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极易成为权力的帮凶，从而让权力之恶更具迷惑性
按：在《蔷薇花与十字架》一书中，杨不风借京都学派哲学家在太平洋战争时代对政治的介入，谈论了知识分子是如何被裹挟到历史洪流中，又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影响政治建构的。
在杨不风看来，“哲学与艺术显然更适合在面对历史洪流的时刻提供统观全局、激扬斗志的意识形态强心针，它们往往不由分说地将所有人都纳入以国家、民族为名义进行的集体行动，并相信真的存在他们那套宏大叙事中以国家、民族为主词的历史进程。”不过，哲学与艺术在本质上并非热衷于为国家崛起和民族主义行动提供理论背书，它首先取决于从事哲学和艺术工作的人。
当军国主义建立起专制政权时，京都学派的一些学者选择与国家权力主动合谋，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政策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哲学说辞，他们也由此成为了权力之恶的帮凶；另有学者对时任政府抱持批判的态度，尽管这些努力不见有任何效果。
为政治蓝图勾画的理论框架若未基于对现实语境复杂性的分析，都是值得警惕的。而理论的加持往往会使得知识分子为权力之恶进行的辩护更具“迷惑性”。杨不风的这篇文章通过回顾历史而观照当下，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理解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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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极易成为权力的帮凶
文/杨不风
节选自《蔷薇花与十字架》
原标题为《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京都学派》
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有部分删节
这段日本战时思想史可从日军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周前讲起。1941年 11月26日，高坂正显、高山岩男、铃木成高和西谷启治四位京都学派成员和所谓日本浪 漫派的艺术家及若干其他学者参加了当时日本《读书》杂志的中央公论社举办的圆桌座谈，会议名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这个名称蕴含着京都学派吸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历史主义学派思想发展出的一套世界史的哲学。且不论这套历史哲学体系，单是将世界史与日本对立就已彰显出大日本帝国崛起时期日本思想家们自信满满的心态。在中央公论社座谈会上高谈阔论的与会者除了京都学派的哲学家，还有诗人、音乐家、电影工作者、文艺批评家以及历史学家，倒也与高呼“大国视野”的思想中年、文艺中年们的职业成分相类。哲学与艺术显然更适合在面对历史洪流的时刻提供统观全局、激扬斗志的意识形态强心针，它们往往不由分说地将所有人都纳入以国家、民族为名义进行的集体行动，并相信真的存在他们那套宏大叙事中以国家、民族为主词的历史进程。
这些身具浪漫气质的人文学者与国家权力的主动合谋，跟关心务实的国家治理、社会组织的法学、经济学学者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过程中的遭遇恰成对比。早在 1932年“五一五事变”后，日本军部势力不断做大，文官政府式微，法律和经济专家就开始丧失在政界的影响力。1932年10月日本宪政学家美浓部达吉的著作和主张被当局禁止。美浓部达吉是1912—1926年大正民主时代声誉卓著的宪政学家，他所主张之“天皇机关论”对以“立宪政友会”为首的政党政治家们颇有影响，其在 1912年发表的著作《宪法讲话》几乎被所有日本大学采纳为标准法学教材。但时至昭和年代，脆弱的大正政党民主制逐渐瓦解，美浓部达吉也被主张“天皇主权论”的右翼教授以“不敬”之名抨击，为当局压制。三年多之后的“二二六事变”中，残存的文官政府再次遭到右翼军人清洗，这次死在暗杀者手中的包括大藏大臣（财政部长）、银行家和经济专家高桥是清。
哲学与艺术自然并非本质上热衷于为国家崛起、民族扩张提供理论背书，它首先取决于从事哲学与艺术工作的人。就在美浓部达吉事件后，京都学派宗师西田几多郎在日记中写道：“我对美浓部达吉感到难过——未来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将无法研究公法，特别是，我们将无法研究真正的民族历史。”尽管一直被同事和学生批评缺乏对现实政治的关怀，西田几多郎对时局的感受无疑是准确的。这一感受与他早年的政治倾向有关。《日本的政治哲学》一书的作者戈托-琼斯提到，西田在中学时即对当时的立宪运动抱有热情，阅读了民主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著作，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时还与一干同学拍照留念。可惜后来作为维新元老的萨摩-长州藩阀同盟阻碍了日本走上健全的宪政国家道路。1890年开始在所有学校重要活动上宣读的《天皇教育敕令》将对天皇、国家的忠诚等保守的儒家价值观设立为学生伦理准则，西田对此非常反感，与同学一起退学以示抗议。此后入读京都帝国大学的西田越来越远离政治，潜心修炼禅宗，钻研西学，对费希特、黑格尔乃至当时德国影响力最大的现象学均有相当的了解。1911年他出版《善的研究》，开始构建以后来提出的“绝对无”概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1913年西田担任京都大学宗教学讲座教授，转而升任哲学史第一讲席教授，与同事田边元、学生西谷启治思想上相互激荡，渐成学派之势。然而时局的变化使西田无法继续置身政局之外，当军国主义建立起专制政权时，作为哲学界泰斗，他已不可能摆脱现实的干扰。
京都学派学者西田几多郎
美浓部达吉事件后不久，教育部设立教育与学术复兴委员会，西田与同事田边元、和辻哲郎被要求参加。他和这个委员会的教育改革思想完全对立，对此只能消极应付。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让西田明确意识到军国主义将把日本引向灾难。但次年他在贵族学习院任教时的几位学生近卫文麿、木户幸一和木村毅擢升为政要后，西田不得不在后者的邀请下进一步卷入政治漩涡。这一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西田和他的这几位学生尚且还对军方主导的扩张政策持批评态度，西田发表演讲，呼吁尊重世界上诸民族的多样性。在给木村毅的信中他写道：“我想我们必须思考处于世界中的日本，不仅仅是日本的日本，否则像'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东西将毫无意义……”1940年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从中可以看到西田思想的影响。木村毅甚至安排老师与海军将领高木惣吉会见，希望他能影响军方开明派。但西田对于介入政治仍保持谨慎的态度，他小心地与当局的极端民族主义说辞保持距离，发表数篇文章试图批判地评论日本帝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文献《国体本义》。这些努力却又不见任何效果，尽管他拥有给天皇做新年演讲的殊荣。
相反，他的京都学派同仁纷纷投身政界。和辻哲郎积极参加教育与学术复兴委员会的活动，参与撰写了臭名昭著的《国体本义》。三木清成为近卫文麿发起的新秩序运动的智囊。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另一位奠基者田边元在教育与学术复兴委员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还鼓励学生献身帝国战争，发表了一系列军国主义的宣传文章，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政策提供了一套黑格尔式的哲学说辞。1940年西田私下对一位学生说：“田边这家伙完全是个法西斯！”
田边元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西田的支持下留学德国，师从当时的哲学新星海德格尔，在日本发表了最早介绍海德格尔思想的文章。1924年在归国的船上田边研读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他后来发展出的一套历史目的论打下伏笔。思想日趋成熟后，在发展西田几多郎绝对无概念的同时也开始批评自己的这位师友。与许多同道一样，田边认为西田看重的纯粹经验仅仅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静止状态，缺乏辩证的发展，他过于忽视真实世界，忽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由此田边发展出种族的逻辑理论作为对西田场所逻辑的超越。1942年9月29日田边元在京都海军学校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共荣圈之逻辑》的演讲，《捍卫日本的太平洋战争》的作者戴维·威廉斯特意将其译成英文。田边在演讲中用非常纯粹的哲学语言论述了从家庭、国家到种族共荣圈的辩证发展。家庭、国家在他看来都不是静态的稳定结构，它们虽然具有纵向的权力等级秩序，但在横向上却面临变动，家庭必然经过通婚接受其他家庭的女性成员，国家则始终经受保守与改革的角力，改革与保守又造成不同国家之间先进与后进的横向差异。差异造成冲突，冲突又必然寻求和解。田边以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将通过种族共荣圈消解，而共荣圈的建立必然且必须依赖一个纵向上的地区霸权，最终实现横向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与整合。无疑，日本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无可推卸的担纲者。
京都学派学者田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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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2年11月，中央公论社又相继举办了多场讨论，其中两场分别以“大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和“总力战的哲学”为题的会谈成果于1943年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成果一起结集出版。京都学派哲学家此时试图为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进行理论辩护。尽管他们出于大亚细亚主义的立场意识到难以为日本侵华找到合理解释，却又强调这场战争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日本继承了欧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果真承担起世界史的角色，这场战争就具有了道德含义，是日本对亚洲国家的解放战争，太平洋战争更是东洋道德与西洋道德的直接对决。在日军已于中途岛海战失利的情况下，哲学家仍旧徒劳地用自己丰富的学养为战争做出种种理论美化。铃木成高直接断言：“市民的、资本主义的秩序所构造的国家正在崩溃中，现代的世界观也在崩溃中。……总力战进行于现代陷于穷途末路之时。换言之，总力战即是现代的超克。”高山岩男甚至能将佛家思想与战争捆绑，他声称东洋道德就在于超乎善恶相对的大乘立场，而非持善恶相对的小乘立场。西谷启治则一方面以“脱落自我”“减私奉公”的伦理观鼓吹战时动员，一方面幻想日本也应否定自身私利，考虑别国立场，向世界大同提升。
从近卫文麿受西田等知识精英的大亚细亚主义影响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美丽说辞，到田边、西谷们主动建构共荣圈理论，为战争辩护，京都学派哲学家在急于成为黑格尔一样的时代精神代言者之路上越走越远。到了1943年，西田也更深地涉足政治活动。与此前一直与较为开明的海军高官保持联系不同，这一年他受到陆军邀请参加国家政策研究中心会议。怀着有可能影响东条英机政府的心态，他在会上提交了《新世界秩序原理》一文，但文章很快被以难以理解为由退回。西田将文章交给田边，请他加以简化改写。田边改写后的文章被转交给东条英机及陆军和海军总长。西田仍旧担心改写后的文章是否能向这些权力执掌者准确地传达他关于日本精神不是囿于国粹，而是具有环球视野的理念。不过无论掌权者们是否理解了他的思想，东条英机于是年11月大东亚会议上的发言很快让他彻底失望。《新世界秩序原理》一文却让西田在战后背上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同流合污的罪名，尽管他已于1945年战争结束前去世。
“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
戈托-琼斯在他的著作中将西田视为日本战时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异见者，极力将他与他的京都学派同仁们拉开距离，试图重新发现其政治哲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常年生活在日本、尖锐批判美国霸权地位的戴维·威廉斯更进一步，将田边元和整个京都学派的战时政治哲学视为反抗仍由美国主导的白人文化霸权的思想资源，因此处处为京都学派开脱，强调若干京都学派学者从1942年2月到 1945年月一直与反东条英机的海军将领会面，甚至可能策划了刺杀东条的计划。在这样的思路下，这位作者自然也质疑了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书写史上中国完全无辜的受侵略形象。然而无论是西田这位失败的政治异议分子，还是可能也怀有一个“和平崛起”的日本之梦的田边与其他京都学派成员，不管他们从理论上构建出多么完美的国家与世界图景，在政治强权和武装暴力面前他们毫无力量可言。西田本人虽然德高望重，从1944年起也因为“过于西化”的言论受到日本教育部思想审查机关的监视。日本战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户坂润和三木清这两位曾经的京都学派成员也分别在战争结束前后惨死狱中。京都学派哲学家们更无法无视的是军部专制在日本国内及国外犯下的种种罪行。
尽管知识分子成为权力陪葬的悲剧如此之多地上演，读书人却总是不厌其烦地重蹈覆辙。他们那些貌似高瞻远瞩、引领时代的宏论，也不过是重复前人陈旧的逻辑。看看那些读过卡尔·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论”便以为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乃至吊着书袋向军方将领上书的青年学俊，跟试图影响大日本帝国海军的京都学派成员何其相似。看看那些一味复古，把主权在君拣出来说道一番，进而拥护国家威权的新“新儒家”，与鼓吹天皇主权说，却被实权政客当作棋子的皇道派又何止几分形肖，甚至所谓华夏独具、迥异于西方霸道、践行王道的天下视野又哪里比京都学派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看起来更美？更不用说那位曾主掌国内《中央公论》，以中国历史文化特殊性批判西方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寻求中国对西方之超克的知名学者，也曾援引另一家东洋史京都学派的类似思想，且不知他是否像那些世界史哲学家一样清楚地意识到所谓超克必须以战争为手段。诚然，思想家总是为自己准备了好几处洞穴，以便躲避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当他们曾经为之欢呼的历史潮流涌向未曾预料之处时，会立刻使用理论的圆滑将自己与之划清界限，海德格尔便在战后申冤说自己的尼采研讨班是对纳粹的严肃批判。可无论如何，他们都逃不脱对权力之恶的主动漠视以及成为权力之恶的被动帮凶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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