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内阿《囚徒》: 中译本译后记
90年代我曾由英语转译过博尔赫斯和威塞尔和卡内蒂等，进入21世纪后我给自己定了不再转译的规矩，因此当一家出版社找到我要我翻译这本书——Captivi 的英译本The Captives——的时候我没有接受，但是出版社告诉我他们把我的简介发给马内阿，得到了他对转译和译者的认可，所以我就翻译了。几乎在译稿完成的同时，这本书被转到了新星出版社，经过了近三年的审查，这部书才获出版——不见了马内阿的英译本导语《并非序言》和英译者的译后记，因为（我猜想）与原来那家出版社不同，新星出版社对转译有点在意（仅用脚注形式告知读者）——而我的译后记被砍掉则是出于另一个原因，敏感：正式出版物的尺度显然比微信删帖小能手更加严格——也因此我将被删的文字在公号里贴出（我有没有想错马上就会知道）：
译后记
《囚徒》（Captivi）是罗马尼亚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以及这个国家在世的最著名作家，诺曼·马内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内阿在中国远远谈不上有名，因此一个简单的介绍还是有必要的。我们不妨由近及远，由此刻向前回溯：
2017年，今年，81岁的马内阿在美国巴德学院退休成为名誉教授及杰出驻校作家。
2016年，马内阿80岁生日之际，罗马尼亚总统授予了他最高荣誉：罗马尼亚之星勋章，而他此前已得到过数十种文学与人文奖项，包括古根海姆基金奖（GuggenheimFellowship），意大利诺尼诺国际奖（Nonino Prize），法国梅第契外国作品奖（Prix Médicis Étranger），德国尼利·萨奇斯奖（Nelly Sachs Preis），罗马尼亚国家文学奖，卡洛斯·富恩特斯奖章（CarlosFuentes Medal）等。
在过去二十年中马内阿已多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东欧政治巨变前后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得到了海因里希·伯尔、巴尔加斯·略萨、菲利普·罗斯等著名作家的高度赞扬，被视为世界级的重要作家。
如此卓著的文学声名来自近三十年间，马内阿在罗马尼亚以外出版，并被译成全球二十多国文字的十几部小说、散文、回忆录著作，包括《论小丑：独裁与艺术家》（Despre Clovni: Dictatorulsi Artistul）、《流氓的归来》（Intoarcerea huliganului）、《信封与肖像》（Plicuri si portrete）、《巢》（Vizuina）等，这些著作在90年代以后也在他的祖国得以陆续出版，尽管在齐奥塞斯库统治垮台之后，马内阿初次回国的时候，他仍被指为“叛徒”、“美国人”和“中情局特工”。
1988年凭借富布赖特奖金（Fulbright Grant），马内阿来到美国定居，在巴德学院教书，并继续以罗马尼亚语写作。他被迫离开罗马尼亚，流亡西欧诸国是在1986年。
1984年罗马尼亚作家联盟撤回了颁发给马内阿的国家文学奖，作为当局对这个作家日益严厉的压制与管控的标志，以惩罚其作品中直接表露或曲笔暗示的社会与政治批判。从长篇小说《心房》（Atrium）、《日子与游戏》（Zilele si jocul）、《黑信封》（Plicul negru），到短篇小说集《十月，八点钟》（Octombrie, ora opt），到散文集《边缘之上》（Pe Contur），这些作品塑造了马内阿非同凡响而又不受欢迎的文学身份，他于1974年放弃了从1959年开始的水利工程师职业而专事写作。
1970年，本书，《囚徒》由罗马尼亚卡泰亚书局（Editura Cartea Românească）出版。
这时马内阿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仅仅四年。1966年一本先锋杂志《说的故事》（Povestea Vorbii）发表了他最初的作品，正是齐奥塞斯库开始掌权的时候。
那个时候，身为一个作家和一个犹太人，马内阿必定再次体验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压迫感：1941年，5岁的马内阿和家人一起被囚禁在现今乌克兰的特兰斯尼斯特里亚集中营，一个“只能显示一张50%死亡率的资产报表……无法与奥斯维辛相比”[1]的弱化版大屠杀发生地。当一家人留得性命，于1945年回家时，原先的法西斯政权已被推翻，等待他们的是换了一种体制，但同样沉闷压抑的罗马尼亚。二十年过去，禁锢和压迫并未稍减，对思想的钳制却已变本加厉，“新的恐怖不仅取代了旧的更已将其收编：它们如今是在合作行动，同步串联”。
即使不在集中营，“生存艺术”依然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本领，无论对于一个罗马尼亚人，还是对于一名罗马尼亚作家来说，甚至对于一本书来说都是如此：面对日益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想要存在于世，免遭被扼杀的命运，必须扭曲、掩盖、隐藏真正的自己，为自己加密才行。
《囚徒》就是这样一本加密的书，它在一团文字的迷雾之下为自己赢得了生存。尽管被删去了80页内容，但检查机构未能将它破解，证明就是它的成功出版。最有资格的破解者是当时当地的某些罗马尼亚人，与作者一样背负着这个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与作者一样经历了二十世纪的过去与当下，与作者一样为某样东西感到苦痛、耻辱的人们。读者与作者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甚至同为罗马尼亚人的检查人员都不具有的）契合，才能让这本书呈现出它的真正面目。在47年后的今天，这种契合已经消失殆尽。时间已经将罗马尼亚人彻底改变，他们不再拥有当年的自己这个解码器。
那么，这对于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那些被翻译之墙挡住的读者是否极为不利？甚至中文读者面前还多了一道转译的屏障？的确如此，但我认为不必过于恐慌，因为《囚徒》并没有使用一种密写的文字，它的加密法是意象的繁杂与奇诡，三种人称视角的交叉错乱，以及情节的自相重复与矛盾，这些本身都是可译的，尽管我们无法逃脱翻译的失真与背叛之罪。
更重要的是，在47年之后，《囚徒》证明了它不仅是一本加密的书，它的文学价值超越了它所诞生的当时当地，因为它像所有的经典作品一样，始终在释放着某种独一无二的新的东西，并以此见证诞生了它的那个时空的存在。这也是这本书在今天仍被阅读，并被译成各国文字包括这个中译本在内的原因。或许我们无法用1970年的罗马尼亚人的方式来破解这本书，但每个读者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破解它，即使拙劣如我也想贸然一试。
当然，评论这本书不是译者的工作，我的“破解”仅仅是写出这本书令我产生的感想。
《囚徒》写的是在被囚禁的境遇下如何生存的问题。书中的囚徒不止一位，而是多位，是所有人，甚至包括作者。他们的囚房无所不在：他们所在的国度，一个对人民施行高压政策要求绝对服从的疆域（其本身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阵营、一个领袖的囚徒）；他们的工作场所，残害身心，剥夺自由，互相监视，挣扎求生，严惩和苦役的处刑地；他们的学校，造就怯懦的庸人和告密者的地方；他们的居所，以尘土和杂物将他们窒息的八卦阵，他们无路可走时自暴自弃的所在。不止空间，时间也是他们的囚笼：战争、集中营、丧失至亲、撕裂骨肉、饱受耻辱的过去；惶恐、迷惘、负罪、癫狂、麻木的当下；无所寄托、无可企望的未来。从回忆到遗忘，从遗忘到回忆，两道狱墙仅有咫尺之遥。
归根结底，每个人都被囚禁于自身之内。或纠结，或懊恼，或躲避，或逃跑，瞻前顾后，蝇营狗苟，左顾右盼，进退维谷，或是披起欺骗他人与自己的伪装，或是背叛曾经的理想和友情，或是用自虐来乞求生者和死者的宽恕。要挣脱这座无所不在的囚牢，唯有将自己和自己的世界撕得粉碎，结果不是毁于自责、幻灭与疯癫，便是堕入浑浑噩噩之中。小说中一大半的故事是人物心理的叙述，我们听见那声音有如发自人物头颅的内部，无形的绳索捆绑着他们的自我。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到福克纳等现代文学大师的影子，《囚徒》出色地继承了他们，并将人是自身的囚徒这个主题表现得格外有力。
如同置身囚室之中，这本书的视距很短，大量的段落都仿佛是近景或特写，房间里的物品像长镜头一般被逐一扫过，然后又跳到另一个突兀的场景，同样是近景或特写，以令人感觉荒诞的角度呈现，或是从固定位置获得的空洞远景。仅在一种情况下，叙述的视线会作出复杂的运动，就是在描写螺旋楼梯的形态，以及人物上下楼梯的动作的时候，而这显然在象征性地暗示被囚禁者的行走路线，即无尽地打转。这种文字的重复也是在缩微再现本书的结构。我不知道与这本书写作年代的先锋电影风格有无相似之处，时代会在不同领域催生各自的新创造手法。
《囚徒》以囚徒之眼窥望自身以及周围的一切，然而并无一字提及他为何被囚禁，是何物将他囚禁，以及这座囚牢本身的样貌。如果没有书名的暗示，甚至一切与囚禁有关的意味，都可以视为不存在，难怪它躲过了审查者的火眼，与作者同样置身其中便是他们唯一的盲点——通过省略那个体制的现实而呈现了最大的，内在的现实。马内阿的《囚徒》肯定不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却深刻而反讽地演绎了一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写到这里，忽然发现，此时此刻的我，在避免使用某些词汇的时候，与47年前，《囚徒》那个时代的罗马尼亚人（以及中国人，如作者在“并非序言”中间接提及的那样），并非不存在某种小小的契合。
陈东飚
2017年10月28日
[1] 马内阿《流氓的归来》。
陈东飚 / 翻译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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