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表达一种怎样的人生态度？
我们都知道，《岳阳楼记》范仲淹的传世名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岳阳楼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阐述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价值观；更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因外物的好坏而开心，不因自己的得失而悲伤，是一种十分豁达的生活态度。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一直佛系生活的态度无所谓，怎样都行，什么都可以，全都没关系。可是让范仲淹放下一切，不再为国家和百姓操心，孑然一身、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去生活，什么也不在乎，显然是不现实的。文豪范仲淹不可能真的像普通人那样，真的什么不在意了，单纯的追求我们理想中所谓的“佛系”生活。他这一生都在操心，忧国忧民是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执念，不论是什么情况，不论是身在哪里，哪怕是经历了三次贬谪，也从没有放下过对国家安危的担忧。他对自己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说自己什么都漠不关心的看开了，而是告诉自己不要在意自己的得失，要在意国家百姓的得失：不要因为自己的好坏而开心，要因为百姓国家的好坏而开心；不因为自己的得失而悲伤，要因为百姓国家的得失而悲伤。看上去是表现了他的豁达不在意，其实是说他在意的东西更重要，放不下的东西更沉重，实则是在意的更多了，放不下的更多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是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文武兼备”、“智谋过人”的范仲淹，无沦在朝主政、还是出帅戍边，都是集重望于一身，极其富有责任心的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心忧天下，只要朝廷需要，国家需要，他都是随叫随到。他在《岳阳楼记》中写到的，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人生观，价值观。范仲淹一生追求和向往都是，都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什么都不在乎，都可以看开的“佛系生活”，他的“佛系生活”就是为国为民的操劳。可能他的“佛系生活”才是真的佛系生活，因为在我们心中的佛，本就应该是为天下苍生殚精竭虑，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态度，渡世救人。范仲淹的一生都是如此，一直都在为国为民操心。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被贬在外担任地方官时，他都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范仲淹的仕途，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顺风顺水的。早期就被晏殊看重。他二十七岁中进士，就开始在地方上任职。之后就被晏殊聘用，管理朝廷应天书院，那时范仲淹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而范仲淹在为母亲服完丧后，就被晏殊给推荐给到了朝廷，担任了秘阁校理。但是当时的朝政是被太后把持，直言不讳，性格正直的范仲淹接受不了后宫女子把政，于是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皇帝，没得到允许，之后就收到朝廷排挤，于是只能自请出朝，到地方上去任官。直到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去世，仁宗亲政，才将范仲淹召回，任右司谏。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仁宗欲要废后，范仲淹因为和众谏官一同上书劝阻皇帝废后，惹得仁宗不喜，被仁宗贬出朝廷，再次前往地方任职，曾先后在睦州(杭州淳安)和苏州任职，在苏州任职时政绩优秀，颇有好评。直到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冬季，才再次被皇帝召回。这次被召会京城的范仲淹被判国子监，后来又担任了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等职位。直到第二年五月，又因为反对迁都洛阳，与宰相吕夷简意见不合。并且和百官一同上《百官图》直接抨击吕夷简，被吕夷简直接指为“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而贬知饶州(江西鄱阳县)。后来又到润州(江苏镇江)、越州(浙江绍兴)任职。而这时候到地方上的范仲淹也没有放弃自己为国为民的夙愿，每到一地，他必定兴学助教，大力发展当地的教学。而这段时间，正是西夏元昊皇帝大举侵略宋朝边境的时候。此时的宋朝重文轻武，军事力量强差人意，几次出兵失败。直到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范仲淹经过陕西安抚使韩琦的推荐，进入君主任知永兴军，之后在途中转为陕西转运使。很快，范仲淹的“文武兼备”、“智谋过人”在军中得到了展现，声名鹊起，韩琦和范仲淹就被朝廷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负责鄜延路防务(陕西延安)。在第二年，又诶任命为知庆州(甘肃庆阳)。在西北守边的期间，范仲淹面对西夏军队的凶猛进攻，积极的采取以防守为主，占据险要、步步为营进逼西夏的策略，并取得了极大成功，提高了他的名望和政治地位。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和西夏准备议和。范仲淹与韩琦入朝为枢密副使；到同年八月为胜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并上十策《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开始了他的“庆历新政”改革。但因为准备不充分，导致新政太仓促，而且严重触碰到了当时地主阶级的毅力，以至于遭到了保守一派的激烈反对，致使第二年下半年“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事后，范仲淹等革新派因遭到保守派的谗言陷害，被贬出朝，这也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出朝，之后再也没有回过京城了，任知邠州(陕西彬县)。直至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改知邓州(河南邓州)，至此之后就完全远离了当时宋朝的政治中心，几乎进入半退休状态。那时的范仲淹还在邓州创建了百花书院，并且还亲自讲学。之后，范仲淹又知杭州、知青州。直至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范仲淹徙知颍州(安徽阜阳市)。五月二十日，在上任途中，走到徐州市，去世。十二月，葬于洛阳万安山下。谥号“文正”，被后世称之为“范文正公”。范仲淹的一生，在朝廷里做高官心系百姓；处在僻远的外地做官时，也从来没有忘记关注国家安危。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会竭尽全力。哪怕是在地方上为官，他也没有忘记过为国出力，一直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贡献，至死方休。完完全全贯彻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观，价值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可谓是贯彻了范仲淹的整个人生，从入朝为官开始，他就一直在坚持自己这份崇高的人生理想。不论身处何方，是江湖还是庙堂，不论身居何位，是高官还是小吏；不论是何种情况，乱世军中还是和平京城。他都一直一如既往，不忘初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疑阐明了范仲淹这一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结合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们就能找到，他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在乎，而是在意着更重要的事情。不在意个人生活的好坏，不在意个人的得失，要在意的是天下的忧虑喜乐；不因为个人生活的好坏而开心，不因为个人的得失而悲伤，要因为天下的忧虑而忧虑，因为天下的喜乐而喜乐，这就是范仲淹爱国爱民的情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作为宋朝文学开山、士林领袖，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着儒宗仁义；同时还以自身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范仲淹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他提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早已成为了后世人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态度。他阐述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价值观，早已经是后世爱国人士的处事原则。他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更是已经成为了现在仁人志士追求的伟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