致韩国相国公仲侈的怨恨。
从前曾参在费地，费地有个与曾参同姓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不会杀人’，她仍然照样织布。过了一会儿，一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仍然织布。又过了一会，又有人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便惊恐万状，扔掉梭子，翻过垣墙，遁逃而去。就连曾参这样贤德的人，他的母亲都对他产生了疑惑和不信任。现在我不如曾参贤能，大王对我的感情和信任也远不及骨肉至亲那样‘盘石桑苞’，如果将来非议我的不止三人，我担心大王恐怕会有所动摇！”
（《战国策-卷四》原文：臣闻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为多张仪而贤先王。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孙衍二人者，挟韩而议，王必听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适三人，臣恐王为臣之投杼也。）
武王坚定地说：“我不听信别人的议论，让我们订立盟约吧！”于是武王和甘茂在息壤订立盟约，并任其为帅。
后来甘茂攻打宜阳，五个月还不能攻下，于是樗里疾和公孙衍二人在武王面前进甘茂的谗言，武王几乎都要听信了，因而召回甘茂。甘茂到后对武王说：“息壤的盟誓还算数吗？”武王不得不说：“算数的”。于是又坚定信心，动用了全部兵力，继续让甘茂指挥作战，最后终于攻克了宜阳。
后世司马贞赞其事曰：“甘茂并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寿，乃攻宜阳。”
其实，除了甘茂之外，姚贾也算得上是深通《决篇》的高手，他面对同僚斥责、主上见罪的危境，不仅安之若素，反以唇舌之利倒转乾坤，最终令秦王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当初，燕、赵、越、楚想要结成联盟，一致对抗秦国，秦王召集大臣和宾客共六十多人商议对策。秦王问道：“当下四国准备联合攻秦，而我国正当财力衰竭、战事失利之时，应该如何对敌？”大臣们不知怎样回答。这时姚贾站出来自告奋勇说：“臣愿意为大王出使四国，一定破坏他们的阴谋，阻止战事的发生。”秦王觉得可行，便拨给他战车百辆，黄金千斤，并让他穿戴起自已的衣冠，佩上自己的宝剑。于是姚贾辞别秦王，遍访幽、冀，深结其君。四国素来知道秦国不好招惹，此次又得到钱帛无数，便决定暂时罢兵言和。秦王知道后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姚贾的功劳，马上封给他千户城邑，并任命他为上卿。
韩非却认为秦王对姚贾嘉奖太过，其因有三，首先，姚贾不过是魏都一个守门之人的儿子，他曾在魏国当过盗贼，后来侍奉赵王，也因谋事不利被驱逐出境，对于这样一个“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不可过于抬举。其次，诸侯的合纵战略早在苏氏兄弟相继逝去后便已失效，各国之间离心离德，根本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联盟”。燕、赵、越、楚虽号称“和衷共济”，然而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图自保。类似这种乌合之众，只需稍加点播，间以利害，久必自散，完全不用派姚贾“重金以结”。此外，姚贾出使荆、吴、燕、代等地，长达三年，耗去秦国财货无数，不仅没有换来敌国“割地纳贡”之实，而且就连资金去向也没有明确记录。如此看来，他若非“中饱私囊”，就一定是“结外邦以自重”。
于是秦王召来姚贾问道：“你有没有把寡人给你的钱挪作私用，抑或用之结交诸侯？”
未料此时姚贾竟然毫不隐瞒，直言坦陈道：“有这回事。”
秦王变了脸色说道：“那么你还有什么面目再与寡人相见？”
姚贾说：“我如果不把这些钱其中的一部分挪作私用，我周游列国又靠什么生活呢？我如果不把这些钱用来结交诸侯，他们凭什么答应我罢兵言和呢？”
秦王不语。
姚贾趁机煽情道：“虽然如此，我对大王的忠心天地可鉴！昔日曾参孝顺父母，天下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儿子；伍胥尽忠报主，天下诸侯都愿以之为臣；贞女擅长女工，天下男人都愿以之为妻。大王试想，假如我不忠于大王，四国之君凭什么信任臣呢？夏桀听信谗言杀了良将关龙逢，纣王听信谗言杀了皇叔比干，以至于身死国亡。如今大王听信谗言，就不会再有忠臣为国出力了。”
秦王又说道：“寡人听说你是世监之子、魏之盗贼、赵之逐臣，可有此事？”
姚贾见招拆招，并没有游斗闪避，而是使出“托于似类”的伎俩，正面回答秦王的问询，说道：“姜尚在齐国时是妻子所弃的庸夫，在朝歌时是血本无归的贱屠，在庙堂上是权贵摒斥的家臣！他在棘津时降格以求，情愿充当苦力，聊以为生，却都无人雇佣。但文王慧眼独具，以之为佐，最终击败纣王，取得天下。管仲不过是齐国边邑的商贩，在南阳穷困潦倒，在鲁国时曾被囚禁，齐桓公不计前事，以之为佐，其后九合诸侯，一匡华夏。百里奚当初不过是虞国的一个乞丐，身价只有五张羊皮，可是秦穆公任用他为相后竟能无敌于西戎，还有，过去晋文公倚仗中山国的盗贼，却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这些人，出身无不卑贱，身负恶名，甚至为人所不齿，而明主加以重用，是因为知道他们能为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假如人人都像卞随、务光、申屠狄（古代隐士）那样，只注重奇节异行，而不讲究实际，危难之时又有谁能为国效命呢？所以英明的君主不对臣下吹毛求疵，而是将他们去芜存菁的加以利用。古来能够安邦定国的雄才，不听信外面的毁谤，不封赏空有清高之名、没有尺寸之功的人。这样一来，所有为臣的就不敢用虚无缥缈、无法定量的东西向国君邀宠了！”
（《战国策-卷七》原文：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工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立革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于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而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
姚贾复道：“我听说韩非子在文章里口口声声叫嚷着‘应以事功评价一个人’。然而入秦多时，并没有见他为秦国建立任何事功！”
秦王道：“爱卿说的在理。”于是仍让姚贾出使列国而责罚了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