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黎人“叛乱”原因的历史考察
【摘要】明代琼州府官员的所作所为是引发黎人“叛乱”的重要原因。据文献记载，黎人“叛乱”主要是由于官员剥削黎人、官员加征赋役、抚黎流官谋分府权以及官员抚黎策略不当等因素导致。多数官员不愿意直接管理黎人，多借助黎人土官土舍以及里长、胥吏管理剥削黎人。
万历二十五年，时任琼州知府的李多见在《征黎告文》中云：“庸官以贪起衅，征需无艺，诓索多途”。导致黎人“叛乱”频繁，叛乱爆发的原因主要“在官而不在民”。①
琼州府官员引发黎人“叛乱”
官员剥削黎人导致“叛乱”。“（嘉靖）二十八年，崖州止强，石讼等村黎酋那燕、那牵、符门钦等作乱。判官黄本静科索无厌，燕等遂逼崖州，围感恩。”②欧阳必进亦云：“初四日，赵坤文同王细恩，捉拿黎人那燕绑缚，图赖先次盗伊马鞭，勒取牛三只或银三两赔还”；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知州叶应时、判官黄本静，累差壮赖以学、雇民王仕广”，“进小营黎村，外科马站并杂项银谷”，“又差赵坤文进止强村外派麖皮、螗蜡等货”。③这些文字详细描述了黄本静等“管理海南的官吏苛暴因循，贪残私敛，大失黎心”，以致引发黎人“奋起抗争”。④
官员加征赋役诱发“叛乱”。明代统治者受儒家“薄赋轻徭”思想影响，将法定赋役定得较低，“明朝的国家财政安排用于州县政府行政运作支出的部分十分微薄，州县政府的行政运作在原则上本来就是要依赖里甲的协助，里甲正役的人力支应自然就会衍生出物力和财力的负担”。⑤《万历琼州府志》云：“景泰后，凡百官需悉令出办，凡岁祭、表笺、乡饮、科贡、料价、夫马等项。民苦之。”⑥由于琼州府缴纳赋税承担徭役的人少，琼州府官员只好向现有编户齐民加派，导致“徭役供应繁难，而民每告病”。⑦在此过程中，“黠猾又干没出入其间，赋敛不一，供役浩繁，加之额外之征，赔绝之苦，民始不堪命矣”。⑧官员对编户齐民的剥夺，致使一部分人逃入黎区，成为黎乱的诱因之一。
抚黎流官谋分府权导致“叛乱”。抚黎知府刘铭借助“招抚生黎为由”，向永乐皇帝请求将熟黎“悉与所属管”；在请求得到皇帝批准后，再利用永乐皇帝给予的“不要供应差发”的优惠政策，吸引“奸民投作梗化”；“永乐十年，造册收入熟黎未报丁口，报作新招归附黎户……暗分州县人民，立作二万余户，四万九千余名口”。⑨这造成编户齐民数量减少，赋役难以维持官府正常运转。刘铭“谋分府权”行为最恶劣的影响是教会了抚黎土官土舍利用黎人与政府相抗衡，挑拨“愿为良民”的黎人与“乐为梗化”的黎人“谋害相杀，驯致攻州陷县”引发“叛乱”。⑩
官员抚黎策略不当导致“叛乱”。明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多数时期是秉承明太祖“威德兼施”策略，即“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夷之道”。?永乐时期向黎人峒首施“惠”来招抚黎人，使得许多黎人慕义向化。明中后期黎人掠夺叛乱加剧，官府越来越多采取“威”来镇压黎人。武力镇压后，由于黎区的“瘴疠之气”，官府难以直接管理黎人，不得不笼络黎人峒首。“既给予鱼盐，又犒以花红羊酒……又将黎童充生员作养，贼所需索，无不应付，如奉骄子”，但结果是“诸黎实潜失交通，声势相倚，彼招此叛，此招彼叛。甚者今日见官服招，明日回巢又叛，此以姑息为抚，无益而反酿患之明验也”。?招抚黎人是治黎必要且正确的手段，但是由官府来招抚向化，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正如万历《琼州府志》所言：“抚之名可属于官府，不可属于土舍，抚之实可施于向化，不可施于叛顺……黎之始终误郡以一'抚字，亦可深长思矣。”?
琼州府官员管理黎人的途径
借助黎人土官土舍管理、剥削黎人。多数官员不愿意直接管理黎人，一是明朝统治者曾颁令禁止官员擅入黎区，如《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七“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己卯”条载：“仍谕所在军卫、有司官吏、军民人等，不许擅入村洞，扰害激变。如违，悉治以重罪”；所以即使“间有志立功业者”想做化黎事业，却“虑事掣肘难行”，同时还面临“邀功起恤之谗随有可惧”的弹劾。?二是黎区“犹多飓毒草、虫蛇水土之害”，?外人进去就容易“罹其瘴毒，鲜能全活”。?官府往往通过黎人土官、土舍管理黎人，时间一长，官员和土官土舍常常勾结起来剥削黎人。明代琼州府文昌人韩俊云：“今土舍峒首全仗货利肥家，逢迎府县。”?黎人峒首“未为土舍也，保举则贿卖黎头，委牌则贿卖官吏，此不赀之费，将何从出也”；他们“既为土舍也，衙门之为赂遗，胥役之勒索，此无限之求，将何取偿也”；因此峒首经常“官派一私派十，官取百而私取千，而无不责之于黎”，导致的结果“酒浆鸡黍，所至为之一空；花藤皮腊，所见皆为己有”。?这种“吸黎之骨髓”的剥削必然导致黎人的掠夺劫杀，正如广东按察副使胡训所说：“黎人劫杀，皆由土舍科敛，土舍之科敛，皆由有司之贪墨。”?
借助里长、胥吏之手剥削黎人。里长、胥吏给官员“每每送薪送菜”，“意实有所希求。谓之意有希求者，盖亿官府不易反面，而今少献殷勤，他日秉公事、取私债、多科钱粮、占人便宜，得以肆行无忌也”。?里长、胥吏的剥削使得“黎儿愤勇决，挺身负戈矢”，一部分黎人“叛乱”后通过刻箭传递、斩牛歃血习俗号召其他村峒黎人也奋起反抗，从而出现“枪急千人奔”的大范围“叛乱”，连身为官员的钱嶫也称黎人“犯顺非得已”。
官员借黎人“叛乱”谋利。《明太祖实录》卷169“洪武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条载：“海南卫指挥佥事张信讨儋州宜伦县贼，破之……首贼唐那虎、郑银等遁走，信追擒之，及其属送京师。知州魏世吉受贿，纵银窜去。”又如“（万历）四十三年，因罗活黎乱，（抚黎）通判葛经乘扰贪墨不靖”，明中后期对官员的管束放松，葛经等人趁黎乱而“贪墨不靖”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系海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njj1277）
注释
戴熺：《万历琼州府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847、269、229、422、436、420页。
黄佐：《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534，545、526，545，409页。
参阅欧阳必进的《走报地方紧急黎情疏》和张鏊的《交黎剿平事略》卷四，《玄览堂丛书》第12册。
唐玲玲、周伟民：《“凡俗”与“神圣”——海南黎峒习俗考略》，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1～102页。
《正德琼台志》，彭静中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603页。
《明太祖宝训》卷6。
王弘诲：《天池草》，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海瑞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112～113、256页。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272页。
陶元淳：《议设土舍之患状》，载《皇朝经世文编》卷88。
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136、18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