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筱茹 李 堃 仁增卓玛 | 情感、行动与责任：公益传播中的生命叙事
编者按
Editor's Note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一直希望组一组生命传播与跨媒介叙事的论稿，一拖再拖，最终成了必须之事。蒙编辑的不弃，师门上下一起努力，方有了这三篇文章的呈现，即师曾志著的《数智时代的认知加速与算法游戏——以生命传播的视域》、温志宏著的《媒介化社会的生命叙事与情感传播——以李子柒现象为例》及林筱茹、李堃、仁增卓玛著的《情感、行动与责任：公益传播中的生命叙事 》。从年初一直忙到现在，不停地写作与修改、最终送审的等待，其间伴随的也是共同的理解与协作，特别感谢编辑的付出与宽容，也体悟到同学间的友情与温暖——这也恰恰说明社会加速、认知加速中基于人性算法游戏的登场，凸显出生命传播、生命叙事以及情感传播的重要性。远见天心，悉皆照见。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自我之认同、信任、承认等的底层逻辑，在对未知的尊重中感知日常生活，实现以共情而共鸣，以共鸣而共生的美好生活。——祝贺并祝福！
今天发出的是第三篇文章，是由林筱茹、李堃、仁增卓玛所著的《情感、行动与责任：公益传播中的生命叙事 》，感谢关注！
摘要：生命传播是公益传播持久发展的基础，以传播、行动、改变作为主轴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生命叙事则在其中起到建立情感联结、促进行动与责任的关键作用。公益传播可借助其力量，引发个体的深度卷入和对他人苦痛的共感，激发其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积极实践的可能。经由生命叙事与疗愈的相互交融，行动者赋权自身并在生命传播中产生交互的责任，创造了公益组织存在的现实意义并延续了公益开展的动力。在公益传播中，借助生命叙事对个体和社会产生影响，在生命传播及叙事疗愈的视域下融汇情感、行动与责任，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益传播；情感；疗愈；生命叙事
互联网传播的快速发展，带给人们的是一场场深刻的认知革命，生命传播正基于此为传播话语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生命传播概念提出“就是想为传播学研究提供别样的认知与叙事方式。个体心灵、自我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个体表达行动对心灵和自我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与塑造，个体如何在传播中认识自我与权利，甚至在对话交流中如何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命的交互、流变与生成等，都是我们打开生命传播的大门钥匙”［1］。生命传播注重人们认知生成的性质、交互以及形式,主张传播学更应注重生命叙事与经验体验［2］，强调跨媒介叙事能力已成为认知、观念和思想差异的重要原因，媒介以隐喻的方式提供了观察与认识事物的视角。在对媒介的理解中也包含着媒介变迁对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影响的透视。基于生命传播基础上的生命叙事，在瓦解传统宏大叙事和信息叙事的基础上，在具体而微的微小叙事中逐渐显现出其对个体认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
媒介技术带来公益结构的转变
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革新都伴随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加速调整。从Web1.0时代到Web3.0时代，从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到5G，互联通信技术使得传播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加速背景下社会运行的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互联网在为人们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新媒介技术带来传播场域的变化，多元主体以多种方式加入到传播实践中，异质的信息、观念、情绪在新场域和新秩序下快速流动，个体的感觉、直觉和情感被激活，个体既获得以往被机构和组织垄断的媒介接近权，也拥有在切实行动中不断改变的可能。社会多元主体在突破时空限制的同时，实现着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彰显着指向具体问题解决的“能时代”的到来。
传播速度的加快打破了原有的社会体系，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感知以及与自我、他者和社会的关系。当个体脱离封闭的、结构化的社会系统，进入充满未知和不确定的社会情境中，认知、感觉和行动能力成为公共生活的关键要素。在关系、权力和话语的易变中，原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逐渐模糊，宏大叙事丧失了以往的解释力，原子化的个体在“脱域”中拥抱新技术、新信息和新关系的同时，也愈加渴望复归日常生活，抵达自我内心，实现身心平衡。
公益作为人类永恒的向上向善的追求，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也是联结人与人、组织和社会的重要纽带。在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公益事业习惯于借助宣传口号、宏大理念和“眼泪指数”，集中动员体制内部和资本的力量，这在公益事业发展初期曾起到一定作用。互联网带来的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不断挑战着公益行业的组织形式与结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冲击了传统公益组织的生存境况。据2020年《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显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全国范围内的公益组织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中小型公益组织。《报告》指出，“明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政府与企业的收入锐减带来的政府购买服务和企业捐赠的减弱，将在未来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公益产生'波纹式’的打击”［3］。
与传统公益组织力图“活下去”的生存现状不同，借助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介，互联网公益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99 公益日”是腾讯公益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公益活动，自2015年举办之初便致力于发动网民以轻量、便捷、快乐的方式参与公益。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现实影响的考虑，公益行业曾对 2020 年“99 公益日”的公众筹款环节持保守态度，但最终结果显示，公众捐赠额和参与人次等各项数据均实现增长。水滴筹、轻松筹等面向普通民众的众筹平台凭借自身高效率、低门槛等优势扩展了公众关注公益活动的渠道，“指尖公益”成为新的公益形态，“人人公益”逐渐成为新的潮流。技术的便捷不断地提升了公众参与公益活动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的热情和能力，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生活的改善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公益事业的游戏规则，这要求公益传播改变传统惯性，依据不断变化的传播和技术特点及时调整对策和方案，重新配置自身要素与优势，引发整个公益行业的化学反应。另一方面，形式、渠道和流程的改变以及时空和阶层等边界的打破并未改变公益事业的初心，而现实问题的解决恰恰是在赋权和反赋权中，在传播实践和切实行动中的不断抵达。在数字赋能背后，公益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自我选择，基于生命底色的公益传播，愈加呼唤个体的自我卷入和主体意识，隐蔽的沟通在传播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加速中，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借助新技术的力量，调动多元主体的认同与信任，加强整合社会的有机团结，打破人与人心灵上的边界并激发“人心向善”的力量，最终改变个体异化的处境，这恰恰凸显了生命叙事的重要性。
二、生命叙事：源自生命关怀的言说
人类的经验、记忆与行动离不开叙事。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总体上将叙事分为信息叙事和故事叙事两大类，其中信息叙事“只存活于那一刻；它必须完全地依附于那一刻，并且争分夺秒地向那一刻表白自己”，而故事叙事则“不消耗自己。它存储、集中自己的能量，即使在漫长的时间以后，还可以释放出来”［4］。本雅明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大众媒介的崛起，缺乏情感共鸣与无需立即卷入的、缺乏行动的信息性叙事逐渐占据了传播领域；与此相对，分享生命经验、触发情感共鸣的故事叙事日渐式微，讲故事的传统也随之没落。随着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的反复博弈，传播渠道的垄断被打破，每个主体都有了直接而便捷地参与传播活动的途径。一种旧的传统，属于部落时代的传统——讲故事重新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而基于“讲故事”为核心的生命叙事成为不同主体在意义、情感博弈中选择的最优传播策略。生命叙事要求个体的全身心参与和切实卷入，也强调日常生活和事件的重要性，其编织的细微感觉、体验、情感、经验和智慧的不断叠加，自然而然引发个体的共感和共鸣，在认同信任的基础上，激发人们感同身受和切身行动的欲求，彰显人类生生不息的力量。
依凭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赋权与反赋权的不断作用下，借助叙事的传播从单向传播转向跨屏多向传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藉由新媒介渠道造就了“传播即行动”的可能。灾难叙事能引发我们对他者苦痛的共感及赋权自身行动的责任，在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中，基于不同主体的差异性认知，经由“个人化叙事”，在不同的意义维度上呈现出公益传播的多样性。小至个人心灵结构的运作，大至不同组织对现实意义的创造与价值体系的维系与选择，都包含在不同的叙事之中。这些叙事，借助不同的媒介渠道，传达至不同的媒介圈层，共同构成了总体性的社会意义。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需要参与到对意义的争夺中，无人能置身事外。由此，在意义的博弈中，如何获取优势地位是组织与个人都需要思索的议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深刻地感受到叙事的力量与魅力，凭借各类叙事，不同主体加入到了公益传播的建构与维系中，依靠意义的胜出而获取公益传播的权力与权利。对人类生命的关注，尤其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是公益事业的底色。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迭代改变了传统的意义争夺方式和场域，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力量加入到公益传播的链条中，形成传播合力，共同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案。在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互联网中，公益传播的底色成为信任、合作达成的关键因素。
对生命的关怀使得公益传播似乎天然就具备“情感传播”的倾向，事实上充分利用生命叙事的力量才是其能够广泛动员公众的关键因素。每一个公益传播主题背后的叙事核心都指向对他人生命的深切关怀，其中蕴含的人本主义通过生命叙事的策略和新的传播网络得以跨越更大的社会距离，抵达更广泛的人群，并持续呼唤公众的情感投入，激发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和共鸣，由此提高个体全身心卷入的可能性。
三、情感联结：社会加速下的回应与共鸣
社会加速中竞争逻辑似乎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几乎所有领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则。人们在庞大的社交网络中不断学习如何赢得竞争的同时，遭受到的却是经验与意义的贫乏；在与他人交换信息和协同合作时，却无法与他人真正建立情感关系，即有回应与共鸣的关系。人们面对世界沉默、冷淡和漠然，感到痛苦与不满，这些又带来新的异化形式，这恰恰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情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彼此陌生的叙述者与听者是叙事的重要节点，以生命叙事作为关系与情感联结的方式，经由不同媒介渠道，能够引发彼此间的回应和情感共鸣。一方面，从叙事传输（narrative transportation）的观点来看，在叙事所营造的想象场景中，个体的认知和情感沉浸于故事并产生意象，随着叙事的情节发展而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另一方面，叙事带来的认知丰富和情感投入改变着原有的观念，最终使个人的现实体验越来越与叙事的故事世界逐渐趋同［5］。生命叙事恰恰成为激发情感与生命信念的基础，使听者从单纯的“听故事的人”转向与他者在现实世界中经由情感引发的行动而产生实质性的彼此关怀与自觉的关系。
公益传播中的叙述者多以创办人和参与行动的志愿者为主体，通过将自身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作为叙事主线，通过声音、音响、图像和文字等实现跨媒介传播。在叙事铺陈展开的过程中，叙述者往往需要通过再现自身亲临过的场景，述说如何借助共同的努力、行动与实践，在强调问题复杂难解的同时趋向于问题的解决。在这一叙事过程中，情感、行动、改变贯穿始终，构成公共传播的完整逻辑链条。跨屏传播则改变了“去感官化”和 “去背景化”的传统叙事方式所带来的意义断裂，使得听者将故事与个人的生命历程和生命体验联系起来，由此能够激发其对公益事业的回应与共鸣，并最终采取行动加入到公益活动中。
基于生命叙事的公益传播除了能够引发生命想象并激发情感外，也具有叙事疗愈的意义。在叙事疗愈的视域下，叙述者能够唤起听者的自我想象或内在记忆并引发实质性的情感共鸣，诱发人们反思过去经验并增添其未来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围绕不同主题展开的生命叙事，在叙述者和听者之间建立了共情，在彼此肯定与同理心的氛围中，叙事双方会因动人的故事产生回应与共鸣，个体面对的不再是他人的沉默和麻木，而是在与世界的呼应和情绪起伏、情感联结中，进入个体与环境的具身融汇及心理救赎的经验实践中。
四、个体行动：基于叙事与共鸣的选择
以生命叙事作为出发点，叙述者的故事在传播中得到了意义的再生产，将孤立的、断裂的活动转化为具有实质性的情感共鸣，由此加强了故事的合理性和吸引力。在新技术释放出个体能力和权力的背景下，人们可以遵循自我意识“完全可以实现另一种行动的可能性，以此来追求主体自己的目标或实现自己想实践的事”［6］114。生命传播更是在权力主体及其延伸的各种关系中运行，个体在思想自由、身体行动和自身能力权衡下所做出的每一个行为与决策，都是在象征世界与社会建构中集结众多选择之后所形成的，在传播、行动与改变中触发更多个体的生命底色而逐渐具有社会影响力。
公益传播的力量来自其能够汇聚多方力量，将口号和倡导转化为行动，带来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政策等的改变。以水滴筹、轻松筹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益平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使“指尖公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主要是依托技术带来的便捷性和中间环节的减少，人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捐赠，达成善举。在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过程中，公益传播的社会动员考验着多元主体的讲故事以及引发人们情感共鸣和积极回应的能力。
随着新媒介的发展与跨屏传播时代所交织的异质和无序，在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中，个体的知觉、感觉和能力等得到释放，个体的意识情感等被激活，叙事主体在将自身从问题中解放出来后，将其经验和情感借由生命叙事得以转述。在“传播即行动”的情绪激发下，促进施动者与接受者行动的交互更迭使意义得以延伸。在不断打开的共同体世界中公益传播需要在尊重个体多元选择的基础上，激发支撑其行动的信念和勇气，这恰恰是一种建立于生命叙事和情感共鸣之上的自我选择。
生命传播强调自我身心自觉不自觉卷入到各种传播活动中，从而影响到传播形态、内容、过程乃至传播背后权力、资源、资本、能力、专业等的博弈。自我身心与他者联系了起来，在交流互动中自我获得了自主性，这是生命传播的另一个特征。生命叙事是一种典型的、以生命传播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讲故事的方式，在沟通和互动中，诸多差异性的感知、信念和判断彼此回应并形成共鸣，实现了叙事结构中差异性中的同一性。生命叙事最终将个体引向自我卷入的切实行动之中，异质的个体在故事和经验分享中，达成对他者苦痛的共感和同情，从悲悯之心到身体力行，不断激发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决定赋权自身行动的责任。
五、责任达成：依托感觉的共同体的意义建构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予人们构建自我差异化世界的可能性，显示了自我的存在和自由。个体在看似无约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却日益感受到当下时空的不断萎缩，人们在生活步调加速的过程中，习惯于多任务处理，争取在更少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情，以保持自身竞争力，而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与世界却出现了意义的断裂。人们看似可以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却是在违背自己的意志行动，在没有外在要素压迫的时候，人们在短暂的体验中，忘记了行动的目标和意义。自我游戏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个体在游戏中看似处于自我解放与自由的状态，实则自我游戏应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个体越自由越凸显出个人能力和责任的意义。
社会加速中传统的观念、规则以及规范等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演化，社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被打破，“世代之间实质上就会等同于活在'不同的世界’，让社会的象征的再生产遭遇到断裂的危险”［6］98。此时，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美好生活的实现考验的是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承担责任的勇气。“传播即行动”的生命叙事经由跨屏传播与现实同存互在，作为行动者个体则是在个体的自由意志与能力所及之间进行选择，并将无序的片断在互文责任中进行理解，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公益传播中将个体与自我、他者的互动关系纳入传播过程中，在真诚的自我生命叙事中感受到良知并获得自我疗愈，并让他者感同身受，担负起自身的责任。作为行动者的叙事主体，不论是在人际传播抑或是跨屏传播中，传播与反馈皆是将自身投入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中，促使其以身作则并且持续行动，以维持互为主体的构建。
基于对生命关怀的共鸣所引发的行动，即是赋予自身行使权力而发挥促进改变的影响力，对故事人物的认同成为自我赋权并行动的动力。不论是物质支持，还是心理支撑，自我赋权皆是使其在生命困境中生发出信心，在彼此互动中获得心灵的充盈与救赎。生命叙事的交互作用将组织成员逐渐凝聚为想象的共同体，在共同的想象与情感共振下，形塑并维持共同体的感觉，并使生命传播在结合各方的资源与力量的过程中累积社会资本而得以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为公众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共同担负起组织和成员间声誉与行为的责任。最终，行动的达成是衡量意义胜出的关键要素。作为社会实践的动物，人在受到情绪感染后会产生行动，行动会带来种种的改变。改变是生成性的，叙述者经过观众的体验与反馈省思自身，提供给观看者不断提升自我的能量，两者相互影响，也使得公益传播在更大的时空中延展。
结语
在充满多元化、差异性的媒介世界中，生命无疑是共通的媒介，是所有传播得以生成的基石。在信息洪流中，生命叙事可能式微，但绝不会消逝。基于生命的叙事力量以自我和他者的生命关照为基点，倾听两者间的共同际遇与经验使彼此从陌生走向熟悉。个体在认知和情感沉浸于故事当中而产生了同样的意象，并随着叙事的情节发展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促使施动者与接受者对于身份认同的交互转换而带来情感的共鸣。公益传播在心灵、自我、社会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着解构与重构，并在相互交往的权力结构中，以共鸣、共情、共在凝聚想象的共同体。在万物互联的众声喧哗中，生命传播诉说着生命的坚忍顽强，以情感为出发点，以切实行动为中介，以实现责任为落脚点，将生命叙事引发的微小行动作为实现改变的方式，个体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实现认知的提升和身份的跃迁，承担起共同的自我赋权和生命责任。
参考文献/注释见：林筱茹,李堃,仁增卓玛.情感、行动与责任：公益传播中的生命叙事[J].台州学院学报,2021,43(0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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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来源｜台州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