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文要学会驾驭语言（上）
语言要达意
我们说，舞蹈家靠的是肢体动作，音乐家靠的是旋律，画家靠的是色彩，作家唯一的手段就是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优秀的作家，无一不是语言的大师。学会驾驭语言，是写作最基本的本领。
历代文学大家，无一不强调语言这一基本功。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说过：“你想把一个字安排停当，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矿石。”老舍也曾说过：“我们既然搞写作，就必须掌握语言技巧。这并非偏重，而是应当的。一个画家而不会用颜色，一个木匠而不会用刨子，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
那么，语言又是什么呢？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物质的外壳。人有思想后，要寻找语言去表达。语言和思想是两回事，思想是共通的，语言符号却带有民族性，不可共用。现代语言学同传统语言学不同，现代语言学则认为，语言符号和思想是一起产生的，不能分开，离开了语言，思想就不存在，而语言本身也是思想，其中包含着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我们对语言学家在言和义之间的如何争议，不作评价。但对言和义不可分之说，对我们的写作却有着指导意义。
我们说，作为一个词语，是中性的，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但一旦把这个词同语境结合起来，那便有了优劣之分。我们不妨看看明末小品文作家张岱写的《湖心亭看雪》：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是张岱在大雪天来到杭州西湖，看到的景物都惊人地变小了，便觉得十分有趣，写下的一句话。其中这句话中的“粒”字，用得十分巧妙，堪称用词的典范。我们说，什么是语言艺术呢？语言艺术就是研究语言运用工稳恰当、活泼有趣、韵味十足的艺术。
我们要写作，要用语言进行表达，首先对语言的要求要达意。何谓达意呢？达意就是描述见闻恰如其分，传达感情不失分寸，陈说观点措辞到位。其次，就是所用的语言要能准确反映客观现实。我们说，这一点很重要。试想，一个人观察、听闻不确切，眼睛只盯着表象甚至假象，那他的认识必然是肤浅的、没有深度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看看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掷到街心……
这是作家最初发表时的句子。后来在1958年出版的《叶圣陶文集》里，作者将这句话的“掷”字改为了“扔”字。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因为“掷”是有目的投，而“扔”字却是无目的地丢掉。用“掷”字也可以讲得通，但不够贴切，对香烟屁股用“扔”字就更为贴切、合适。一方面用“扔”字更能达意，另一方面也更能反映客观现实。
我们再看看叶圣陶的《蚕和蚂蚁》中的几段话：
1.蚕的灰白色的身体完全露出来，连成一个平面，在那里波动。
2.它从木架上往下爬，恨不得赶紧离开，脚的移动就更加快，不大工夫就爬到屋上外边的地面上。
3.它觉得尾巴那儿一阵痛，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一下……
4.蚂蚁唱完了，哈哈大笑，接着就仰起头，摇动着腿，跳起舞来。
这四个例句，先后用了“波动”、“移动”、“扭动”、“摇动”四个动词，生动地表现蚕和蚂蚁的动态和形象。“波动”是从整个面上着眼的，而“移动”、“扭动”、“摇动”则是从个体上着眼的。“波动”是上下起伏，“移动”是前后挪动，“扭动”是中心点不变而部分曲折，“摇动”是前后左右摆动。可见作者观察之细，选词之准，表达事物的差异十分准确而又不失之有分寸。
要学好语言，运用好语言，就要有丰厚的词语储备。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词语储备自然愈多愈好。从众多的词语储备中，选出恰当的词来表现事物，仍不是一件易事。如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闹出了轩然大波，宋祁也因此出了名，被人称为“红杏尚书”。清代剧作家、评论家李渔就不服气，认为“闹”字若能成立，那么，“吵”、“打”、 “斗”也可以成立。可事实是怎么样呢？用“闹”字很好，很有创造，而换成别的就不行，一换味道就变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红杏开在枝头是平静的、无声的，现在把它写成有声的、喧闹的，就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的幅度还很大。为什么只有“闹”字可以成立，其他的字就不能成立呢？这是因为“闹”字同“红杏的红”有一种相近的联系。“红”令人想起“火”、“热”，由“热”想到“热闹”，红火、火热、热闹，过渡自然。而“打”和“吵”呢？现代汉语里找不出现成的联想词语。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闹”字是对语言学的一种“陌生化”的创造。这种创造一旦成功，就很精彩。
语言要形象
我们曾经认为，作家的创造主要是形象的创造，这其中自然包括着语言的创造。但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形象和语言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东西。语言之外，再也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所以，文学创作就变成了书写，把语言书写下来，思想情感的创作就宣告完成了！这种看法虽然比较片面，但它充分说明了语言的重要性。“语言”这两个字，相当微妙。一个作家，往往花费一生的时间去把握语言；一个作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语言成就。我们来看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的童话《会飞的小溪》：
风大叔翘着胡子，笑着说：“好啊，看我的——”
他伸出手，把小溪狠狠地向前一推，小溪猝不及防，“哗”地一下就从悬崖上掉下去了。小溪闭上眼睛，心想，坏啦！我死定了！可是，等等！这是什么感觉？眩晕晕的，忽悠忽悠的，像在荡秋千，像在飞！是的，她没有死，她飞起来了！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去，好爽好爽啊！只是变化太大啦，她原本是绿色的，像荷叶一样绿，现在变成白色的了，像雪一样白；她本来喜欢弹奏轻快的宛转的温柔的曲子，叮叮咚咚；现在“訇訇訇”的，像是有人在敲一口大钟；她本来缓缓的、无声无息的流淌，现在飞珠溅玉，水流湍急，气势壮观。
作者写小溪被风推下悬崖，变成一条瀑布。变成瀑布的小溪和原来的小溪不同，不仅色彩由绿变白，声音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宛转温柔的叮叮咚咚，变成像敲击一口大钟的訇訇訇的声音。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把小溪变成飞瀑的过程，写得十分形象生动。字里行间，透着作者不凡的笔力。
我们看看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是一篇充溢着生活情趣的小令，意在写诗人惜花，惜花便是惜春，惜春便是爱春。我们看看，诗人又是怎样写的呢？词的开头，就点明了词人所在的环境。那便是昨夜雨狂风猛，诗人酒醉睡浓。一觉醒来，想不到天已大亮。但昨晚发生的事情，仍旧历历在目。披衣未起，便问侍女：海棠花怎么样了？侍女说：还是老样子啊！词人说：你知道吗？知道吗？应该是绿的（叶）肥，红的（花）瘦的时候了！一句“绿肥红瘦”，把雨后海棠花的形态跃然纸上。这样的笔力，可谓“抚写物态，曲尽其妙”。
我们说，一位好的作家须是“半个心理学家”；他很注重关注和研究读者的心理。我们看看著名作家梁斌的《红旗谱》：
当她在江涛的表情上判定是真的来了信的时候，泪就像雨点子一样落下来，扑簌簌地湿了衣襟，她把头钻在墙角里，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咳！一个母亲的心呀！当她还年轻，运涛还在她肚子里蠕动的时候，心上就偷偷为孩子做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呀，什么样的鞋袜呀……翘起指头，把各样花色绣在红兜肚、绿褂褂上。那时，她还不知道是男是女，但她的心上总是偷偷笑着。她忍受了几日夜的疼痛，不眠不睡。当运涛降生了，男孩子生得还漂亮，像爸爸一样活眉大眼儿。她轻轻拍着运涛，笑着说：“咳！孩子，娘可是不容易呀！”自然，冷天她把他放在暖地方，热天她把他放在凉地方。有个灾灾病病，她会提着心，几天不吃饭，把孩子揣在怀里，拍着叫着。孩子长大了，眨眼不见，她就满世界去找。心上会嘀咕：“这孩子他又到哪里去了？”天黑了不见回来，就走到大堤上去望着。你想，运涛失踪了，怎不像割她的肉哩！她怎样忍过那长长的夜晚呀！盼一天比过一年还难。每天早晨，天不明就起了炕，早早把门打开。她想：“也许，把门一开，运涛会走进来。”一直早起了多少个早晨，早开了多少次门，十次、八次、一百次，也没遇上这么一回。这回儿，运涛来信了，母亲的心里，说不出是甜是苦。
这段心理描写，是写运涛悄悄离开家，参加革命工作后，他的母亲天天思念他，天天盼望他归来的心情。这段描写，极其细致入微，深切地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爱。这段描写，不仅是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也能感染别人，唤醒别人的经验和情感。作者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修养和审美经验的积累，很难展现出这样丰富的精神世界，创造出这样的语言美。
我们说，语言要感动人，必须渗透着作家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一般的情感，泛泛的情感，而是那种有个性的、有特点的、不可重复的情感。我国唐代诗人孟浩然有一首很有名的小诗《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我们说，一首只有20个字的小诗，流行了一千多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首小诗的价值在哪里呢？仅仅是它写了春天吗？不是！写春天的诗太多了，能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那么，又是因为什么使这首小诗得以流传呢？我们说是情感，是对春天的情感，是惜春的情感。春天，一觉醒来，闻到啼鸟的叫声，该高兴吧，该痛痛快快地享用吧！如果这样写，诗人就写不出传世之作了！我们看，诗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寻找自己的特点，个性的特点。那就是超越实用的享受春光的价值观念，引发春光易逝、人生苦短的一种感觉。这种惜春的感觉，是对人的心理的一种发现，是一种“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发现。这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创造。我们再看唐代诗人金绪昌的《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我们说，这首诗同样20个字，同样流传了一千多年，同样家喻户晓。它的价值仍然是情感。这首写情感的小诗是很有个性、很有特点的。你看，一个少妇白天做梦，梦见她征战辽西的丈夫，自然欣喜异常，可是一只小小的黄莺儿，把她吵醒了，使她再也不能跟丈夫欢会了，少妇自然很生气，迁怒于黄莺儿。诗没有出现“情感”二字，却处处充溢着情感，真可谓绝妙之极。
我们说，文章的精妙之处，常常在于细节。细节往往使语言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人物神貌跃然纸上，不刻意求生动形象，而生动形象却妙然自得。我们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唯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这是阿Q画圆圈的一段细节描写，可谓惟妙惟肖。鲁迅先生对阿Q的塑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表达了他遭受压迫与剥削，作为劳动者勤劳、朴实的一面；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他身上存在的可怕的劣根性——精神胜利法。这种劣根性带来的悲剧，比生活上的悲剧更可悲。这种旧中国一部分国民的劣根性，恰恰是全人类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病态的灵魂。
语言要丰富
我国历史上大文学家欧阳修曾说：“作文之体，初欲奔驰。”大文学家苏轼也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我们写作文，语汇丰富，精彩纷呈，往往会令人神情大悦。反之，词语贫乏，语句单调，使人读来索然寡味，难以唤起人们的兴趣。我们说，语言苍白、寒碜，是思想感情苍白、寒碜的反映；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从思想感情入手。我们看看方崇智的《生命的真理》：
春天里，谁要是播下一粒种子，到秋天，他就能收获一个真理。你也许不相信，请看下面的事实——一颗普通的种子，是怎样变成一个真理的！你瞧：
——种子在土壤中萌发了，把生命传给了嫩芽；
——嫩芽在雨露中长大了，把生命交给了枝叶；
——枝叶在阳光中茂盛了，把生命输给了鲜花；
——鲜花在生命中凋谢了，把生命注入了果实；
——当果实终于成熟的时候，它又把生命献给了人类……
就这样，时间老人虽没开口，有个真理却在传诵：“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而生命的永恒，就是无私！”
这篇短文不长，却蕴藏着深厚的思想感情。通过种子、嫩芽、枝叶、鲜花、果实、人类的传递，表达了“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而生命的永恒，就是无私”的人生哲理。这种用思想感情的丰富多彩，从而带动了语言的改观，使语言不再单调板滞。
我们说，要使语言丰富多彩，常常要借用同义词。汉语语词丰富，几乎每一个词语都有数个乃至十数个同义词，这些同义词各司其职，各逞其妙。掌握这些词语，在我们铺叙事件和营造意象时，就可以避免单调重复，做到异彩纷呈。
我们说，要使语言丰富多彩，还可以变换句式，以求语言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从语气上划分，句子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其中，陈述句和疑问句可以互换，尽管语义变化不大，却收到了不同的表达效果。如苏轼的《石钟山记》：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这句话把陈述句的句式改成了疑问句的句式，虽语义并没有多少变化，但用疑问句式表达文中要表达的思想，显得文气凌厉，达到警醒的效果。陈述句则不能做到这一点。
从句子的形式上划分，句子可分为长句与短句，整句与散句。长句句意丰富，表达严密；短句则明快简洁，表达干净利落。整句凝练有力，文采斐然；散句自然流畅，布局疏朗。把长句与短句、整句与散句搭配起来使用，往往会像一幢建筑物，错落有致。我们看看著名作家孙犁的《黄鹂》：
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它们的极致。
这段句式的选用，恰到好处，可谓节奏鲜明，多姿多彩。
我们说，要使语言丰富多彩，还可使用警句。警句句意新颖、简明扼要、深切动人。警句虽好，又如何获得呢？我想，可从四个方面获取。其一，对人对事深刻认识，可以凝结为警句；其二，揭示事物的矛盾，可以形成警句；其三，驰骋想象，表现思辨之美，可以获得警句；其四，深情流露，反映人生最美的祈愿，可以铸造警句。警句的使用，可以使文章产生冲击效果，使读者过目难忘。
（王宜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