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二十二）淇汤县一些情况的回忆
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淇汤县一些情况的回忆
赵滔
我是1943年后半年到的汤阴县。那时候汤阴县的条件很差，环境很恶劣，十分艰苦，很多地方还没有开辟。我去时，县委、政府和县武装总共才十来个人。机关就设在山上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根据地也只有七、八个自然村。当时西部有林县的会道门，东边平汉路两侧有敌人。七地委要开辟汤阴县根据地，就给我派了二、三十个人的武工队。结果在林县姚村一带被地主组织的反动会道门武装给消灭了。侦察员出去就找不到了，会道门抓住我八路军、武工队就用火烧死。皮定均司令员很恼火，带领七分区部分收拾了这些会道门，全部缴了他们的械。这一来，局面打开了，形势也缓和了。
当时，汤阴县境内能活动的地方，只有盘石头那一条沟，力量太单薄了。汤阴县与淇县合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淇汤地理位置连着，翻过山就是淇县，解放区又都在平汉路以西的山区；二是合并起来，回旋余地大，有利于开展对敌斗争，所以地委决定两个县合并为淇汤县，县委、县政府都住在西掌村。我任县委书记，刘萍同志（原淇县县委书记）任副书记，县长是张超海，县大队长和烈，我兼任县大队政委，邢真任县大队副政委。一区区委书记是刘自浩，二区区委书记是王莹，三区在汤阴，可能是王耀文同志任区委书记，我印象不深。
县委委员有我，刘萍、张超海、和烈、邢真，程西海原是民政科长，后任副县长，组织部长是刘萍兼，宣传部长是谁，记不清了。
淇县山区也就是那三条沟，大石岩一条沟，黄洞一条沟，土门一条沟。这三条沟数黄洞沟比较富裕，人员集中，所以县委、县政府就住在这条沟的西掌村。
因为淇县开辟工作早，地面大，形势比汤阴县好一些。县大队也有不到一百人。当时淇县城里、高村、庙口都驻有敌人，但敌人只敢活动到山口处，不敢到山里边。
淇汤县时开展的几项主要工作如下：
一、减租减息
1944年春天，我在西掌村发动群众，搞了个“双减”试点，我们一进西掌村，大地主杨老三和其它地主都逃往淇县城里了，家里留下的都是些不当家人。减租减息主要是和地主说理，开始群众有顾虑，怕搞了双减后地主再对我们党的政策不理解，怕我们的政权不久长。根据群众的这些思想，我们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做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经过访贫问苦，与群众交朋友等方法，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去掉了顾虑。在此基础上，我们召开了群众诉苦大会，让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起来揭发地主压迫、剥削的罪行。这一来，群众的劲头起来了，斗争积极性高了，双减工作也得到了顺利发展。西掌村的双减工作，直接推动了淇汤县其它各村的双减工作，使山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二、破路斗争
1944年秋，我们以县大队为主，组织了一些精干的民兵、青年共二百多人，从大石岩那条沟出去，主要破坏淇县城以北的铁路交通和通讯联络。我们把电线杆砍倒，把电线割下来，把铁轨卸下来，把枕木也弄下来，并组织群众把这些东西全运到我根据地。为了使其短期内无法通车，我们又把路基一段一段的挖坏。这是比较大的一次运动，象割电线、掀铁轨等小型的破坏，那就多了。
还有一次夜间，和烈同志带领县大队破坏了敌人铁路后，又袭击了敌人一个据点。这个据点内有咱们的内线联系，趁空隙摸到敌人据点跟前，活捉了几个伪军。因为被敌人发现，炮楼上的敌人有了戒备，所以未攻上炮楼。总之一到夜间，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敌人只敢龟缩在据点里乱打枪。
三、组织群众灭蝗虫
我记得1944年麦收前，平地上的庄稼都吃光了，都飞向山上来了。那么多的蝗虫我们没有经过，那真是铺天盖地，飞来时，呜呜响，落到地面上就是多厚的一层，飞起来把太阳都遮住了，只要落到庄稼地里，半个小时就能从根到顶吃光。眼看快要收的粮食，快到嘴的粮，怎能忍心让蝗虫吃光！山区群众有些迷信，乱磕头，求神拜佛。我们立即发动群众打蝗虫，各级干部带领群众打了七天七夜。我当时住在黄洞村，这个村很大，人多，地也多。村干部李锡全等很能干，带领群众每人拿一把柳条枝当工具，围着啪啪的打，有的赶到坑里用火烧。当时对寺窑村流行疟疾，白天黑夜的扑打蝗虫，蝗虫打完了，人们的疟疾也都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白天夜间打蝗虫，夜间点上火把，照着亮，蝗虫一见亮光就飞来了，可以集中打，人们把精力都集中在打蝗虫上了。疟疾是有时间性的，如每天下午三点发病，人就冷一阵、热一阵受不了啦。到发病时间，人们精神紧张的在打蝗虫，把疟疾人忘了，所以全治好了。恐怕对寺窑村的群众现在也忘不了这件事。
在灭蝗运动中，根据地的群众男女老少都出动了，从山里一直打到鱼泉以东的山外边。山外由于无人管，庄稼吃光了，连树叶也吃光了，一片悲惨景象。一进入根据地则是另一番景象，蝗虫打完了，庄稼保住了，绿油油的一片，所以山区人民对八路军、共产党就更拥护了。麦季保住了，秋季也有了保证，解放区人民虽然生活也不太好，但没有逃荒要饭饿死人的。日伪统治区由于颗粒不收，很多人逃荒上山西。有的路过山里，看来真惨：小孩是大肚子、麻杆腿，因为吃草根，吃白干土、观音土，都无一点力气，正走的，倒下就死了。那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干部一天也只有几两粮食，主要是靠树叶，野菜充饥，有时能吃到豆饼也就很不错了。
四、政权建设
解放区开始废除过去的保甲制度。在各村通过选举村长建立抗日基层政权。村上还成立了农会、青年救国会、民兵、儿童团、妇救会。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大力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为了提高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就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当时山上那几条沟，土地比较集中，大部分群众种的是地主的地。抗日要依靠农村中的贫下中农，通过发动贫下中农，搞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使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只有这样，群众才能积极起来抗日。
五、关于土门事件
土门村解放后也组织起了民兵。因为是山口处，所以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站岗放哨，防止敌夜间到我根据地进行骚扰。土门事件是扈全录匪部搞的。他们趁夜间包围了土门村。民兵们就集中到一座小楼上同敌人进行战斗，当时打的很勇敢顽强。当我县大队知道后，和烈同志带领县大队去了，但敌人已经走了。一看这个村的民兵被敌收拾了，我们很心酸，做了善后工作。当时我们的力量太小，一个村只有几位民兵。同时也没有几支枪，还都是些破枪，子弹更少，听说民兵们子弹打光后，他们用石头砸敌人，表现了我民兵的大无畏精神。王莹同志对土门事件比较清楚，因为他是那个区的区委书记，民兵也是他亲手组织起来的。王莹同志写了一首歌，在群众中广泛教唱：“英雄的土门民兵……坚决不投降。”这两句我记得非常清楚，为了表彰土门民兵的英雄事迹，我们在西掌村开了个追悼会。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各区的干部，黄洞和土门这两条沟的民兵，群众约两千人参加了。土门民兵的斗争精神，为山区人民树立了榜样。
六、汲淇合并问题
在我的记忆里，汲淇合并是在土门事件以后，也就是说，是在1945年春天。我记得合并后李泽同志任汲淇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我向李泽同志交待了淇汤县的工作。不久我接到地委通知，要我到太行区党委党校去学习，我没到汲淇县任职就离开了。以后又调往东北，未再回来。
（1984年11月10日赵树人根据赵滔同志谈话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