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才：春 节 记 忆
春 节 记 忆
文/张中才
杀 年 猪
杀年猪算作年俗，好像有点牵强，但它确实是过年要做的第一个准备，也是最重要的准备。特别是东北的农村，过年如果谁家没杀猪，大人会觉得没面子，孩子会觉得不开心，左邻右舍也会投来可怜的目光。一般说没杀起猪，也就是说日子没过好。
说它是年俗，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日子、统一的程式，完全由自己决定。一般是在三九天前后，一是天冷了，猪不愿上膘了，再喂就浪费粮食了；二是结冰了，猪肉能冻住了。当然也有的猪大，一入冬就杀，也有的人家快到年底才杀。
杀猪是个技术活。记得小时候，我们屯就两个人会杀猪，到时候先定下来，才能做准备，第二天杀猪，头一天就不能喂了。妇女要切酸菜，要切很多汇到烀肉的锅里，男的就要搓好绑腿、绑嘴的绳子，有的猪不好抓，还要找个杆子拴一个粗绳子，那叫套杆。
我们那里有一家，什么都准备好了，去了七八个人帮着抓猪，结果猪从两米高的墙跳出去了，跑没影了，猪没杀了，害得主人又去通知他已经请的客人。把主人气得发狠说，我非得杀了它不可！大家憋不住笑，你本来就是要杀它么。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长得五大三粗，膀大腰圆，他会杀猪，更绝的是抓猪，300斤以内的猪，不用别人，他自己就能解决。他把绑腿的绳子别在后腰带，老实的猪，他上前摸摸挠挠，抽冷子抓住后腿，一使劲就扳倒了，拿出绳子把嘴和腿绑上；不老实的，他让主人拿一把苞米粒，本就饿了一天，再捣乱的猪，也抵不住诱惑，猪拱苞米粒时，他如此一抓一扳就倒了；太大太胖的猪更好办，只是一个人搬动不方便，要有两个人帮忙。我每年都是请他帮我杀猪。
杀猪是技术活，关键在放血，一刀捅不正，放不出多少血，那就是失败。吃猪肉最重要的是吃血肠，也是杀猪是否成功的标志。杀猪人只有把刀插到准确位置，才能放出尽可能多的血，灌出足够多的血肠。
杀猪也是力气活。退毛前要在一个后腿割个口，用通条到处捅，然后用嘴往里吹气，吹鼓起来了，才能浇水退毛（有句歇后语叫“杀猪不吹——蔫退”）。几百斤的猪，在锅台上来回翻动，这都要力量。
杀猪是大人最忙碌一天，也是小孩最高兴的一天。几个小孩坐在炕上，不敢出去看，等到杀猪人摘完肠子，把吹泡（膀胱）吹起来扔给孩子，小孩们才活跃起来，大人开始忙着做菜热酒，等待客人到来。
其实，杀猪除了为过年，也是慰劳一年的辛苦。亲戚邻里要进一步沟通，人情往来也要在这一天充分的表达。所以，请客吃饭、喝酒吃肉，是杀猪这一天的高潮。客人们来了，先品评着这猪有几百斤、肉有几指膘；听着客人的赞扬，女主人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天乃至一年的劳累一扫而光。
那边肉、菜、酒、饭都好了，人也到齐了，吃喝开始了。首先尝几块血肠，味道怎么样？煮得嫩不嫩？然后主人把最厚膘的肥肉和最好部位的瘦肉，都端上来，满足不同口味人的需求，多数人愿吃瘦肉；但个别能吃肥肉的人，吃起来就像表演，一大碗肥肉倒上酱油，几口就扒拉进去，叫人张口结舌、目瞪口呆。
除了吃肠、吃肉，再就是吃烩菜，煮血肠、煮肉的烩菜别有味道，任你主人炒几个菜，也很少有人动筷。其实说是吃肉，村子里的人到一起还是喝酒为主，边喝边唠起当年的收成，哪种庄稼今年最好，明年还要多种，有钱了还要添置什么；谁家的姑娘多大了，给谁家的小伙保个媒，等等。一顿饭吃完了，女主人要收拾到半夜。
第二天，杀猪的任务并没有完结，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kào（这个字不知咋写，还是发别的音）油。把板油、水油、肥膘的肉，用锅熬，用大坛子装起来，这是一家人一年的油水，也是杀猪的一个主要目的。
杀猪像办一次喜事，虽然忙活，还要有一些花费，甚至要吃去一头猪的很大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心疼，就像城里人花几万元买一件皮草，花几千元买一双名牌鞋一样，心里舒坦。
俗话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北方人过年吃饺子，就像太阳从东边出来那样天经地义，就像看电视必看广告一样正常自然，就是最困难的饥荒年月，过年也得想法能吃上饺子。前些年中央领导慰问水灾地区，还要求各级政府保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可见，过年吃饺子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低的要求。
不知不觉中，不知从哪天起，每到星期天就要吃饺子，一家人分头择菜、剁馅、和面，常回家看看的儿子、媳妇也一起忙活，边包饺子，边讲述各自知道的新闻趣事，消磨了时光，增进了感情，享受了温馨幸福，品尝了美味佳肴。
不知不觉中，不知从哪年起，过年前人们都包冻饺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过年期间饺子已是家常便饭，所以，在准备过年的程序中，又增加了包冻饺子这一项。过年时，亲人们团聚一起，打麻将、看电视、玩游戏，吃饭成了麻烦，做饭成了负担；把事先包好的冻饺子一煮，既不破坏兴致，又不耽误时间，化繁为简，忙事闲办。
包冻饺子和平时包饺子一样，不同的是数量多，馅儿品种也不能单一，少的两三种，多的五六种，什么猪肉酸菜馅儿、牛肉萝卜馅儿、羊肉芹菜馅儿、韭菜三鲜馅儿等等。包好了，利用我们东北得天独厚的天然大冰柜冻好后，分装在不同的袋子里，写上标记，吃时随时取用。和超市里卖的速冻水饺比较，更经济实惠，更符合自己的口味，也不必担心卫生和安全。
冻饺子的关键是有寒冷的气候条件，当然用冰柜、冰箱另当别论了。尤其是包得多，就更要注意。有一年，我家包了不少冻饺子，包的时候当然是滴水成冰，还没到过年就大开化，冰箱里装不多少，没办法就赶紧吃；上顿吃、下顿吃，吃得一看见饺子就反胃，这时谁再说“好吃不如饺子”，就觉得那人蛮不讲理。后来，只得把一些粘在一起的煮片儿汤了。
还有一个农村的亲戚，包了不少冻饺子，放在仓子里，到过年吃的时候没多少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叫老鼠给吃了，只剩下一点点。主人懊恼不已，又找夹子又下鼠药，气得非要把老鼠斩尽杀绝。生长在这样人家的老鼠，真是幸运之极，在自由自在的环境里，尽情地享受着美味佳肴。只是苦了这家人，辛苦选择的上好材料，精心制作的饺子，喂了老鼠。
然而仔细想来，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有多少被那些大大小小的“老鼠”侵吞了、享用了呢？“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也不走”，不是某些情形的真实写照吗？被老鼠吃的那点儿饺子，是不必以为悲哀和不幸的。
还说过年吃饺子。最正宗的应该是除夕夜和正月初一的饺子，这是无论如何必须现吃现包的。除夕晚上的团圆饭之后，家庭主妇或亲自动手，或指挥儿女们剁馅儿和面，全家老小围在一起包饺子，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小到三五岁的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比起吃饺子，包饺子本身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
当然，年夜饭的饺子还有些讲究。在馅儿方面，韭菜馅儿意为长久发财，芹菜意为勤俭发财，白菜意为百路进财，鸡肉为吉祥如意，鱼肉为年年有余，等等。包饺子时，有的人家还要在馅儿里放硬币或红枣什么的，谁吃到了就全年万事如意、百事顺遂。饺子在盖帘的摆放上也有讲究，摆成圆圈，是团团圆圆、和和睦睦；摆成直趟，是直来直去、顺顺溜溜。
这里就说饺子、冻饺子，当然冻饺子也就是最近十年八年的事，还不普遍；其余的那些环节，就不是本文所记的内容了，容以后再谈。
现在还有写对联的吗？好像很少了。看看左邻右舍、楼上楼下，没看见谁家的春联是写的，都是买的那种印制的，金光闪闪、鲜艳夺目、结实耐用、好看漂亮。
工厂化生产春联也是社会的进步，是四个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哪一天要把春联作为文化遗产申请，我想也不会强调只准用手写，不许机器印制。就像人们愿意吃手工面条，但还是各种机制面条充满市场。
我小时候，对写春联（对联）有很深的印象。屯子里就两个人能写对联，一个是以前教过私塾的老先生，一个是伪满念过国高的。所以，一到腊月二十就开始写，要裁纸、研墨，写完后还要晾干，一家的对联写完，要个把小时。
那时的名目多，除了几个门上的对联、窗上的横批，还有“金鸡满架”、“肥猪满圏”、“抬头见喜”、“出门见喜”，不同规格的“福”字，灶王爷的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牲口棚贴的“六畜兴旺”，粮仓上贴的“五谷丰登”，大车上贴的“车行万里路，人畜保平安”，井台上贴的“水旺流长”等等。凡有点儿名目，都要贴上相应的对联，水缸、柜子、小凳子上都要贴上福字，显现喜庆红火，装点气氛。
我从小就爱凑热闹，六七岁时就跟爸爸一起去找人写对联。爸爸不识字，他也愿意让我跟他去。我虽然也不认字，但可以帮他记住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东西应该贴在哪儿。那时，识字的人少，常常把对联贴错，有的人家把六畜兴旺的横批，贴在了外边的屋门上。爸爸也曾把猪圈和鸡架上的小联贴混过，所以他特别在意，怕别人笑话。
那时，还写一种叫“春条”的，比对联窄，大约三指宽，把整张红纸顺长裁下来，上面写一些吉利话之类的顺口溜，如：“宜入新年乐，财神上面坐，五谷堆满仓，金银垛成垛，家庭和睦好，儿女福气多，大吉大利！”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式。
我们那里有一家姓侯的，在屯中是官姐夫，大家都和他闹着玩儿。写对联的人给他写了一个春条是：“宜入新年乐，公猴母猴炕上坐。小猴崽子乐呵呵，又耍又闹快乐多。猴多势众生活好，明年春天又一窝。多子多福！”
老侯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拿回去了，还没到过年就贴上了。一个识字的人到他家一看，就乐了。老侯问他笑啥？就给他念了。老侯就去写对联的人，写对联的人是和他闹着玩，就把已经写好的另一个给了他。
侯家的这个“猴子春条”成了孩子们的顺口溜，在屯子里流传了半年。
我到四年级就开始写对联了。我上学时是写铅笔字，后来写钢笔字，写不好毛笔字。那是1958年，也许是受当时气氛的感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我也敢想敢干，买来笔墨砚台，照葫芦画瓢。过去看见人家写，那些过程不陌生，但自己写起来就没那么得心应手了。好在年龄小，不怕人家笑话，有的写错了一个字，就再剪一块纸写好贴上。
爸爸乐得就像家里出了状元：几辈子没有识字的，现在儿子能写对联了，再也不用求人写了，再也不怕把对联贴错了，好像他供我念书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也增加了他供我念书的决心，在家庭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来没流露过让我放弃读书的念头，这对我来说也是幸运的。生长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积淀的家庭，却从另一方面锻炼激励了我，叫我早早地做了力所不及的事情，对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从此，每年我家的对联就是我写了，有时也帮别人写，直至有了这种印制的对联。遗憾的是我的字，并没有因为这样的锻炼而写得很好，可能是天分的关系吧。
扭秧歌和吃饺子一样，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过年时的活动了，成了天天扭、月月扭、年年扭，人们最平常的娱乐健身活动，和过年没什么关系了。
我记得小时候，盼过年就盼吃饺子、放鞭炮、看秧歌。农村一年到头没有什么热闹，我们这些小孩从排练就开始看，秧歌队扭到哪就跟到哪儿，到外屯扭也跟着去。外面的秧歌来了，更是寸步不离。
那时候，扭秧歌的全是男人。上装扮女的叫包头的，戴着纸叠的花冠，穿着花衣服和花裙子，手持扇子和手帕；下装扮男的叫豆丑的，手拿哗啦棒；最前面领头的叫拉衫儿的，披斗篷，手持扇子。秧歌队的最后，一般都有两个丑儿，上装的队尾是一个扮相刁泼的老太太，手拿两根棒棰，耳戴红辣椒；下装是一个扮相滑稽的老头，驼背，拄拐杖。有的有一个傻柱子，他的位置不固定，像打排球的自由人，到处乱串，常常做出一些怪模怪样的动作，逗人发笑。
我那时最愿意看的，就是打场唱秧歌帽。到一个地方，扭一会儿，通过变换队形围成一圈，拉衫儿的走到中间，即兴演唱，内容主要是祝福新年、吉祥平安，如：“打起鼓来，敲起锣呀，父老乡亲听我说，新春佳节人人乐，我给大家唱喜嗑，老人安康享太平，多生多养子女多……”
曲调就和郭颂唱的《新货郎》一样。但都是见景生情，现编现唱。慰问军属就唱拥军优属的词，什么场合什么词，准确贴切，诙谐幽默。这是1950年代的事，以后就没有唱的了，一是那样能唱还能编的人确实不多，二是政治形势日益紧张，唱不对会犯错误，吃不了兜着走。以后的秧歌就光是扭，没有唱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就没有扭秧歌的了，可能也算四旧被破掉了，收音机和广播里只能听样板戏。记得一到过年，就听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帐整七那个天，三十那个晚上还没回还，大婶给了玉交子面，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还有“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唉，扎起来”。这样的歌声确实能烘托出那个极度贫乏 时代的幸福生活。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了，被压抑多年的激情喷发出来。那时过年，城乡都组织秧歌队，形式多样，多姿多彩，规模宏大，红火热闹，闹得热火朝天。农村也都有踩高跷、跑旱船，服装鲜艳漂亮、整齐一致；还有一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蛇传等人物造型，生动活泼，诙谐幽默。
我记得那时，公社年年组织大秧歌会演。正月初五，各大队的秧歌队集中到公社，展示各自的风采，看谁的服装艳丽，看谁的队伍庞大，看谁表演的样式奇特，看谁的锣鼓喇叭声大，每个队都使尽浑身解数，把水平发挥到极致。在竞争中，有的人忽视了游戏规则，采取一些不文明的方式，造成一些小混乱，甚至大打出手，以后这样的会演就不搞了。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期是秧歌最鼎盛时期。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就没人组织扭秧歌这样的集体活动了。这时，一些有脑筋、能张罗的人，买锣鼓、请喇叭匠，自己组织秧歌队，一方面活跃了春节的文化生活，一方面也通过挨家挨户拜年，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后来，由于一般都规模小、人数少、服装简陋，扭得也不好，就没人看了，甚至到各家拜年都多次遭遇闭门羹，也就不了了之了。
城里前些年，由相关部门出面，组织各系统成立秧歌队，商业系统、交通系统、文化系统等等，也红火一时。2006年5月，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由于电视、网络的普及，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精神的饥渴不必用看秧歌来填补，“瞧情郎”也不必利用看秧歌来实现，扭秧歌在节日里就不那么兴通了。扭秧歌再也不是庆祝节日的娱乐活动，而回归为人们日常的健身活动了。
燃放鞭炮可是地道的中国民俗，是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鞭炮声，年味就淡了。
小时候过年，最快乐的事就是放鞭炮。穿什么衣服，我们这些男孩子不在乎，到一起就比谁买的鞭炮多、谁的品种新、谁的威力大。大家在一起吹牛，有时还从家里偷出几个显摆，不到过年大人是不让小孩放的。我们不满足过年时听噼里啪啦的响声，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做出一些叫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情。
男孩子到一起不是比力气，就是比勇敢。买来炮仗以后，我们一个院的几个小孩，就从家里往出拿小挂鞭拆下来的小炮仗，开始比用手拿着放，谁都不甘示弱，都轻松愉快。然后比用脚趾夹着放，也都毫不畏惧。
后来比用手攥着放，有的点着以后就松手了，有的一直攥着，把手崩得黢黑，但是胜利了。最后比用牙咬着放，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只有两个敢试，结果一个点着就吐出去了，一个满脸崩得黢黑，还把眉毛燎了，他胜利了。回家叫他妈骂了一顿，说把眼睛崩坏了，那是一辈子的事。现在想想，真是很可怕的事。
那年雪大，家家门前都有一大堆雪。快过年了，鞭炮都买了不少，我们对那种只听个响的方式已经厌倦了，受电影《上甘岭》启发，又突发奇想，在雪堆旁边挖个洞，把点燃的炮仗往里扔。开始时，扔早了，扔到里边就灭了；后来点着几秒钟，快要响时往里扔，就学电影里的样子，用身体堵住洞口。炮仗小，没什么效果。
后来，我们就用大麻雷子。这种炮仗是用麻缠的，还有一层黄泥，爆炸力强，响时有一种震耳的嗡嗡声，把它点着扔进雪洞，然后堵上，雪堆就炸开了，雪崩到脖子里。那时就穿一件棉袄，里面也没有衬衣，肚皮和后背都是雪水。大家欢呼胜利，这就是模仿电影里的黄继光堵枪眼。
我们一个院的春生子，比我大一岁，他是腊月生，而且是立春那天生，所以小名春生。我是阴历二月生，其实他只比我大两个月，我们俩总在一起玩。快过年了，我俩都从家里拿了几个炮仗，琢磨着玩点什么花样。那时家家孩子多，晚上都拿尿罐子，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尿罐子，然后放到一个避人的地方。我俩看到尿罐子，来了灵感.
我们一个大院住着十一家，我们先找一个僻静处的尿罐子，把炮仗点着，扔到里面，响了后只炸了几条裂纹。后来我们把炮仗点着后，拿尿罐子扣上，一声脆响，尿罐子崩得粉碎，我们欣喜若狂。不幸的是，我们正要崩第二个时，叫主人碰个正着，把我们拽着找到家里，挨了大人一顿骂，又给人家赔了尿罐子。
仔细想想，小孩对放鞭炮那么热衷，那么有兴趣，其实是挑战自我、挑战恐惧、寻找刺激，在一次次的挑战和战胜中，体验到了自我成长的满足。
现在有相当一些孩子，对放鞭炮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儿子小时候就不敢放炮仗。或许是他们的成长和勇敢、坚强无关，他们需要的是智慧、聪明。同时，他们的精神生活比我们那时要丰富多彩、花样翻新。他们即使是玩动枪动炮、厮杀得血肉横飞的游戏，也没有一点点的危险，那都是虚拟的、图影上的。
这几天鞭炮不断响起，春节马上到了。鞭炮能驱散一年的烦恼、不顺、失利、病痛，迎来幸福、快乐、和谐、安康的新一年。
张中才，1953年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60年代末下乡插队，1977年考入吉林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中学任教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