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池县漏山寺的山飞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黄了
3月21日，带着好奇与使命，记者邀约市县部分文化人士前往漏山寺村采访，并查考相关史料，探寻漏山寺的前世辉煌。
漏山实为“少兔山”，“少兔”字背后有禅谜
漏山寺村的“漏山”一名，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
相传很多年前，皇帝派一位大臣来这方查考地形，准备在此修皇城。大臣端坐在漏山顶上，细数周边山头，并说：“如果数上36座峰，便可建皇城。”但数来数去，只数了35座，于是在此修皇城的事便被搁置了。原来，这位大臣把自己所在的山峰给数漏了，于是，人们便把大臣所坐的山头取名为“漏山”。山上原有一座古寺，人们也因此称之为“漏山寺”。
其实，这个传说也是因“漏”生义而编出来的，多年前，记者查阅清光绪版《岳池县志》时，便已发现，今日之漏山，古代名实为“少兔山”——少兔，与“漏”谐音，读nóu。
关于“少兔山”，清光绪版《岳池县志》的记载有两处：一处在“寺观类”，其记为“宝国寺，治东三十里，即兔山”；一处在“艺文类”所收集的明代云南知府汪洋所著的《重修兔山宝国寺记》一文中。由此可知，今“漏山”及漏山传说均有误，而山上的古寺也非漏山寺，其真名应为宝国寺。
少兔，是生活中难以遇到的生僻字，连最新版《新华字典》也未收录。原来，“少兔”是佛教用字，且在佛教中出现的几率也不多，偶尔会在一些佛经中出现，如“啊兔楼陀”。至于“少兔”的含义，记者查阅了多种字典和词典，均无结果。
记者用了半天时间对兔山进行了大体了解。它是一个独立山头，整个山顶就像一只朝东南方向展翅飞翔的凤凰，寺庙建在“凤凰”的颈脊上。山顶与山下平坝的垂直距离约300米，山顶相对平旷，面积1000余亩，为村内的一个村民小组。在公路通到山顶之前，山顶四面几为悬崖，清末时，当地居民为保平安，便依山建寨。山寨仅有四道寨门可与外界相通，但寨门外的石板路却十分的陡峭，坡度大都在60度以上。而今，北门依旧保存完好，旧时出山寨前往镇龙场镇或岳池县城，均往北门，故北门上还刻有山寨名“宝国寨”。在寨内宝国寺遗址处的一块条石上，古刻“兔峰”二字仍清晰可见。兔山山势虽高，但山上并不缺水，上有良田百余亩。当地村民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山下的老百姓饿得一天只能喝一碗可照得出人影的稀饭，山上的人却是围着桌子吃坝坝席。
结合兔山地形，回过头来再看“少兔山”一词，我们或许能隐约感觉到其“兔”字的含义了：该山四面奇陡，恐怕连野兔也难得上去。但山上水源充足，有良田良土，人若居此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试想，在几乎可以与世隔绝的山上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不正是古时修禅之人最想要的生活方式吗？
因此，记者推测，兔山或为古时修禅之人命名，其以“少兔”为山名，表达了此山为修禅的理想
之地，也表达了它在天下佛教场所中的与众不同，是一块独一无二的宝地。
宝国寺乃一方名刹，历代有高僧驻此修炼
宝国寺遗址处，一道长10余米的七级石阶依然气派，彰显着寺庙当年规模之恢宏。当地村民说，石阶上面原是大雄宝殿，整个寺庙原有9个殿，从最下层到最上层，足有200米长，前面还有牌坊，“文革”时期，庙子被拆了，庙里的菩萨也被毁了，一些石头被村民搬去建了住房和猪圈。
在寺庙遗址的东面竹林里，记者还发现了一尊高1米有余的断头菩萨，雕刻圆润，从衣着看，似有宋代风格。另有两尊残缺的石狮，蹲高也是1米有余，观其风格，似乎与华蓥市安丙墓前的那对石狮有共通之处。
记者一行在宝国寺遗址来回考证，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宝国寺不仅是一座大寺庙，其历史也应非常久远的。而要寻其历史，只有在一些文史资料中查找答案了。
清光绪版《岳池县志》收录的明代云南知府汪洋所著《重修漏山宝国寺记》一文记载：“少兔山去吾邑东四十里，蜿蜒磅礴，四围皆峭厓，其上平衍，弥望林木森蔚，中有巨刹曰'宝国\’。按《图志》，唐中宗时，嵩岳元珪禅师驻锡于此，为修炼之所……”由此可知，在唐中宗时期，少兔山就已经有寺庙了，而且所驻僧人元珪禅师还是从嵩山远道而来。
元珪禅师为何许人也？在中国佛教历史中，元珪禅师也算是佛界名人，被《佛祖历代通载卷》收录。据《佛祖历代通载卷·第十三》记载，元珪禅师本姓李，伊阙（今河南洛阳）人，幼年出家，受戒于嵩山少林寺住持老安国师。而老安国师法号慧安，受戒于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与禅宗六祖慧能为师兄弟关系，其在武则天时期奉诏入京，封为国师，先后受到武后、中宗的礼遇，“老安国师”因此得名。
《佛祖历代通载卷·第十三》还详细记录了嵩山山神受戒于元珪禅师的奇异故事，这也足见元珪禅师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力。位居川东一隅的岳池少兔山，若没有其非同凡响的独特之处，又怎么能成为元珪禅师的驻锡之地呢？从这一角度讲，若将兔山宝国寺定位于少林分刹，似乎也不为过。
唐朝以后，兔山宝国寺在国内仍曾享有较高地位，这从《重修漏山宝国寺记》一文可以看出。
该文记载，唐代之后，宝国寺又先后经历了四次大修：南宋淳熙至庆元年间，僧善修复修；南宋嘉泰年间，由枢密使安世龙、金紫光禄大夫黎时举相继捐资大修，遂为一方名刹；元朝兵乱，寺庙被毁，至明宣德九年（1434），由乡人资助并援请僧人复建，数年间，先后建成殿宇、月台、方丈房屋等；明成化十五年（1479）至二十年（1484），由可澄和尚率建祖师法堂、殿前石梯、石道、寺外石垣及石坊，使宝国寺再成一方名刹。
从记载可知，除元代之外，宝国寺在南宋与明代时均为名刹。这里值得细说的，是南宋复修宝国寺的几个人物。
其一，善修。他可不是一位普通的僧人，在当时国内佛教界也算一个知名人物。善修为九华山名僧，时国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曾赠其诗一首，名为《赠崇寿寺僧善修》。周必大官至吏部尚书、枢密使、左丞相，封许国公。庆元元年（1195），以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致仕；嘉泰四年(1204)，卒于故乡庐陵，赠太师。开禧三年
(1207)，赐谥文忠，宁宗亲书“忠文耆德之碑”。《赠崇寿寺僧善修》诗句为：“老僧九十视眈眈，二十年来不下山。我得九华充法供，亦能禁足老山间。”从内容上分析，该诗应为周必大写于告老还乡期间，而当时的善修已是九十高龄，但双目仍炯炯有神，这不禁让周必大心生羡慕之心，遂有潜山修行之意。从善修复修宝国寺一事可知，善修早年应在宝国寺修行。
其二，嘉泰年间的枢密使安世龙和金紫光禄大夫黎时举，两人均为朝廷要员。宋朝时，枢密使地位极高，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与宰相并立；而金紫光禄大夫也是正三品，官职也不低。两位朝廷大员为何要先后捐资建庙，无从查考，但两人为宝国寺捐资之举，足见寺庙在当时国内仍然具有巨大影响力。
清代住有名僧释可学，与岳池县令武尚仁相交七载
在宝国寺遗址处的院坝里，有一块石碑，上面仍有一些字迹可见，如“拈花使者释可学”“派续南宗数千年”等。据清光绪版《岳池县志》可知，释可学是清代驻宝国寺僧人，由此推知，该碑早不过清代。这里不得不说的是“释可学”这一人物，他是清代时岳池县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僧人。
清光绪版《岳池县志》收录的清代岳池县令武尚仁所撰《兔山诗集序》，对释可学的生平进行了详细介绍。释可学，一名复初，俗家姓周，为岳池望族。可学自幼聪明过人，但体弱多病，看相的人说这孩子如不皈依佛门，就不能长大成人。因此，可学幼时便在兔山宝国寺削发为僧。他自幼好学，10来岁时便对经史百家无不精通，后潜心修禅，对《楞严》《法华》等佛家经典了然于心。他喜欢吟诗，往往脱口成章而不假修饰。他还擅长书法，初学颜体，后逐渐练习钟繇、卫瓘的笔法，其字苍劲隽秀。正因为这些，酷爱诗词、书法的武尚仁与可学结为了挚友，其在文中如此写道：“予七载岳池，未尝一日离，凡朋辈寄来诗集，皆藉其手校订。”其意是说，武尚仁作岳池县令七年，竟一天也没有与可学分离过，但凡朋友们寄来希望得到指点的诗集，他都请可学帮忙一一校订。其“未尝一日离”虽然有些夸张，但至少可表明两人关系非同寻常。
武尚仁在即将离任岳池县令之前，为慰藉日后对可学的思念，便嘱咐可学将他平日所写的诗整理付印。可学先是推辞说：“这些都是山野僧人随性之作，哪里有脸见人？”在武尚仁表明想留为纪念的想法后，可学这才勉强答应下来，将其诗归为《少兔山诗集》，武尚仁特为诗集作序，即《少兔山诗集序》。
武尚仁在文末对可学给予了较高评价：“三折肱矣，贯休、齐己，焉得专美于前哉！”其意是说，可学在佛学、诗词和书法方面均有较高造诣，可与唐代著名诗僧贯休、齐己齐名。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碑文，从“拈花使者释可学”一句，记者推测，该碑文的作者或许正是武尚仁。因为，“拈花使者”实为戏称，将其扣在僧人头上已具戏剧性，再将其刻于碑上，则更是大大的不妥了，释可学是不可能以“拈花使者”自号的，必是关系甚密的大文人或大官人玩笑似的为其名之。
碑文所言“派续南宗数千年”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它直接表明，宝国寺所传佛教归属南宗，即南派禅宗——如果岳池兔山之南宗从唐代元珪禅师算起，那么，这对南宗入蜀的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参考。
南派禅宗系唐代高僧慧能所创，其主张性净自悟，顿悟成佛，不搞繁琐的宗教仪式。从此，禅宗作为一个彻底中国化的佛教教派，因其教理比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更为简易明快，故在国内广为流传，尤其是整个长江流域（含支流）传播更甚。
说来也巧，慧能与元珪禅师的师父慧安是师兄弟关系，当元珪禅师在人生后期来到岳池少兔山时，想必慧能所创的南宗已在这方传播开来了，而开明的元珪禅师或许也自然接受了师叔的佛学思想了吧？甚或，元珪禅师正是为了追随师叔慧能的佛学思想，而从北方来到南方，再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四川，驻锡于岳池少兔山，将南宗在西南地区进一步发扬光大呢？要不然，宝国寺“派系南宗数千年”又作何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