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巢山
图 1：蜂巢山顶
蜂窠山，去城南三里，高悬如蜂窠，前望海中有七星石，森列海面。[1]清代倪随庵题鹭岛诗云:“绝顶鸡鸣观日出,悬崖雾散现蜂窠。”上句咏观日台,盖“洪济观日”,厦门八景之一也。下句蜂窠,人多不知出处。按厦港寨仔山附近有石如蜂窠,人遂称该处为“蜂窠蒂”。李与吾军门成谋在厦时,曾驻兵于此。《厦门志》《鹭江志》咸不载及,故知之者甚少。[2]“蜂窠山”即今蜂巢山也。山之名气，又与一段考古发现有关。厦大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记曰：1930年我重回厦门大学,担任人类学课程。因教书时常需要实物，如史前石器等供学生参考。因以前在菲律宾时曾探访过史前遗迹,又因前一年曾赴台湾考察高山族采得史前石器,乃想在附近一带探访。但因当时华南尚未有发现过史前遗物,故信心不很高。在那年冬,厦门蜂巢山与南普陀山西坡之间开马路通厦市,我常去探看。有一天果在该岭向厦港的斜坡上发现一件石锛。石锛不是欧美的史前考古书中所常说的,因为欧洲似未有这种物。但我曾在菲律宾和台湾看见过,并曾采得几件,所以一看便能认识。[3]次年，林先生“在离此不远的南普陀山东面东边社斜坡上又发现另一件石锛”。依据这两件石器，以及后来在厦大建校工地上发现的史前陶片，林先生推断，“厦门在史前新石器时代,便已有人类来住过,或从大陆来游过”，而活动的人群应该属闽越族。[4]
发现史前石锛的“蜂巢山与南普陀山西坡之间”的马路，也就是现在思明南路的一段。思明南路分两段筑成。上段由甕菜河（今思明电影院）至太师墓（约今大生里铁道口），长度4500尺，竣工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下段由太师墓至南普陀，长度4700尺，竣工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与思明南路下段同年竣工的，还有连接思明南路和大学路的蜂巢山路，以及蜂巢山新区。蜂巢山路：起讫，由思明南路通大学路；长度，3700尺；宽度，30尺；路面建筑，无沙泥路；竣工：民国二十年。[5]蜂巢山（新区）：地位在厦门港法院边，全区已筑车路。南通南普陀寺，北接思明南路，西与大学路连络。原属山地，整理而成。此地划在住宅区内，将来整理厦门港市区，金新街一带旧有房屋完全拆去，即以此地为核迁地。[6]
1932年，蜂巢山新区新客入驻，其中有“回春庐”医馆。“回春庐”是厦门最早的慈善医院，始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时有地绅洪腾凯等，见厦埠外地侨居者中大有贫病乏钱治疗之人，遂捐资买下竹仔河人家房屋，并翻盖成医馆。“凡贫病入院者,所有医药,概不收费”，经常性费用则“取诸旅店”。久之，诸董事商议，将医馆归慈善机构“同善堂”管理。[7]自思明南路辟成，竹仔河遂为热闹之区，“尘土车声,尤感不适”；且“地点复迩中山医院”，医疗资源多有重叠。再则，医馆“庐址洼下,霉湿堪虞，且屋宇多倾斜”。市政当局便“将原址100方丈收用,斥蜂巢山290多方丈之地,改建新庐”。建成后，医馆“事权仍归同善堂”。[8]医疗资源向来不足的厦港地区，从此有了医馆。迁址后的1933年，正是厦市荒乱之年。单是“路毙”一词，便频现于报端。新式的洋灰大马路，已然是贫民的毙命所。本市月来路毙甚众，1日至26日死90人，已志前本报。兹查27日死5人、28日死3人、29日死10人、30日无，昨日死1人，共计21人。三月份总计路毙111人，为今年所未有者。[9]本市4月份路毙者，据地方法院检察处逐日检验调查，共106名，其中女性2名。各保全月统计：岐山保与和后保各21名，为最多数；次为新和保11名，附寨保9名，厦港保8名，大中保7名，张后保6名，联溪保与黄厝保各5名，张前保4名，和前保3名，吴厝保与连西保各2名，福山保与□内保各1名，数符106名。查本市之路毙者多为贫病交加无处可归之贫民，饥则乞食，夜则露宿，十字街头固彼等之逆旅也。或患病，即唯有“听天由命”等死而已。[10]5月份本市路毙者，兹据地检处统计，共有108名。依据验明，因食红丸致死甚多。盖凡食红丸致死者上指两节，皆呈紫黑色，与普通病死者不同也。[11]……据地检处检验，此种路毙十有五六系因吸食红丸，久而久之，毒发致死。死后验之，十指甲上二节，皆呈紫黑色，骤视系服毒自杀，细研究乃知系红丸。按红丸为高根所制，色红似仁丹，而大则倍之，其输入厦地者以上海为大宗云。[12]照得贩卖红丸，早已悬为例禁。查市内竟有不法之徒秘密贩卖，致一般苦力工人贪图一时过瘾，吸食中毒，病毙路旁日有所闻。若不严行取缔，贻害人群实非浅鲜。除号令外，合行令仰该分局长即便遵照，严查究办，以重人道而维法纪。切切此令。[13]当时最高权利机关“思明市政筹备处”，出面筹组“各界救济路毙委员会”：年来因各地经济之凋零，由境外移入本市的游民，以及市内失业份子，续有增加。彼辈平日困于贫病，加以吗啡、红丸等毒品之传播，偃卧或倒毙路旁者，为数不少，而以暑期为甚。两月前由本处召集机关团体议决组织救济路毙委员会，以本处公安局、县党部、县商会代表协同当地热心慈善事业之人士组织之。该会成立后，即经拟定收容遣散办法，交同善堂附设之贫病救济所办理。关于治疗事宜，则由中山医院、地方医院，及其他中西医士分担。一面由公安局转饬各分局逐日派警梭巡所辖区域内，发见病人偃卧路上或旷地者，即派运输车送收容所施治。俟痊愈后，分别资遣回籍。虽事属临时措置，亦稍收救济之效。[14]这“贫病救济所”，早先同善堂就设过，以“收容一般无力延医之贫民”。后因经费短绌，“该所亦无形中宣告停顿”。[15]当下形势逼迫，“贫病救济所”只能再度开张。报载：本市贫病救济所，设于思明南路（竹仔河）回春庐楼下，开办数载，卒因同善堂经费未能继续维持，遂宣告停办。近本市病毙路旁者，日有所闻。月前谭王两分局长视此情景，特倡议另行筹办。已筹备就绪，内容设施，颇称完善，病室亦颇清洁，可容至六七十人。所址系在厦港蜂巢山，以同善医院院长翁俊明兼任主持。该所医生亦经指定张春霖、许学尹负责担任。昨日起开始收容病人。举凡一般贫病乏钱、无可医治而往住院诊治者，均免收费云。[16]
蜂巢山下的“贫病救济所”，条件并不佳。“地甚低湿，出水如渖”，“脓血污于室，溲溺于阶”。而病者满目疮痍，“有折足者，有枯槁如柴者，有形骸不全者，有肢体腐丑者，有脓血满臀而踞地便痢者”；不仅是病者，只要经人介绍“贫而无告者，亦可入所而得食”，不过“日啜三餐，只薄糜耳”。尽管条件低劣，绩效却也不差：（1933年）8月份调查，由1日起至19日止，收容男性140名，女性9名，共149名。病愈出院者64名，死亡者男女28名，其入所则皆系由各分局、博济院、养老院等送往。死亡病症之类别：计下疳1人，肺痨2人，疟疾1人，气管枝炎1人，感冒8人，虚痨、伤寒、腹水、肠炎各1人，神经衰弱2人，赤痢3人，脚气2人，未断定者2人。此外尚有1人系受外伤致死，并未报检处检验。他如所收病人年龄之比较：计149名中，9龄孩1名，患脓瘍病，现已出院。10岁以上20岁以下者10名。20岁以上30岁以下者50名。30岁以上40岁以下者53名。40岁以上50岁以下者23名。50岁以上60岁以下者8名。60岁以上者2名。70岁以上者2名。计最多者为20岁以上40岁以下皆少壮年龄。其数为103名，约占百分之七十人。其籍贯之统计，以外籍为最多。计浙江籍25名，山东籍12名，河北籍7名，广东籍16名，江苏籍12名，湖北籍3名，此外湖南籍4名、安徽7名、河南3名、江西四川各1名，共计外籍91名。省内如永春、福宁、漳浦、龙岩、福鼎、海澄各1名，兴化、惠安、龙溪、石码各2名，南安3名，同安、思明各5名，晋江、安溪各9名，闽侯11名，未明者2名，共计58名，合计149名云。[17]至1934年12月，救济所开办一年多时间，救济贫病者达3000余人。益同人公会特赠匾，曰“病贫慈航”。[18]时局动荡，民不堪命，谈何普渡贫病。1937年，厦市进入非常时期。8月，同善堂董事会议决：“本市最近因受时局影响，房租无法汇收维持。故在此非常时期，决将本会附属之贫病救济所、养老院两机构暂行停办，各病人及受养人，每名由会发给4元遣散。”[19]
厦岛沦陷，民众陷入无边饿馁中。物质奇缺，物价高涨，“敌伪设立物质输出入组合，各种物品概行统制，一般商家乞货应市，小本商店无法维持。伪市府近复制出一种购粮券，抬高市价，市民无米为炊，饿馁载道”[20]。1940年，日伪政府应付困境，“将大乘佛教会附设之避寒所，改修为贫病救济所”。救济所址于思明北路打索埕，收容定额仅30人[21]。七年沦陷，厦市饱受蹂躏。虽言光复，却是灾黎遍地，民不堪命。1946年消息：月来百物昂贵，日甚一日，平民入于饥饿线者日多。瘦死者有之，自杀者有之，贫病交侵而死于非命者有之。日来仅益同人公会得据报告发棺收殓者，已有多人：1、深田保报告：妙释寺路水塔脚，有不知姓名之中年妇女一名，投井自杀；2、鸿山保保长报告：大生里空屋内，发现不知姓名饿毙女尸一具；4、黄厝保台光街妈祖宫内，饿毙一人，姓林名松，年30余；5、厦港巡司顶14号住户郑黄氏养，53岁，染肺炎症，乏款医治，卒致病毙；6、外清第8甲户民江申朱之长子忠良，9岁，患病，因贫乏医而死。以上各死者，均由益同人施棺收殓。[22]官方有救济院、儿童教养院和难民收容所之设，民间亦有益同人施粥、施医、施药、施棺之举。无奈积弊太深、民困太甚。救济所惠，也仅寥寥。故又有重起贫病救济之议。7月1日、10日，市府二度召集有关机关讨论露宿街头的难民收容之事。其议决情况如：（一）关于贫病收容所，经行总厦门办事处函复，似无再另设之必要，可收容于原有救济机关，由救济院及劳动工厂造册送处。每人每日发给面粉两磅。究应如何办理案，议决：1、有工作能力的，由劳动工厂收容造册送行总厦门办事处发放面粉；2、贫病者由救济院另设施医所予以收容，老弱者仍由救济院收容，照增收人数造册送行总厦门办事处发放面粉。（二）关于救济院施医所地点，应设在何处案。议决：中心区复兴路济寿宫隔壁及武胜庙后空屋。（三）关于内部修缮及设备经费，应如何筹备案。议决：1、内部修缮及零星设备经费，请佛教会负责；2、病床被蓆请行总厦门办事处发用。（四）关于施医所所需医药，应如何筹措案。议决：1、中医师及中药请益同人公会负责；2、西医师及西药请市立医院负责，惟市立医院药品缺乏，仍须请行总厦门办事处拨交市立医院应用。（五）关于施医所管理员应如何调派请公决案。议决：请行总厦门办事处、益同人公会、佛教会、救济院各派一人常川管理，并由佛教会负责总主持。（六）关于开始收容日期应如何决定案，议决：自本月18日起开始收容。（七）关于施医所经常费应由如何开支案。议决：在救济院经费下开支。[23]消息传出，记者采访街头难民，“其患病者闻知可获免费医治，咸喜形于色。其老弱闻系收容于救济院，则双眉愁绪，泪盈盈欲堕，均称，者番（这番）不死于街头，死于救济院矣。记者质询之，据称，彼等前曾一度收容于该院，所有救济物质，均未曾领到，挨饿忍寒，苦不堪言，故乃逃出，流落街头”。[24]此时的“喜形于色”，似乎早了。短短几日后，便有差评见诸报端：本市光复后，难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餐风露宿，病亡相继，惨不忍睹。社会人士及各报乃敦促政府，设法收容，以惠灾黎，当由各慈善机关合组贫病收容所。由救济院长蓝长江负责办理膳食，由救署厦门办事处每人每日拨面粉两磅，以作膳食及副食费用。两磅可值千元左右，如作膳食，实可有余。乃办理人员中饱，三餐以坏米及难入口之盐料为各病民充饥，致各病民病上加病。兼之连日天寒，棉被毫无，在此三日中，死者达13人之多。希望当局及救济总署厦门办事处，早为查明设法改善，以救无告之病民。[25]本市救济院贫病收容所，前因膳食不良，病民死者颇多，经本报揭发后，行总厦办事处曾派员调查，对该所病民所领面粉两磅，系作正副膳食费，等于急赈性质，自未便留存余粉，以作他需。经该处纠正后，所有膳食业已改善。据该所病民语记者，该所膳食虽已改善，每日副食费发给80元，而米亦改食皖米，但棉被仍无着。当此天寒地冻，病民岂堪再受此冷风侵袭。深望社会人士仗义执言，救人救到底等语。查益同人公会以办理慈善事业见称，病民深盼速予设法救济，勿坐视不救，以失慈善本旨。[26]
[1]《鹭江志》卷1 山川，鹭江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2]李禧：《蜂窠蒂》；《紫燕金鱼室笔记》,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倪随庵，即倪鸿范，浙江提督；李与吾，即李成谋，福建水师提督。
[3]林惠祥：《福建厦门史前遗物发现追记》；《林惠祥文集（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0页。
[4]林惠祥：《福建厦门史前遗物发现追记》；第501-502页。
[5]《民16至19年底，厦门建设一览》，《江声报》1932年4月13日。
[6]《工务局开辟九区地位面积售价调查》，《江声报》1933年4月10日。
[7]民国《厦门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页。
[8]民国《厦门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页。
[9]《三月份路毙总账》，《江声报》1933年4月1日。
[10]《饥则乞食，夜则露宿，病惟等死，去月路毙者百零六人》，《江声报》1933年5月1日。
[11]《五月份路毙百零八人，多因食红丸》，《江声报》1933年6月3日。
[12]《检验路毙尸体多因吸红丸》，《江声报》1933年5月13日。
[13]《毒于鸦片之“红丸”毒贫民路毙多人》，《江声报》1933年5月18日。
[14]《设立救济路毙委员会》，《思明市政筹备处汇刊》1933年。
[15]《公安二分局请恢复贫病收容所》，《江声报》1933年4月22日。
[16]《贫病救济所已再开办》，《江声报》1933年5月21日。
[17]《贫病救济所收容人数及病症死亡》，《江声报》1933年8月21日。
[18]《贫病救济所得益同人公会赠匾》，《江声报》1934年12月30日。
[19]《非常时期同善堂不为善》，《江声报》1937年8月31日。
[20]《市场缺货，人民饿馁载道》，《福建民报》1940年12月10日。
[21]《市立贫病救济所》，《新厦门指南》社会事业，第143页。
[22]《死神盘旋饥饿线》，《江声报》1946年5月24日。
[23]《本市街头难民，十八日起收容》，《江声报》1946年7月11日。“济寿宫”即今百家村中兴路现教育宾馆前址。
[24]《本市街头难民，十八日起收容》，《江声报》1946年7月11日
[25]《蓝长江杀人》，《江声报》1946年10月18日。
[26]《贫病收容所仍苦于寒冻》，《江声报》1946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