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的故事

写在前面的话：最近这段时间，我作为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的联络人，正在和同学们一起筹备一本关于40年前高考的回忆录。很多同学提笔写下了对当年那场改变了自己人生的高考的回忆，其中颇多感人故事。今天下午，同学晓晔发来一篇追思我们已经逝去的陈娟芬同学的文章，让我脑中的记忆又清晰起来。于是，翻出她的照片，贴出这篇文章，纪念如今已在天国的陈娟芬同学。

二姐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大学同学。开学那天，办完报到手续，正打算离开寝室回家，她挑着一担行李推门进来了，一头是两个硕大的樟木箱，另一头是被褥、脸盆以及书藉等等，第一感觉是她把整个家都搬来了。

我站在窗边好奇地看着她。窗外的树枝摇曳着，正好遮阴了我站着的位置。

放下担子，她腾出目光四处打量了一眼，找到高低床上贴着的名字，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铺位上。顺着她的目光追过去，我知道了她的大名：陈娟芬。

在以后的交谈中知道，二姐属于文革前的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约定俗成的称呼是“老三届”，与我们七七年刚高中毕业，赶上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次考试的应届生，正好有10岁的年龄差距。

寝室里，属于“老三届”的有两个，按年令排下来她居第二，熟悉了我们就叫她“二姐”。

要说二姐的高考故事，其实，直到四年大学毕业，不，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的也就是那与大多数“老三届”同学几近相似的一鳞半爪。那时候真的忙，大家似乎睁开眼，就开始忙着各自的学习直到深夜。女生们比男生更甚。一寝室的人，在四年中，几乎连熄了灯集体躺在床上闲聊会儿的功夫都舍不得。所以想写她，是因为一想到那四年，就会有她的身影、她的笑靥、她的声音。在我们大学生活中没有她缺席的时候，关于高考的记忆当然也不能少了她。

二姐长得不出众，略显丰满的身材，齐耳短发，圆脸庞、厚嘴唇，但从头到脚透着一种在田野里经受了大自然风吹日晒过的健康与淳朴。

与所有“老三届”同学一样，几天课下来，就显出了我们这些应届生难以企及的优势。二姐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任何时候的课堂笔记，都是那样的清晰、整洁，有条不紊。遇到考试，我们背那些概念、原理，背得天昏地暗、寝食难安，她只要刷刷几笔，提纲挈领、详略有致，让老师把分给得心甘情愿、干脆利落。后来上古代汉语、古典文学课的时候，这方面的优势更明显，日常开玩笑时她都能把哪些生疏冷僻的典故信手拈来。

与大多数“老三届”不一样的是二姐单身。这在“老三届”女同学中是唯一的，在当年，尤其是农村，这个年纪的女性仍然待字闺中，也真的需要有非同一般的忍受周围人白眼和猜忌的勇气。我们同寝室的大姐，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是援外的军事专家，平常日子里的那份笃定，还是让很多女同学羡慕的。

不过二姐乐观、开朗，没有我们印象中＂老姑娘＂的刻板、孤僻，还有，咧开嘴笑的时候看上去总是那么明净。这大概是我们这群“小丫头”与她处得其乐融融，没有感觉“代沟”的最主要因素。也跟我们一样地熬夜、一样地不拘小节，半夜三更黑灯瞎火摸进寝室，把脸盆踢得叮叮当当吵醒大姐。

二姐的老家在钱塘江著名观潮胜地海宁盐官附近一个以出产榨菜闻名的小镇——斜桥的乡下。父亲曾有一份城里的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精简回乡，母亲一直在家里种地养蚕，照顾公婆，养育他们姐妹。二姐是家里的老大，她之后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参加高考的时候，大妹已经出嫁。弟弟似乎跟我们这些应届生年龄相仿，全家人正忙着为他拆旧房盖新房，张罗对象。小妹还是小学生，她出生的时候， 二姐已十六岁。母亲怀胎十月，仍在田里劳作，突然就有了生的迹象，捱到家里，是二姐当的“接生婆”。

大二那年五月，二姐邀了我们和隔壁寝室的女生七八个人去过海宁。当时章太炎、徐志摩这些老家海宁的文学巨匠们的故居尚未修缮，那次的行程是这样的：第一天，到长安镇，参观陈阁老宅，晚上住二姐家，第二天去盐官观潮。当时二姐家的新房刚落成，木结构前后三开间平房，后面是邻居家的房子，前面隔了一个水塘，就是大片的桑树林。站在门前，暮色四合的时候，那种“平林漠漠烟如织”的意境就自然而然地往你眼前漫过来。二姐母亲用最丰盛的农家菜招待我们。

半夜，跟着二姐去看夜潮，一行人在桑树林里走，万籁俱寂，疏影横斜，只有脚步一声赶着一声，走在后面的更心里发紧，不敢回头一下。二姐一个劲地喊“迟了！迟了！”果然，大家侧耳静听，已有隐隐约约宛如来自天边的隆隆声，冲到江堤上，只见一排月白色的潮头正劈开漆黑的夜幕浩浩荡荡奔涌过来。大家席地坐在江堤上，安静下来。潮头过去了许久，堤下的江水还在涌动。

回到二姐家，二姐母亲已为大家准备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宵夜：新鲜从地里掘来的马铃薯、摘来的玉米和当年新收的蚕豆。

二姐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后的头几年一直在老家生产队劳动，后来靠了当教师的舅舅介绍，到长兴县一个叫泗安的地方当中学民办老师，直到高考。泗安是浙皖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小镇，前几年我出差路过那里，虽然有了后来修筑的高速公路，但其热闹程度还是与海宁不能比。因为有舅舅、舅妈家在那，舅舅又当着那个学校的领导，二姐在那里的日子想来应该是比较安定的。

二姐没有积蓄，民办教师那几年有限的工资大概都贴补了父母家用，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二姐顾家，记得有一段，为了帮助家里搞副业生产榨菜，她挨个去杭州城里的各家酱菜店联系回收做榨菜用的坛子。大学期间，学校的助学金是二姐唯一的生活来源，除了买书，对自己什么都吝啬，四年中几乎没添置过衣服。大三那年暑假，有同学联系了一个勤工俭学项目，到杭州雨伞厂做临时工。十几个人，只有二姐一个女生，她就拖了我去做伴，早出晚归一个月，每个人赚了36元钱。这对我们穷学生来说，虽算不上巨款，但肯定是一笔大钱，有人之前就计划好用这钱组团去黄山。二姐用这钱买了两斤翠绿的绒线，又用一个国庆假日的时间，为自己织了件套头毛衣。谁知刚刚穿上身没几天，去公共浴室洗澡，没放进衣柜里，被人顺手牵羊顺走了。为这事，二姐沮丧了整整一个冬天。学校食堂的菜肴是粗粝的，大姐会弄个煤油炉在寝室里，时不时来个番茄炒鸡蛋改善生活。二姐则至多在食堂有猪爪卖的时候，去排长队买一份红烧猪爪。

二姐还是我们寝室最勤奋的那个。滴水成冰的日子，我们懒在被窝里，不愿早起。二姐总是准时准点去食堂，常常把我们几个的早餐也一并捎回来。虽然有时仅仅是食堂隔夜的冷饭，需要用开水泡上两遍，才有一丝热气。大四，我们许多同学还在为毕业论文写什么发愁，她关于《陶庵梦忆》的评述已发表在《大学语文》上。对了，她最欣赏的名篇是《湖心亭看雪》。

除了读书，二姐最舍得的时间是看电影。文二街的露天电影场只要有新片，二姐总会跟我们一起去，因为视力不好，每次还总挑着第一排的石凳坐。最记忆深刻的是一次电影放到一半，天突然下起鹅毛大雪，我们打着伞继续看，待影片结束站起来，全场已空空荡荡，就剩下白茫茫还在下着的大雪和我们一起去的三个人。

大学期间，二姐的父亲没了。这件事说来还有点诡异。好像也是大三的时候，一天，二姐泗安的舅舅来了。中午，我们回寝室时发现两人的表情都有点过于严肃，又都不太开心。舅舅走后，二姐忍不住了，一个劲地怪舅舅糊涂。原来那天早晨，舅舅上班， 发现桌上摆着封电报，电报正文写了六个字：“姐夫病亡，速归。”舅舅心里一急，拿了电报就赶上长途车，转道杭州，想叫上二姐一起回海宁。等到了二姐这里，见二姐没有接到消息，两人坐下来细读那份电报，才从电报的抬头和落款处发现错了。电报原来是舅舅手下一个老师的，他一早接了电报去找舅舅请假，没等到舅舅，就把电报留在舅舅桌上，自己赶车先走了。没想到却闹了这么个误会。二姐迷信，说这不吉利。大约这件事过后两个月，二姐家真的来人通知出事了：二姐父亲当时在镇上的乡镇企业工作，那天二姐弟弟摇着船去镇上看父亲，船到厂边，眼看着父亲站在厂房二楼的走廊里向他招了招手，突然就这么倒下了。

也许是年龄的距离，大学期间，二姐从来不与我们谈起“爱情”这个话题。

大学毕业，二姐分到林学院工作。先是在给我们的信中抱怨：“爱情难觅”。隔不久，居然兴冲冲地带着未婚夫来采办结婚用品了。对方是林学院的同事、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我们都为二姐高兴。

结婚后，已经34岁的二姐就紧赶着怀孕生孩子，谁知在怀孕5个月的时候，检查出患了胰腺囊肿。二姐坚持着要把孩子生下来，没有吃药、没有治疗。

等到完成分娩，再次就医时，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二姐把孩子全权托付给丈夫，自己独自住进了浙医二院。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看起来还是以前那样乐观，除了配合医生治疗，空闲的时候会溜到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

二姐去世的消息，是她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们的。我们赶到浙医二院附近的小旅馆，这个40多岁的男人盘腿坐在床板上，哭得像个孩子。二姐的告别会，我们寝室的女生都没去，因为谁也不忍面对二姐死了的样子。

三十多年过去了，天增岁月人增寿，二姐的故事一直搁在心里。“生如夏花之绚烂”，如果说女人如花，也许就是那年高考，开启了二姐夏花般的日子，“遇见另一个自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尽管走得如此匆忙，尽管走得如此短暂。二姐喜欢诗，就把这句泰戈尔的名诗送给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