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何非要看《起居注》
唐朝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公元626年7月2日）由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为首的秦王府集团在唐朝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李世民率众杀害自己的长兄储君东宫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并杀死两人诸子，迫使李渊立自己为储君，并掌握京师兵权，不久后李渊为时势所迫而退位并内禅，同年八月初九甲子日（阳历9月4日）李世民继承帝位，是为唐太宗。
早在九年前，即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并很快占领隋朝京城大兴城（唐朝建立以后改名长安城），立隋恭帝为傀儡皇帝。据正史的说法，这一切都是次子李世民之功，因此李渊曾对世民说：“如果事业成功，那么天下都是你带来的，该立你为皇太子。”而一年后，李渊建立唐朝，以世子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齐王元吉曾劝太子建成趁早除去秦王世民，他说：“我自当替兄长杀之！”世民随从高祖前往元吉的府第，元吉命令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里，准备刺杀世民。建成心软，制止了他。元吉恼怒地说：“我这是为兄长着想，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
由于李世民征战四方立下了很多功劳，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逐渐心生嫉妒，恐怕世民威胁到太子位。
一日，建成在夜间召来世民，与他饮酒，暗中在酒中下毒害他。世民突然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搀扶着他返回西宫。高祖来到西宫，询问世民的病情，敕令建成：“秦王向来不善于饮酒，从今以后，你不能够再与他在夜间饮酒。”
高祖对世民说：“首先提出反隋的谋略，消灭敌雠，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本打算立你为太子，你却坚决推辞。而且，建成年纪最大，被立为太子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也不忍心夺去他的太子之位啊。”
此时的李世民的秦王府幕僚属官人人忧虑，个个恐惧，不知所措。房玄龄与秦王府属官杜如晦共同劝说世民早日诛杀建成、元吉，以免后患。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密奏李渊：“太白金星在秦地出现，秦王当有天下。”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丁巳日（626年6月29日），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于天空正南方的午位，按照古人的看法，这是“变天”的象征，是暴发革命或当权者更迭的前兆，代表要发生大事了。
适逢突厥进犯中原，太子建成便推荐齐王元吉代替秦王世民都督各路军马北征以抵抗突厥入侵，并命令元吉督率秦王帐下精锐的将士出征，意图架空世民。与此同时，建成、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日夜不停地向高祖诬陷世民，高祖信以为真，准备出手惩治世民。
唐朝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密奏父皇，揭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罪行，说他们在后宫胡作非为，并告发李建成、李元吉与尹德妃、张婕妤私通乱伦，关系暧昧，而且说：“儿臣丝毫没有对不起皇兄和皇弟，现在他们却打算杀死儿臣，这简直就像要替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如今我快要含冤而死，永远地离开父皇，魂魄归于黄泉，如果见到王世充诸贼，实在感到羞耻！”高祖望着李世民，惊讶不已，回答道：“明天朕就审问此事，你应该及早前来参见朕。”
张婕妤暗中得知了世民密奏的大意，急忙告诉建成。建成将元吉召来商议此事，元吉说：“我们应当管好东宫和齐王府中的士兵，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建成道：“宫中的军队防备已很严密了，我与皇弟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于是二人决定先入大内皇宫逼高祖表态。不料在宫城北门玄武门执行禁卫总领常何本是太子亲信，却被世民策反，因此宫中卫队已经倒向秦王，建成和元吉却不知道，还以为宫中都还是自己人。
建成、元吉来到临湖殿，察觉有变，立即掉转马头，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世民跟在后面呼唤他们，元吉心虚，先张弓搭箭射向世民，但由于心急，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箭没有射中。世民却搭弓射向建成，将他射死了。尉迟恭带领骑兵七十人相继赶到，他身边的将士射中元吉，元吉跌下马来。可就在此时，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世民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世民，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喝斥他。元吉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赶紧放开世民，想快步跑入武德殿寻求父皇庇护，但尉迟恭快马追上他，放箭将他射死了。至此，政变以秦王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六月初七，高祖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颁布诏书：“从今天起，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委托太子处理和决定，然后再报告给朕。”同年八月初九高祖颁布制书，将皇帝位传给太子世民，自为太上皇，李世民继承帝位，是为唐太宗。
贞观九年，李渊死后五个月，太宗李世民第一次要求看《起居注》，未遂。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负责太宗《起居注》。李世民想取过来看，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了。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也一定要记下吗？”褚遂良说：“我的职责是记录历史，当然一定要记。即使我不记，天下人也会把它记下来。”
贞观十四年，太宗再度要求看《起居注》，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撰写成高祖和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当他看到“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史官对当年玄武门事变的内容含糊其辞，太宗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 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恰恰是这一行为给后世史学研究带来极大困难，也遭到章太炎等学者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