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该否定文学的神圣性了
月末，发篇旧文，一不留神把这里搞得跟坟墓一样了。写文，写诗歌都被那该死的硕士论文搞得很焦头烂额的，呼呼，证明一下我的存在。
“文学是否从来就是巧言令色的？”26岁的台湾女作者林奕含在自杀前问了世界这样一个问题。
年轻的林奕含的死，又一个作家选择了自杀。这只证明了一件事：文学从来就是巧言令色的。其实，文字就是语言的变体，而语言是模糊的。所以什么时候都一个样。它是虚构，是谎言，是欺骗。在以文学为信仰的最初建构中，它迟早会崩塌，成为废墟。
她的小说完成了。她心中某种仪式已经做完了。很多作家都如此说过：“我没有自杀的原因是我的小说还没写完。”林奕含的小说写完了，她选择了自杀。她的死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近乎疯狂的迷糊感。她说：“我们不是学文学的，而是文学辜负了我？”我早该否定文学的神圣性。但我一直在等它回心转意。
我确定要等待它回心转意？文学即便是个人渣般的浪子，它偶尔的回头仍然能令许多少处女般的作者欣喜若狂，奋不顾身地追随。多年以后，被欺骗的老妇人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要被文学外表的浪漫所迷惑，无一例外，未曾有下一代处女般的作者听得懂，也不想听。这悲哀吗？
一代又一代处女般的作者相信文学可以“好风凭借力，送他上清云。”一庙又一庙的尼姑们在后来对文学的态度里都变成了灭绝师太。对文学的谄媚姿态下手极其狠毒。文学只是转个身，坐着现代的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走向了远方。究竟有多远，我想，应该是要多远就有多远。
它飘的那么远，终究虚无了我的信仰。当文学的信仰崩塌之际，我其实迫切地想要找个替代品，哪怕是残次的替代品也行。上帝死了，人类的信仰变得荒芜了。相信人性吗？人性像是撒旦的风衣，想方设法引诱他人吃个苹果，用以来认清他口中的真相。那真相是什么呢？这也是几千年来无数个作者都在质问的，这就像是《楚门的世界》与《盗梦空间》的结合所形成的“《楚门的空间》”一样，当楚门走出了“片场”，天知道那个“片场”之外是否还隐匿着一个更大的“片场”呢？世界究竟是不是小时候那个诡异的动画片《魔方世界》呢？想想真的很恐怖。
现在的我，每天都在确认一件重复的事情：
我跌跌撞撞地考上了研究生。研究文学，就是研究人。这是周作人曾经引领五四运动时给出的口号“文学就是人学”。当时振聋发聩。而后来的后来的我，终于站在了文学的阴影里，去试图搞清这连接背后的意义。没有一种完美与完全的意义，它总是支离破碎。是的，异常破碎。我只能攫取这该死的意义一端，用力抓住。但不幸的是，这唯一的意义也溜走了。他妈的，就这一刻，我走到了虚无的悬崖边。事实上，近乎每一个作家都在虚无边缘的试探，纵然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他也没有写完，也期待着自己在下一本书中论证“存在的终点就是虚无”的课题，是这个激情的老头子忘了吗？或许他不继续论证这个问题本身就幽默得像是虚无一样。
孔庆东有句一针见血的立场性观点：“文学从来都是权力史和政治史。”所谓“天赋人权”，所谓“上帝的儿子”。在加缪的最著名的原创戏剧《卡里古拉》里，当一个权力的巅峰皇帝觉得这世间为所欲为的荒诞时，宣布你不死就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恩赐。这个世界，人人究竟平等过吗？正义缺席了那么久，与邪恶别无二致。在面对话语权的争夺时，文学软弱无力的就像一只被踩死的蚂蚁。它不值得被当作我的信仰。当它的地基矗立在沙漠之上时，它宣扬的任何真理都摇摇欲坠，不足可信。当文学在面对残忍的生活的时候，它表现得总像个低能儿，口吃，癫痫病一类的角色。它突然失语而又想极力表现自己的样子总是令人发笑。文学其实就是一个偏执的孤独症患者。甚至是精神病的模样。
于是，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接着幼小的房思琪的口吻无力地质问这个世界：“神啊，它总是好差劲！”在神的臆想崩塌后，人将人的理性扶上了神座，当两次世界大战宣告人的理性崩塌时，哲学家福柯宣布“人死了”，现在神位虚位以待。谁会是下一个神呢？后现代的理论家们试图告诉我们，是语言，是符号，是一切边缘的东西。你的小团体中崇拜什么是神，什么就是神。所以，多少年来，有很多小团体把文学推上了神位，试图相信它，但顶礼膜拜的结局不过是房思琪疯了，林奕含死了，往后，导演胡迁也死了，再往后，这个崩塌的名单中还会增加很多人，在历史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历史之后，依然会有很多人，楚门的世界中依然存在着另一个楚门的世界，而我们自身人人都是楚门。
我必须强调的是，事实上，文学在历史上总归是附庸、工具，甚至是鸡肋。它总在东倒西歪地，骑在墙上采取最拿手的观望姿态，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上给自己以盛装莅临的自我欺骗。能骗多久，就他妈骗多久。像之前躲避灭绝师太临终一掌时机智地跳上了火车，游山玩水，总是荒诞的很。作为文学研究生，我必须认可学界对于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已经死亡的话题，事实上，现在的文学弱势的很，它可以被任何外围的事物强奸，就像个玩物一样，但非要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研究生们证明它自身的价值，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对此以及自己感到很可笑。
但毕竟，文学试图研究些许意义。这是哲学的活。试图要确证上帝的存在，这是神学的活。试图要厘清些过往的人和事，这是史学的活……究竟，文学回归了它虚构的绝活。虚构一方永恒的世界，在那里直逼虚无。面对虚无，我想试图梳理和澄清一些必要的问题：
眼花缭乱的科技与社会进步冲散与切碎了文学的慢生活，而我，就在这慌乱中出生了。
1992年有首歌叫《what's up》，曾在西方很火。首段歌词直白而简单“twenty-five years of my life and still,i'm trying to get up that great big hill of hope,for a destination.”25岁的我要去追寻希望那个高山为了一些所谓的人生意义。
1999年，30岁的陶喆创作了歌曲《找自己》。歌词中有这样一段：“挤在公交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
我是癸酉年年生人。属于在所谓的新千年到来之前的青年们，在中西方的流行歌曲中都表露着一样的无奈与迷茫，到底怎么了，到哪里去找寻自己的呼告伴随着我的成长。虚无在路上，我们在哪里？
我出生的那一年智能手机进入中国，第二年全国性互联网建成。新千年我7岁的时候，中国三大门户网站在美国上市。03年我10岁的时候，淘宝网诞生。04年底，支付宝诞生。09年我16岁的时候，饿了吗外卖网在上海诞生。10年我17岁时，美团团购网站诞生。11年我18岁时，微信诞生。12年底我19岁的时候，滴滴打车在北京诞生。14年我21岁的时候，共享单车出现。2016年，微信的月活跃用户8.89亿人。2017年，中国网民是7.51亿，占全球网民人数的五分之一。中国手机网民7.24亿人。
我与科技一同成长。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到使得人们应接不暇。科技所固化了的孤独与焦虑的囚笼愈加坚固。我们的肉体越来越自由，精神越来越禁锢。看似我们的精神可以随着信息爆炸而任意驰骋，但就像被流放到宇宙的深处任你无处的漂泊一样的令人战栗与寒凉
介于此，我想问：文学能改变什么？很显然，它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它不再是因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而被捧上神坛的七八十年代了，文学所谓的高潮已经落幕，甚至跌入了谷底。那站在谷底的我，感受到了什么了呢？
不过是一样的，重复的，妥协的风，空旷的雨。还不是消融在夜色中孤独的背影而已。自我选择的结果，我不难发现，我已经没得可选了。甚至，我连选的勇气都拿不起来。如此，我滑入深渊，接着就快要到死亡了。这优雅的冷漠与自我的我，精疲力尽。一场昏睡过后，也并不能带来什么值得期待的。这种模糊萎靡的期待，漫长的等待。一瞬间，相拥而泣。睁开眼，我又迷路了。四周，行人诡异地在飘。
在文学的信仰彻底崩塌前，我拼了命地不断地给它填加足够的形容词。口上说着拒绝让它成为主语的角色，但我写的每一个字都在不断地执拗地巩固着它的主语的地位。这令我很为难啊。
当宇宙或许再次以大爆炸结束时，时间没有了意义。一切都变得虚无，漆黑一片。当人生以死亡终结时，死了就是死了，意识虚无了一片。
在终将虚无之前短暂的岁月里，文学作为安眠药，我每天都在给我自己来一针，用以沉睡我苦痛而慌乱的神经，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会努力地告诉自己：“文学……应该是我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