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草》第十章《三个人的死（下）》
阿尔贝加缪在一篇散文中曾经不无悲伤地说道：“假如我想领略品尝这世间奥秘的清香，那么在天地深处，我发现的只能是我自己。”是的，人总是孤独的，这是异常肯定的事情，然而人就是不甘心啊，拼尽全力地寻觅着爱，所以便演绎出了一场场辗转反侧的故事。
这个女人总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处在一座颓废的花园里挣扎，跟那个男人处在婚姻废墟里是一个样子，两个人都存在于一堆废墟之上，执拗地僵持着，无力地自顾自地期盼着。女人的一个民间顶了大仙的朋友要她请个太上老君来转转运。这是一种极其迷信而又无奈的行为，就像祥林嫂捐门槛一样的荒唐。但是这个女人居然信了，她之前对此是无比厌烦的，但是经年累月的生活对于这个女人的折磨，以及她自己遍体鳞伤的坚持到最后，她信了。
而这，简直就是荒唐透顶。所以，女人偶然间逢着一次上灵山神庙愉快地捐了钱后，在这之后她的右臂莫名其妙的剧痛。而就在这剧痛中，这个女人顿感这世间的芳香并不在那廖无边际的天宫。那犹如吴刚伐桂（类比西西福斯推石上山的故事）的徒劳感与日俱增，倘若有神灵，那也是个泥菩萨而已。因此，她渴望醉死在那芳香异常的桂花酒里，但谁会与之同眠呢？面对死亡，这个女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这种无助感会随着岁月渐渐加深，直至刺入骨髓。
所以当女人的父亲死在了民间迷信的73岁的坎儿上，她就再也不相信什么这个神啊那个菩萨了，是那种不相信的极其彻底的。女人是看过男人的母亲在春节的时候跪拜菩萨的场面，每逢这时，女人就走到阳台边去打电话了。是否真的再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人一直在重复的那句话“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样”。如果拜观音有用的话，那这个世间行者的等待就不是路尽天黑了？女人一贯坚信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路一定会走到尽头，天一定会黑，这是最简单的常识，而这最简单的常识经常是令人绝望的。这无关生活那若有若无的缺点一直都是纰漏无遗，那是因为它的优点总是姗姗来迟。正如这世界的正义总是来迟，给了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绝望。女人早就知道这世界谁他妈的都靠不住！
这个女人无论再怎么处在友谊的深处都令人感觉不寒而栗，这种气场延续到一切都不如意的事情上就显得孤僻异常。所以女人总在夜静如水的深夜里独自抽泣，那声响绵长而又无能为力。她曾经无比眷恋的一切都以最快的速度离她而去，而她并没有太感伤，因为现实生活里的艰辛来不及使她感伤。她珍惜的眷恋无一例外都已经在天地隐秘的微笑里渐渐消散了。
女人感觉在这卑微的回忆里她找不到一丝热爱的东西，唯有那似乎遥远的死亡竟然是那么的亲切。她总是担忧自己会忽然地死去，她总是这样地叮咛着我。每一次对我重复一遍，她的悲哀和我的无力感就加深了一层，我们都在向绝望靠近。我们都以为这件事还很远，但它到来的速度都令我们瞠目结舌。不过，就在这异常忧郁的氛围里却是女人每夜独自最常规的睡眠。她在自己的眼泪里埋葬着自己的睡眠，她是痛苦的，而我呢？
我总是毫无征兆地滑入了幸福感的相反方向，总是感悟到毕生所追求的东西不过是某个午后睡眼惺忪的懒床时刻，自在地感受着时间的流逝，用不着考虑明天的考试以及到底他妈的有谁死了，或者因为迟到被闫美丽罚站或者这个该死的闫美丽只罚我一个人给全班拖地一个月，或者那些嘲讽我的同学导致了我低沉的脸与自卑的心境。总之，如阿尔贝加缪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放荡奢靡，有些人抑郁乖僻，但大多数都毫无生气。”
很明显，我就是属于后者，同样明显的是这个女人与这个男人是属于第二种。他们无时无刻都在相信曾经的青春会与自己同塌而眠，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就在他们翻身入眠的刹那，他们会忽然意识到死亡早已经等在了他们的前方。男人认为他没有必要抓紧岁月，当强调“没有必要”的时候，这个男人的生命里一切的意志就开始渐渐地从内部瓦解掉了。这是男人“得过且过”的全部生活真谛，它将笛卡尔主义民俗化，我行我素，企图用言语来纠正周遭已经深入骨髓的行为，批判着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用表示无奈地口吻说出连自己内心深处都不大相信的话语，在深夜里孤芳自赏，直到至死方休。
得过且过是生活的另一面，这是比较慵懒的一面，女人也想这样，事实上谁都想这样，也谁都是这样。只是这个女人一直都知道这生活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但女人不想像大多数的人一样，尤其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地去承认与接受，所以她一直孤独的。在这该死的生活的一切习以为常的忍受里，女人总渴望着生活能给她一个惊喜，希望，可以说总是固执地希望生活能像当年一样，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那个她腼腆害羞时语无伦次的样子。但女人转念一想又是一声叹息。日子在变，人也在变，希望，当然也在变。
这一声叹息源自于她的父亲那执拗而强硬的一面，他发誓不再续娶，不想让他恐惧的和担忧的发生。说到底，他的父亲是爱孩子的，但似乎更爱的是他的老婆。作为一个乡下受苦的底层人，他用岁月和那双做鞋的粗糙的手硬生生地将四个孩子养大，所以这硬生生里面便欠了很多的外债。
每逢喜庆的节日里家中总是一派颓圮的样子，像极了那个男人脸上的皱纹，总是很艰难的挤出一点苦笑。那时的家中总是挤满了要账的人，女人总是穿梭在这些比她大很多的大人们身旁，帮着她这个老实而又不会说话的父亲去解围。所以女人倔强的性格里有着对生活最底层苦楚的刻痕，这印痕很深，已经深入骨髓了，伴着后来女人的无力感交杂成一种怪异地执拗。当多年以后，女人终于把外债还清时，她才对生活挤弄了一下眼睛以示幽默。但是这之中最大的幽默莫过于这生活谜题的答案总是出奇的一致——孤独、尽头、死亡与坟墓。
女人因为父亲长期酗酒而无比厌烦这样的男人，但是她的丈夫却恰恰又是一模一样的。每个少女都渴望过一个骑着白马的王子，他拥有一切的优点，这是爱情。但是婚姻是一个白马变黑马，王子变成老汉的过程，它是一个缺点放大镜，它会教会你接受与忍耐的。我无力去批判这个女人的丈夫在酗酒的程度上与她的父亲的因果关系，男人之于酒，正如女人之于胭脂是一样的。岁月会告诉你，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酗酒无度的男人和一个忍气吞声的女人，或者境遇相反，或者境遇相似。总之，不幸的家庭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女人的家庭与婚姻在岁月的数轴上居然出现了平行的点，而点与点之间却站着孤独而无力的女人。当她要面对一眼就能望到边境的这伪饰着草原的大地时，对于父亲那冰冷而矮小的坟墓与自己将来可能无声无息地死亡联系在一起时，似乎这样的连接是那么的平常，但是沉重异常。所以说到底，女人那在外人看来无与伦比的骄傲里依然是难言牵强地微笑。
而当我回忆起这微笑的时候，我也笑了。
“不许笑！”回忆里有一个中年因喝酒而憋红了脸的男子突然厉声喝道，打破我回忆中的宁静。这个该死的红脸！
那日，在送葬给女人的父亲那一天，我与表弟正在玩耍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记忆里除了他玩赖赢了我第一次后就一直在输。最后我玩的兴起，一直在笑，便被这个在面包车前红着脸哭诉的中年男人厉声呵斥道。
当时我立刻屏住了笑容，速度之快令我现在想来都十分讶异，那个时候我可才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呢。我当时脑子里快速地努力地想着明天又要去上课而无端就地悲伤起来，不一会儿竟然哭了出来。我并不知道这眼泪意味着什么，只是当时我的这哭泣居然止不住了。但我的内心却是一阵阵狂喜的，因为立刻就被大人们夸奖了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了，就是因为我在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地点哭了，并且哭出了声。现在想来那是极其荒诞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在我母亲的葬礼上，我一滴眼泪都没留，并不是我不觉得悲伤，而是我觉得这毫无意义。我的眼泪是给这些无关紧要的外人看的，我不想让这些参加葬礼而无所谓悲伤的人看到我伤心欲绝的样子。而事实上，我当时的内心平静异常。
所以在我十多年前的那一场葬礼上，还是个孩子的我找到了大人们世界里所肯定的那种——符号，或者说是某种秩序。但当我旁边同样是个孩子的表弟看到了我泪流满面的样子时候，诧异地合不拢嘴。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了，我这样做肯定是在伪装。而我当时确实不是，是因为我有一张考了低分的数学卷子还需要家长签字，而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我因为这而哭泣不止。
还是两个孩子的我们，或许就在第一次的葬礼上开始分化出我们未来意识里的职业。现在回忆起来，我表弟的眼睛里一直都是不相信，而我的眼睛里似乎总相信着什么。后来，他要立志当医生，而我却想成为一个写作者。这件事很诡异，医生应该相信点什么，学文学的应该是一直都不相信的。他在不相信里一直觉得救死扶伤是伟大的职业，而我在相信里一直描述着人的绝望和死亡。这也是荒诞的。这或许说出了医生与作家的一些区别，但是更似乎体味出了这两个职业里的一丝丝联系，或许就是这种联系让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一干学医的人投入了文学的运动中，终生乐此不疲着。
所以生活从来不是一场预言，也并非是一场游戏，而是一场关于预言的游戏。我选择来了文学的预言，但是我却忘了那一干人等家境问题。文学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最起码你最初接触到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没有油盐酱醋资本，你怎么可能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写出一首歌颂美好的诗歌呢？当你深入到文学的肌质里你就会不断地发现，这里并没有太多风花雪月的故事，那只是表象，而就是这表象才会引诱你。就像爱情是婚姻的表象一样，任何东西如果只停留在“你好”阶段，那就皆大欢喜，但是一旦你意识到了“再见”问题，生活就会忽然变得举步维艰起来。这确实是一场游戏，一场有始无终的游戏。
那一日，黑漆漆的棺材被抬了出来，在准备放入面包车之前要有一个简单的仪式，不然就只是葬而没有“礼”了。关于这“葬”要不要这“礼”，要不要为死者举办最后的仪式，但是死者本人根本不知道。但是通过那个红脸哭动了一辆熄火的面包车这件诡异的事情来看，这仪式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这仪式里，我们笃定地相信，至少在这一刻相信魂灵的存在。我们是在向死者的魂灵表达最后的爱意，一种消无声息的爱意。
但当众人拉开棺木，女人并没有加入这个队伍，只是远远地看着，不，应该是望着。她不愿意在看老人最后一眼，她似乎是怕自己情难自已。事实上，女人在那一整天里都表现得极其克制，眼睛里的泪水一直在打转，就是不让它留下来。而哭得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厉声呵斥我的中年红脸男人，他爬在棺木上不撒手，哭豪声太响，我当时确实感到一阵阵厌烦。烦的并不是他的情感表达，而单纯是他的声调。他打破了那悄无声息的仪式。
后来我渐渐地确认的是，当时我确实厌烦的其实就是他的那种情感表达。众人把这个哭得瘫软的男人拉开，我也趁着机会瞥见了老人最后一眼。老人瘦了，除此之外，一切安然。在众人摔火盆子的时候，我正与另一个孩子躲在角落里玩着石头剪刀不的游戏。我是愉悦的，他也一样，因为不用上课，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的情绪是一致的。
直到现在我也总是重复回忆着那在外祖父的葬礼上我和表弟玩耍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在一个最该严肃的地方或者场合我们俩笑的简单而自然，我们寻找着大人们眼神并没有注意我们的时候，在这方面，那个红脸的中年男人帮了我们很多忙。因为他似乎异常悲伤的哭声，大人们的注意力全在他的身上，无暇顾及我和表弟脸上的笑容。
我以为那时我们是最有勇气和无畏的，反到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渐渐地失去了这些勇气。当时我指着那个中年男人问这个女人：“他哭得是真的吗？”
这个女人显然对我这个提问异常诧异，似乎被我这个问题问住了，我能看到她的思想在抑制自己的嘴唇，但似乎是生理习惯性的肌肉反应，她说：“当然”。
这一句“当然”并不能代表这个女人回答了当时幼稚的我的疑问，我当时确信那是假的，因而我认为这个女人强忍的泪水才是真正的情感。当我后来在课堂上质疑梁茹结老师讲述庄子在他妻子的葬礼上鼓盆而歌的时候，我就立刻将这个女人的例子对号入座了。我站在课堂的中央，倾听着这个我倾慕的老师讲解着我忽然提出的质问，其实梁茹结是没必要解答我的，因为当时其他的老师都在赶语文课的进度，只有这个老师不在乎这个。“不在乎”就意味着“危险”！
所以，她的教育理想总是在应试教育里变得举步维艰。后来她确实是因为课堂的进度严重脱离学校规定的课时计划而被派遣到了远方去支教，名义上却说是梁茹结自己的选择，而她自己也是这么对我们说的。这“派遣”两个字，透露出了当时的我并不太能理解的这些职场中阴影里的争斗，我依然延续了我当时指责那个中年男人的哭声是假的勇气，直到我遇到了闫美丽这个道貌岸然的老师的时候，我瞬间理解了这之中的林林种种，近乎是一夜之间我忽然理解了这人际之间的艺术——或者换一个中性的词——叫手段。当我终于理解了这手段之后，我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开始了戏谑生活的开端，前后判若两人。“每一个人都将会活成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的，别急。”我一直都对自己这样说，“哪怕你曾经的理想那么的豪气干云。”
这两任老师就像当初外祖父葬礼上的这个女人与那个中年红脸男人一样，其实这样的类比有点牵强，但是我依然坚持这个世界不外乎两种人——所谓的爱，在一个家族里必然是分层次的，最简单的莫过于有的人在葬礼上呼天抢地，有点人含着沉重的泪在眼眶里打转。而这两类的分层孰高孰低就是你认知的区别；所谓的教育，或者说是老师，有的人表里如一，有的人道貌岸然，至于如何分辨，不过是日久见人心而已。
但究竟有多“日久”，所以才会有正义的总是缺席，真相的总是掩盖。很有可能的是，你到死也没有等到“见人心”的时刻，这就是人生最他妈的悲哀的地方了。你，死在了一场权力的游戏之中，这场游戏比起你的憧憬未来可要艰险的多，甚至有些时候，你懂了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很可能是你生前懂得的最后一个道理。这是恐怖的，越想越恐怖。
所以，生活总会告诉你一个荒诞的表象，人们认为哭声的大小与爱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人们认为表面精致的人内心一定温善。但无论如何，这第一次外祖父的葬礼教会了我最至关重要的一点——那些在葬礼上神情凝重，似乎带着玩世不恭的无奈，比着那些葬礼上悲痛拗哭的人来说，有很大可能更爱那个棺材的人。
这是我当时幼稚时的认知，但是这一点点认知到目前为止都存在，而这点存在有时会显得不合时宜，会为我孩童时的那一声“他哭得是不是真的”而妥协，道歉甚至是下跪，这是社会的潜在法则，而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规则的强大已经足以延缓任何一种正义的缺席。这不单单是恐怖那么简单的情感了。
在给这个老人盖棺定论之前，还有我与这个老人短暂而有限的一些记忆。
“小兔崽子，你赶快给我从凉房上下来，否则我可打你了啊！”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关于这个棺材里的老人的句子。而对于老人那一辈子住的那个阴暗潮湿的家中破烂书柜里的书，我曾央求老人将这些书给我拿回家来看，但是老人居然莫名其妙地拒绝了。后来，这一柜子的旧书在拆房的过程中不知道被扔到了哪里。这是我关于这个老人记忆里的起点，而这个起点是没有好印象的，所以老人在我的记忆里通常扮演的是这个女人因果里面的“因”的部分，我试图通过这个老人来推出这个女人的“果”，虽然如此地单向，但是确真实的要命。
这个事情我曾反复问过这个女人：“为什么他会拒绝把书给我，以至于最终都不知道丢失在了哪里？”
女人总是用一些幻想的话语或者她臆想的原因来搪塞我，而这个曾经的一件小事我一直都会时常拿来作为玩味的对象，去试图追忆和分析这个老人为什么会拒绝我。这个老人曾经说过，是这个女人转述给我的：“我只能照顾好你们这一代，你们的下一代我是不会去关心的。”或许在这句话的背后隐匿着这个老人孤寡一生埋怨，或者非要解释成对自己儿女的爱其实也行。只不过这未免太牵强了。
印象中这个老人还“救”过我。小的时候我把一个杯盖吸到嘴上，这个杯盖是个圆形镂空陶瓷的样子，我把它吸到了嘴上，排干净了镂空杯盖里的空气，瞬间这个杯盖越吸越紧，我惊慌失措并且疼痛难忍。老人走过来发现后奋力把杯盖从我嘴上揪了下来，我“得救”了。但是我的嘴四周留下了一个很深的杯盖状的红色印记，这个印记直到一个星期后才消除，为此，班级里当时的同学们也嘲笑了我一个星期之久。孩子们的纯真有时可以指出那个笨蛋皇帝根本没有穿衣服，有时鄙陋到一个简单的诱因就可以嘲弄，甚至孤立一个人。那是一种纯真般的孤立，它的“危害”会持续很久，它能隐匿到你后来处处行为的各个角落里。
所以，后来我忍受不了闫美丽的嘲弄，我也厌倦了班级里每一个人脸上暴露出的最粗鄙的嘲笑。当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笑就时常觉得恶心，而我自己在时常在大街上放声大笑，作为一种弥补，或者作为一种反抗。
无论如何，我为数不多的有关这个老人童趣的记忆就是这样了。回忆总是个神奇的东西，它能让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瞬间变得活灵活现，恍如隔世一样。在这样的意识流里，我的祖父与外祖父，两个与我都隔代的老人唯一一次在我面前的对话也发生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那一夜，我们三个人横着睡在一张我们家的双人床上，面对着窗户，刚好那一天窗帘恰巧坏了。现在想来真是好巧啊！所以我才能透过窗户欣赏到夜空，那时的夜空还是很清澈的样子。
我的祖父睡在我的右边，我的外祖父睡在我左边，中间是童稚的我正在想着怎么样应付没写完的数学作业，明天怎么编个理由，或者现在起来写，那让另一个屋子的母亲看见又要骂我“熬油补裤裆”了……当时我所有的思绪都在我没写完的数学作业上，因此我后来选择了文科也是一直都对数学这门学科有着很深的抵触。而两个老人隔着我交谈了五分钟，当时的我以为这不过是两个老人在睡觉前聊的一会儿闲天而已，但是根本想不到的是，这是我记忆中两个老人唯一的一次的对话。
生命中这些若有若无的瞬间有的时候你以为还会很多的时候，很有可能它就是最后一次了，有着可能它会成为你记忆中永恒。这在我来说是危险的，生活本就是危险的。
“亲家母当初是死于什么疾病呢？”祖父是个中医，出于职业习惯聊天也是先往自己熟悉的领域聊。
“肺癌。”外祖父回答。
“那你一个人这么多年很辛苦吧？”祖父再问。
“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外祖父接着答。
后来他们还聊了一些其他的话题，而我依然执着于没有写完的数学作业，但是外祖父忽然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今晚的天空上怎么看不到星星啊？”
这明显是一句自言自语，因为那个时候祖父好像是睡着了。而对于执着于夜空的星星的外祖父来说他似乎一直在寻找属于他妻子魂灵的那颗星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在寻找。这似乎在后来偶然的回忆里串联起来总会带给我一种惊人的颤抖。所谓的人类回光返照的现象，如此神秘而奇特。
因为祖父适应不了我们家的行走坐卧，就坚持要回到自己的小家去。人老了总是觉得自己的家是最舒服的，一出去便总感觉哪哪都不对了。祖父来到我们家里用不惯卫生间里的坐便，经常便秘。其实祖父的家中也是坐便，只是样式不同。就这一点不同就会导致祖父的焦躁。所以祖父匆匆地回到家了。而他的这一次告别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亲家了。
外祖父其实也不太习惯，但是他坚持要再呆一个星期回去，但就是这一个星期，悲剧发生了。老人于一次清晨去饭店吃早点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固执地要凝望着窗户外面的星星，被无知的这个女人打断了这样的仪式。
但是老人当时也没有反抗，也没有解释什么，他只是听话的闭上了眼睛。似乎就在这一刻，他已经感受到了死亡无时无刻不再包裹着他，在他的妻子二十多年前死亡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他熬了那么多年，恐怕他每一个深夜里都在夜空中寻找星星，经年累月便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一个仪式。只不过死亡前的那一晚上，他或许希望可以看到夜空中那颗最最亮的星星，但是一片灰蒙蒙的，啥也找不到。
所以，老人清楚地知道自己任何的祈祷仪式似乎都无济于事了。他环顾四周，又看看夜空中毫无星星的夜晚，阴森森的重症病房与他自己多年来一贯独居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一个人如此的睡眠早已经持续了多年了，他习惯了与孤独同床共枕。
老人曾经午夜转身的时候，他千百次幻想着自己死亡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的，他多年来一个人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这一刻或许就是对自己人生最大的回馈和轻松地释放，他再也不用凭借酗酒的方式去哭诉自己不幸的人生了。他当时执意要看星星的原因或许只是一种临终前的闲情逸致。他寻找最亮的星星那么年了，找到与否，这是未知的。但是理解成闲情逸致，这样可以使得女人的后悔感减轻些。
后来女人总是对我说：“这个老人一辈子的情趣都用在了最后看着那颗该死的星星上了。然而我竟然不懂得这件当时认为奇怪的事情的最终涵义。”这是我后来用星星与外祖母死亡的象征的连接来解释老人死前找星星那个事情。女人明显是同意我的这套说辞，末了还不忘加上一句：“学文的就是酸。”呵呵，这是女人经常打趣我的一句话。通常我会回复道：“哪里酸？”然后与这个女人就地展开一场辩论。但辩论到最后，女人总是能引申到她不幸的婚姻与艰难的生活上来。
对此，我总是保持着沉默，是尽量的，因为我有很多的质疑与看法都指向了女人对自己婚姻不幸的无济于事的抱怨上来，这种抱怨已经无能为力的很久很久很久了，久到有的时候连她自己都忘记了。直到后来更加可怕的是，她不再抱怨了，她对此开始了缄默不语。她也不再与这个男人理论些什么，争吵在减少甚至消失匿迹。整个家庭笼罩在一片寒冷刺骨的冰窖氛围中，当我手拿着一把旧钥匙试图打开家门的时候，我都要背着厚厚的书包思索半天我该怎样踏进这个房门的第一步以及该怎样面对这形同陌路的两个个体。
这个女人埋怨这个生前的老人不再续娶的这件事，当然她的指向是他将几乎全部鄙陋的爱给了他的四个孩子，对于老人妻子突然的抛下四个孩子和一个老实的自己这件事来说，老人把它看得很重，宁愿自己孤独地死去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民间后妈虐待孩子的现象级的恐惧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找不到发泄口，所以只能酗酒，不断地酗酒，睡在马路上、平房家中的院子里，自己的家中的水泥地板上……总之这种鄙陋的爱，或者称之为固执的爱在女人这里得到了某种沉重的升华，她看重这种爱但又厌弃老人酗酒焦愁的行径，她把自己的婚嫁的誓言赌在了一个完满的婚姻期待上，直到渐渐失望，直至落空，成为一种妄想的期待。
这个老人曾经在四个儿女的婚姻问题上都采取着拒绝、看不上的姿态，一个女婿和姑爷都没有看对。后来的事实或许能说明老人的眼光独具，他的这四个儿女的婚姻生活确实一塌糊涂。但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试图分析这件事的我总是采取着若有若无的姿态，按照女人的说法，他们家族中四个人有两对是因为爱情而结婚，但是细细分析这之间的因为爱情单方面的居多，但这两对毕竟是有了这个表象的因为，但是她自己连这点“表象的因为”都没有，她总是反复对地我说：“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找的你爸！”
这句话中的词语用的却是很荒唐，比如“找”这个字。如果说中国的媒妁制度对于“找”的定义一般是媒婆替你们找，找的依据是“条件”，是媒婆嘴里天花乱坠的形容词，是媒婆拿了主家的好处费或者强扭的瓜等等。当然媒妁之言也有两情相悦的，比如潘金莲和西门庆，虽然这是个极致的例子，但是这托生出了中国媒妁之言的历史级地位。
而女人在自己婚姻不幸的情况下却乐衷于帮助现代男女牵线搭桥，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媒婆，但是这种境遇并不佳，很多都是条件都对但就是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谁也瞧不上谁，这种尴尬的案例迫使我屡次相信这个人世间确实存在一种情感叫“一见钟情”，传统意义上的“日久生情”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里近乎于痴人说梦，灵魂的契合变得举步维艰，遇到彼此理解的概率近乎于像中彩票一样，所以现代人对于爱情的期待步步加深但又步步艰难。都在标榜着自己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人啊，生而孤独，就勉强了。
我不得不屡次确认我对于白雪的情感确实源自于我与这个女人的日常关系中。女人的父亲将一种粗鄙的爱给了她，她把这种爱沉重化了，当女人的爱转嫁到他的丈夫身上失败后，也将这种她认为完满的爱加在了我的身上，而我不幸的是也把它沉重化了。这个女人近乎于将百分之百的爱给到我的身上，而从她对丈夫的期待从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五的跌落中逐渐加强于对我的期待。我试图将这份期待化成动力但是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失败主旋律了我近乎所有的生活，包括我对白雪的情感问题。这是一种失败的爱的传承，无论你怎么样高估这份爱的价值，它都已经走向了不可逆转的异化的路上。
所以，女人在婚姻中其实一直在原定，她的精神从未随着她的身份而转化，她固执地守着这份沉重的爱，她一直都希望我能理解这份爱，而我的理解就是将它变得更加沉重，我本想迈开步子活一个跌宕起伏的青春，但是我也一直在原地。如果不是偶然与意外这些外力的加入，生活依然是一片死气沉沉。
当初女人的父亲，这个老人的爱变成厚重的期待后逐一落空，四个儿女的婚姻相继出现了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老人已经无力再去插手任何有关他儿女的任何事情，但他只能在儿女们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而焦躁不安，四处受气，最终来到了大女儿也就这个女人的家中劝慰因吵架而正泣不成声的这个女人。他想把自己的存折给她，但是存折被他的大儿子的老婆骗去，所以身无分文的这个老人也只能说着一些可有可无的话语。
这些可有可无的话语平移到了后来的这个女人的人生经历上也大多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承诺，每一句承诺都曾经像是阳光一样，可是到最后，她却被抛到了阴影里。阳光总是虚无的，生活会不断地告诉你，强化地告诉你只有阴影才是现实无比的东西。与这些可有可无的劝勉与承诺比起来，女人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老人当年的话语里那偌大而又无奈的心情。他总想照顾到方方面面，但这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能理解这个，也一定能理解我为什么认为哭声之于葬礼来说也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了。说实话，我当时的哭泣也确实是表演给大人们看的。当那个中年男人哭完后，我们一行人才驱车缓缓地赶往火葬场。
车厢中人人都神色紧张，但是唯有我和表弟的脸上是轻松的，我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一次悲伤葬礼的氛围制造中，尤其是我，这成为了我后来的一个基调。后来的我面对棺材里冰冷的母亲的尸体时，我内心的平静令我自己都感到恐惧，我想方设法地想挤出一点眼泪来，想学着我当初五年级表演给大人们看的时候的眼泪，但是没有丝毫眼泪。站在一旁抽泣的父亲凝视着我，他确实感到了讶异。我与这个男人的眼睛，不，或者说是眼神互相注视了很久，这也是我有记忆以来似乎唯一的一次这么久的看一个年近知天命的男人，他已经不属于中年了，他正以异常迅速的姿态步入老人，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他也无数次应该思考过自己的死亡了。
自从上次我与老人在小餐馆的谈话时我瞥见了他的很多白头发后，我的注意力一直在我与白雪若有若无的爱恋上，根本无暇顾及我身后这一对老人生命中最后的舞蹈，那种声嘶力竭而又毫无声息的呐喊，那种对命运的不公与对生活的不幸的无能为力的抱怨，直到这一出戏剧的高潮莅临，双方经过经久不息的冷战终于开战，呐喊与抱怨的声浪渐渐增高，彼此的血压在升高，心跳在加速，一切都像是剧本安排好的那样，在一出戏的呐喊最高潮的时候主人公轰然倒地，留下了一个目瞪口呆的男人。
这戏总有要收场的人，但是这结局却总像是一场玩笑。这个女人的葬礼我本不打算遭遇一个像当年老人葬礼上那个中年男人一样哭天喊地的境遇，我想让整个葬礼变得平静，因此我拒绝通知任何的人，我不想这场葬礼像一出闹剧一样。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遭到女人的亲朋的鄙夷与侧目，多年以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伴随着这个女人，她的生前也并无多少喧闹，死后我也不愿意她遭遇到又太多的狰狞。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男人将一切都向外通知了，所以母亲的葬礼上又见到了头发半百满脸通红的当年的那个中年男人，现在也已经是老年了。我恍如隔世的又一次听到了呼天抢地的哭声，我在一旁只能等待着，带着一种极其厌烦的情绪。所以当我注视到这个男人的眼神时，我厌烦的情绪蔓延着，他应该能读出我最大限度地忍耐。他对于我似乎冷漠的态度与平静的表情，他并没有说任何的字句。反而那个红脸的老男人冲我吼了一句：“这可是你的妈啊！”
我忽然倍感震惊。我试图追寻这种震惊的根源，面前的这个女人即将要盖棺定论了。像曾经的这个女人的老人一样，他们的身世与遭遇竟然是如此的相像，都是死于突然发生的疾病，只不过一个在高谈阔论的心情舒畅的时候，一个在慷慨激愤的心情焦躁的时候，人类两种情绪的最极端境遇都预见了死亡的莅临。因此如果要面对死神，五年前课堂上所学的范仲淹的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这一刻对于我出现了灵魂般的撞击，我理解了这句话最深刻的涵义，竟然是在我母亲盖棺定论的这一刻，这……还算晚吗？
所以当年老人盖棺定论的时候，曾经一切的所谓的爱恋都化作了金钱的分割与物质的纠缠，所有亲情的纽带在老人临死那句“我死后你们必定分崩离散”宣告中渐渐地绷断，岁月就在此刻一往无前地走入了往事不堪回首的境遇里，而老人早就已经化作了一抔灰土，于火葬场炽热的熔炉里将一切的喜怒哀乐都烧个精光，烧个粉碎，灵魂无处可藏，开始了自己在走过奈何桥后无目的地寻找。前世所有的记忆已经消除，即使老人找到了生前他固执地认为夜空中有星星闪烁的那个年轻的老妇人的灵魂，纵使相遇，也无济于事。死亡带走了一切可能，即使是如此漫长岁月里的相思与忧愁。
曾经无意参与的这一次葬礼竟然成了我反复咀嚼的往事，而这往事其实并无多少可追究的意义。不过有一件有趣的小事我总是想起，特别是在或者一群开着玩笑的朋友之间或者一个向我哭诉的朋友面前，这件小事就会不断地闪现。
当时车厢中的大人们讨论着老人那个阴暗潮湿的房子以及仅有的一点财产分配问题。而我当时想着的是下个星期又他妈的要考试了，因此我的脸上泛起了沮丧的表情。这个女人以为我被这悲凉的气氛感染，安慰了我几句。当时的我竟然自诩演技俱佳，暗暗的欢喜因素在心中激荡，但是表情必须契合大人们在这个狭小的车厢里营造的氛围——每个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沮丧的表情，至少表象里都是沮丧的。
“你好，表象！”这是作者阿尔贝加缪24岁的时候给自己的情人起的昵称，而“表象”这个昵称在一切忧愁过后竟然显得那么亲切。是的，我一直想如果我和白雪就是淡淡地处在这种表象的情感里即可，不要撕开，不要摊开，不要……总之，当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会骤然发现，我其实只是想停留在这表象的微笑里，我不愿意细究这微笑背后的酸楚与孤独。后来才渐渐地知道，追求表象背后的真理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情——这条路，可以切碎你曾经一切的豪言壮语。
这种表象的沮丧的背后，大人们因为的是利益，而我是因为恐惧下个月的考试，但是我的表弟，那个在葬礼上耍小聪明赢了我“迈大步”（一种游戏）的表弟，那个并没有我有表演欲的一脸喜悦的表弟，而就是这个表弟一脸童趣地表情望着车外闪过的树木。
“你在看什么呢？”我问道。
“哦，我在数树有多少颗呢？”他道。
“多少颗呢？”
“刚数到73颗就被你叫住了。”他埋怨道。
“你竟然数了这么多？”我惊讶道，“你怎么这么无聊啊？”
表弟并没有理我，他继续数树。
而现在想来，这是多么一个有趣的插曲。如果表弟真的是在数树，是那种真实的一颗一颗的在数，当我忽然叫住他，他回答我的这个数字的时候，或许就是他信口随便胡诌了一个数字——73，这个老人正是死于这个中国人迷信的年龄的坎儿上！但我仔细回想，那时街边的路上根本没有那么多树啊！而这件事，这一件在葬礼上发生的事情，就像老人的魂灵能听得懂那个中年男人胡乱的哭声一样的令我惊奇。
我惊奇的是其中的巧合，后来我反复问过我的表弟这件事，他已经忘的一干二净了。这件事情很细小，有着极大的可能是表弟胡诌了一个数字，或者他知道他的外祖父死于了73岁，只是他为什么会在我叫住他的时候说出这一个数字呢？或许只是一种小孩子天真的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在我的记忆中竟然持续了这么久，我早就把它当成了一种象征来回忆了。
它象征着一种揶揄，一种嘲弄。当你把这件事当成笑话去听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笑话，甚至不值一提。但当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命运或者生命的嘲弄来看，它的意义就可以延展了。老人盖棺定论的那一刻，女人失去了一个曾经终日酗酒，每逢夜晚就要拉着她诉苦的男人，这个男人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但是他并没有给到这个女人多少阳光的榜样，更多是阴影里的某种潮湿，如果非要给这个老人阳光的一面，那不过是这个老人曾经含辛茹苦，或左或右都在描述着自己终生一个人的原因：底层的小人物、钉鞋匠、阴暗潮湿而黑暗的屋子、倔强而又软弱的性格等等。
所以盖棺定论的不止是这个老人的一生，还有这个女人的生活与婚姻，如果说生活总有什么惊喜在前方等着她，它带来的总是令人无比厌烦与憎恶的，女人最终的婚姻复刻了一个比她父亲更无能为力更酗酒而又沉迷于麻将摊子的男人，终日睡到日上三竿时分，然后无聊地感叹着这早晨的光阴易逝。这也就是生活的最鬼魅的地方了。
那日众人在大厅里等待着老人的骨灰盒，我忘了是谁第一个接过的，但是有人说了一句：“怎么这么轻？”我当时早已经饥肠辘辘了，因为早晨起得太早，没怎么吃早餐，也因为心中一直等着那个男人口中的在“茶余饭店”的大餐呢！当我后来亲手接过母亲的骨灰盒的时候，我也顺口说了同样的话“怎么这么轻？”
不巧被那里的工作人员听到，他顺口回了我一句：“你以为有多重呢？”
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说话人的背影，愣在了当场。
八年前的那一天我的心中想着的那顿丰盛的午餐，那张没有签字的数学卷子，那场一个月之后的考试。八年后的今天，我没心情考虑什么盛大的午餐，我确实有好多没有给家长签字的卷子，数学的占了大半部分，我也无所谓几个月后的那一场人生里所谓的最终极的考试了。总之站在母亲的墓碑前，我想着让刻墓碑的人在上面刻一句话用以来概括这个女人的一生，刻写墓碑的人非要撺掇我只写生卒年和名字，简洁明了。可我执意要让他刻写一句话，可这句话太难想，所以索性留出墓碑的很大空白，把名字和生卒年刻写在一侧，那一侧留给我以后忽然想到了写啥再补齐吧。由于这个原因，我母亲的墓碑在墓地里显得独一无二，显得比较另类。但是在茫茫的碑林里倒是好寻找。
“好寻找”，是啊，这个女人生前确实很好寻找，无论穿什么衣服都显得孤立与安然，无论在多么拥挤的人群中，无论这周遭是多么的喧闹——一个经年累月后一切安然的样子，这个样子也一样平移到了棺木里，当我最后一眼看到了棺木里的这个女人，她太安静了，并没有生前那一刻激烈的争吵的火焰，反而我感到周遭像冰块一样的寒凉。是啊，无论什么人，生前受活着如何沉重的事情，死后都是那么的轻，那么的轻……
当我说出“怎么这么轻”的话时，我不可避免的感染到了记忆深处的那我第一次参加的亲人的葬礼。当这句话说完后，那时的众人便再次回到了那个灰色的面包车里，是一片死寂与沉默。我的沉默是我尽可能忍耐着我的饥饿，满脑子都是“茶余饭庄”的大餐，而那个与我玩耍的孩子却依然盯着窗外，比起这个女人在我心中雕塑一样的位置的旁边总有这么一个小孩子玩着窗外的小雕塑，我为这两种象征在我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遇到彷徨或者执拗的时刻时缓解一下我紧张的神经——
“你还在数树？数到173颗了？”我戏谑着问。
“不不！”他答。
“那你又在看什么呢？”我问。
“街上的人啊。”
“有什么特别的吗？”我笑着说道。
“刚才看到了一个妈妈在街上追着打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儿呢！”他一脸严肃地与我说道，我被这个小孩脸上肃穆的表情逗笑，说道：“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孩儿不听话呢？”
“我认为是他的淘气惹毛了他的妈妈。”他说。
“你是因为刚刚你妈骂你淘气才这么说的吧？”我接着笑着说道。
“不是，我从那母亲的表情里看出来的。”他说的特别严肃，这种严肃迫使你不得不相信他说的话。他从小就表现出的这点敏感而坚毅的个性应该更适合当一个写作者，然而他没有。而是立志非要当一个医生，哪怕高考考不上心仪的学校。事实上是这样的，当我们学校在举办毕业生典礼的时候，他预感到自己的考试分数会不理想，已经做好了再读一年的准备，是那么激情而又决绝。
而我并不以为然，我是实在不想再一次经历高三时那异常艰难的岁月了。而高三的绝大多数岁月里，我的精神一直在与闫美丽决斗，我幻想出无数场以卵击石的境遇，但都无济于事。这无济于事无论如何都很难想到我会与闫美丽开一个关于“孟婆汤”的文字游戏中结束，随后的那些武力威胁就像是小孩子打架一样的幼稚。
“这本不该是这样的结局”，我心里重复道，但紧接着说道：“那应该是哪样呢？”我突然下意识地重复了这个女人一生一直在诉说的话语，这话语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重合，以这样戏剧式的方式重合，我忽然觉得这他妈的太荒诞可笑了。
七年前的这段我与表弟的对话最终变成了一种玩笑式的循环，我说：“但我却从孩子的母亲的表情里看出来她是在与孩子玩闹。”其实我根本没有看见这一幕，只是单纯想为了反驳表弟的话。
他接着说：“你怎么就认为小孩的母亲不是在骂呢？”
于是，一路上我和表弟一直在争论着这个无聊透顶的话题。但是正如这样无聊的对话就像惠子对庄子说的那样“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当然庄子也反驳了惠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所以我和表弟最后为了这个无聊的话题争论的声音渐高，又是那个红脸的中年男人将我们的争论厉声喝停。旋即，我们俩闭上了嘴。这个简陋的面包车又恢复了沉默。
这沉默延宕到了我站在了我母亲的葬礼前。记忆已经不可抑制的被打开，被扩散，像一只巨兽打破了人类的巨堤一样，洪水冲散了这葬礼的一切阴霾，留下了一些被灼烧过的坚硬的石子预示着人类曾经无力地努力。所以，这个女人生前的努力就像是个悖论一样，岁月恒常，久远的回忆里我只是描述着我以为的一面之词，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活成后来人严重的一面之词的。
所以就这个老人，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来说，究竟老人的际遇里安排着怎样的悲欢离合，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的原因是我和他隔代，是我们并未一同生活过多久。但诡异的是，恰如这个女人一样，我们在同一个时空下过活了很多年但我依然对她有太多未知与不解，有太多难以取舍的说辞，我竭尽所能的在用我的一面之词构造一个雕塑，但它总是在坍塌，甚至从未成型过。我到最后终于承认了，我连着雕塑的一个眼睛都弄不好，我的记忆总在骗人与夸大，甚至对于这个女人的记忆有时候都不如这个老人。她曾是我多么熟悉的人啊！
但必须明确的是，我对于这个老人最熟知的莫过于他的死亡，他生前的境遇，对于我都是未知的。而这一个葬礼的遥远性我必须强调，它在我记忆里留存的片段也很荒诞不经的。当时的我以这个老人的死亡与葬礼作为话题在期末的语文考试的作文里装作深情地去追忆过，什么那个女人眼中的血丝，什么那个老人慈父的样子。说到底，那篇作文里我其实是在幼稚地描述着这个女人面对老人时的模样，我其实是在塑造这个女人。但就是这样令我现在回想起都啼笑皆非的初级阶段的描摹也竟然打动了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她在班会课上说：“这是一篇很好的作文，感情真挚，如果它不跑题的话。”
所以，追忆到这里，我笑了出来，在母亲的葬礼上，旁观者都侧目着我。而我越看这些侧目的人就越想笑，越笑他们就越是侧目我，直到那个男人将我拉开。
“你是不是疯了？这可是你妈的葬礼啊？”这个男人对我说。
我听到后还是止不住地在笑，我说：“是啊，可……为什么他妈的不是你的呢？”
瞬间，这个男人的脸色铁青，愤怒开始在他褶皱的墙皮上撕裂，于是他打了我一拳，我当然还手了。于是，在母亲的葬礼上，我与这个男人，也就是我父亲两个人抱在一起扭打在了地上，周围的人群一脸茫然。只是那个红脸的男人上来把我和这个男人揪开，我和他隔着这个红脸的男人，我依然在笑，他依然在愤怒，而我斜眼瞥见这个红脸的男人，说道：“喂，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脸他妈的为什么还他妈这么红？”
这个红脸的男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也是一拳打向了我，我当然也还手了，于是我与这个红脸的男人扭打在了一团，周围的人和这个男人一脸茫然。男人上前将我和这个红脸男人分开，我依然笑着看着这两个男人，说了一句：“你们俩……他妈的为啥还活着？”
为了避免再次与这两个老男人扭打起来，我说完这句话转身就离开了，作为这个葬礼主角的儿子，我最先离开了。离开后，我的目击地是我与母亲第一次去到的那个荒草原。在去往荒草原的路上，我依然在想着，不断地在想，这个“想”已经是一个抑制不住的怪兽一样盘旋在我的脑子里，我不知道我想什么，该想什么或者不该想什么，我只是不想让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而已，用这该死的“想”去填满。
我在想：是的，是的，当时因为跑题的语文作文我的成绩很低很低，所以又导致了我在纠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搪塞过去所谓的家长签字。这个签字当然是我母亲的签字，事实上，我几乎所有的考试试卷或者作业的签字都是母亲的。至于我为什么不找父亲去签字反而总是迎难而上或者干脆想方设法地去逃避母亲的签字，对于这个中国应试教育的签字制度我本有最轻松的方式就是找这个男人来签字，但是我拒绝。就像我拒绝他后来参与我的人生一样。
是的，是的，这个男人的一生都在跑题，生活在跑题，婚姻更是在跑题。而我在后来的学习生涯里特别偏爱跑题的作文，很喜欢，不不，应该是出于一种习惯性总是写着跑题的作文，语文老师拿我的审题不清一直毫无办法，直到我遇到了梁茹结老师，那短暂的高一年级的所有语文考试课的作文我基本都在题目要求的范围里做到了最佳的答卷。是的，就像人生一样，美好总是短暂的。梁茹结变成闫美丽的那一刻起，我所有的语文作文都在故意写跑题，我跑题的作文越写越多，当然也莫名其妙地越写越好，而后来我正是用这种跑题作文的笔法写给了我暗恋的白雪第一封信，既然是跑题的笔法，等到最后回归真的要回归正题的时候，一切就变成了一场难以遏制的悲剧了。
是的，是的，当这个男人想要开始正题的生活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女人死去一年了。正如我为什么就不能从一开始就按照正题的模式去写那第一封情书是一样的，这个男人也不能从一开始就按照正题来生活呢？在考试中，我跑题的作文总是写的异常深情，而命题的作文总是虚伪的像屎一样。一如这该死的人生，它没有命题与跑题之分，它是无主题的变奏曲，它让你不可能活得很好，当然也不可能活得太糟糕，大多数的人都是在这浑浑噩噩的泥沼里受过着每一天的。但是人会给它限定命题，它的命题就是无数个桎梏，在无数个自我限定的桎梏里苟延残喘，偶尔脱离这自我设限的命题后，我们或许会活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惊喜。
但是，这惊喜总是可以短暂到忽略不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