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沈公读不完的书｜胡洪侠

2019，沈公米寿，草鹭要出书祝寿，命我作文一篇。若在旧时，我需以“寿序”应命，可是，我哪有铺排“寿序”的本事？忽然想到，为文编刊，交友吃饭，我追随沈公也有年头了，不妨借《十日谈》名目，写一篇《沈公十日谈》。

2018年11月29日

我来迟了。在阜成路西头定慧桥下转来绕去，才发现那家饭店的招牌。这不是北京城路灯辉煌的街区，况是冬夜，我又初来乍到。冲上二楼，推开大包房的门，一眼望见沈公，正端坐在一张大圆桌的主位上，于一片喧闹声中，独自笑着。他的左手边，当然是俞晓群；右手位空着，是给我留的。这已是近十年来的惯例：我每次来京，晓群大哥都会组一个饭局，主角永远是沈公，我则居右奉陪。因我是客，嗓门又大，挨沈公坐，容易应付对话中沈公年年减弱的听力。八十七岁的老人家了，他和世界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少，多是沉默以对，四处微笑，偶尔有兴致，才提高音量，喊出几个新“创作”的笑话。几十年在书籍出版的舞台中央呼风唤雨，仿佛总是深陷作战指挥中心的吵吵嚷嚷之中，如今，生活于他而言终于慢慢安静下来。

他眼皮底下的这张饭桌则难以安静，尤其我来了，更闹。早已入席的朋友们，除了张冠生、徐时霖、顾犇几位常常自带安静而来，其他诸位，祝勇、谢其章（经常还有止庵、韦力、吴兴文、郑勇、杨小洲等等），再加上忙东忙西的朱立利，哪位是无话可说的？沉稳如东道主俞晓群，酒过三巡，也是要响遏行云的。

沈公照例喝他的啤酒。敬了几杯之后，我问他今天是坐什么车过来的。为节省老人家的脑力，照顾他的听力，也免得他多耗心力，我渐渐不再问那些1980年代的风雨雷电了，不再核实《读书》杂志的“疯男疯女”掌故和《情爱论》的删减内容了，不再深究三联版蔡志忠漫画和金庸作品集的内幕与细节了。我们只和他谈谈今天的事。

“今天，”他说，“我应邀来参加我的大BOSS俞晓群先生的晚宴。我早早坐公共汽车出门，转车时顺便去逛了一家二手书店，那里专门卖一些打折的书。我挑了几本，带了来，送给各位。各位自己去选，书就在沙发那边。”沈公这是又要送书了。他一辈子不仅编书、读书、买书、翻书、谈书、写书，还常常自己买书或将手头存书送朋友。2004年的一个饭局上，我问他养生之道，他说他练一门气功，叫小周天，练了几十年了，受益无穷。他给我介绍蒋维乔的静坐法，嘱我一定要学。回深圳后，忽然收到北京寄来的两本书，全和“因是子静坐法”有关，竟然就是沈公寄来的。

一见此刻沈公“旧疾复发”，我赶紧溜过去，找到那个红色环保袋，将书一一取出，摆在茶几上。书共五本：星云大师《豁达：做人之道》，陈益民《阿Q永远健在》，还有《中国避讳》《闲话文人》，最后是一本《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

在满坑满谷的折扣书堆里，沈公为什么挑出了这五种？这是他过往做书时选题策划的微弱余响，还是他对未来读物市场的瞬时判断？抑或是挑无可挑而又不得不挑的聊胜于无？

我巡阅一遍，书心未动，欣然归座。又有几位也去看了看，翻了翻，也都空手而回。我忽然就想念上海的陈子善了。陈老师此刻若在，一定不会让张爱玲寂寞的。

酒饱饭足，转眼要道别了。沈公穿上外套，戴好帽子，围好围脖，然后走到那五本书前，喊道：“各位如果喜欢哪一本，就拿走翻翻。我买来也是送各位的。”

大家嘻哈答应，都祝沈公多多保重、健康长寿，可是无人选书以应。

沈公只好将那包书提在手中：“各位客气，我只好自己留着了。”

中国当代出版界的一对著名师徒：沈昌文（右）和俞晓群。2019年八月，摄自上海。

2002年12月6日

沈公米寿，草鹭要出书祝寿，命我作文一篇。若在旧时，我需以“寿序”应命，可是，我哪有铺排“寿序”的本事？忽然想到，为文编刊，交友吃饭，我追随沈公也有年头了，不妨借《十日谈》名目，写一篇《沈公十日谈》。我先写了2018年11月底在沈公饭局上的见闻，接下来就该写我第一次拜见沈公的事了。于是，电脑上输入“沈昌文”三字，搜我旧文中可资参考的段落。先就读到2004年我主编《文化广场》时所写“眉批一二三”中的一段：

《读书》杂志的编辑我也佩服。前年冬天，朋友替我约了《读书》的老主编沈昌文在北京韬奋图书中心二楼咖啡馆见面。我和朋友先到了，挑了中间一个位置落座，立刻就给咖啡香和书香包围了。前方咖啡馆的深处，有长桌一列，桌四周有宾客一群，众人皆以窃窃私语之声争辩着一个公共话题，朋友说那是《读书》杂志召集的小型学术座谈会。回头望去，则是书架琳琅，群籍安稳。正四顾间，沈公昌文风风火火地来了，脸色被门外的寒风染成了深红，像一本书话集的古朴封面。他传授了我几招编刊选书的“秘诀”；他说一会儿他还有约会，也是谈书的事；“我每天做的就是为书做'媒’的事。”

嗯，写得真好。是我写的？

说是“前年冬天”，算了半天，算出是2002年冬天。这大抵可信，盖因我去北京，喜欢选冬天。离京南下深圳迄今近三十年，在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住久了，会非常想念北方的冬阳、冬夜与冬雪。《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世纪之交，停刊有年，2003年3月的复刊由我主持，一如1995年的创刊。如此说来，我去北京求见沈公，当是为“文化广场”谋划未来。

且看我在文档中搜出的第二段：

冠生兄领我去北京三联二楼咖啡厅拜见沈昌文先生。“这是深圳来的，”冠生说，“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主编，胡洪侠，我们都叫他大侠。”沈公笑眯眯的，边听边点头，客客气气地说了几个“好”，全没有额外的热情和深谈的兴趣。

我一看大事不妙，赶紧接过话头喊道：“沈公，我是OK先生。”

“奥！”沈公陡然转头向我，提高音调说，“你就是OK先生。”于是大家都笑了。

冠生“哎”了一声，笑着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需要解释。“OK先生是我用过的网名。”我说，“沈公和我都在一个叫'闲闲书话’的论坛里玩儿。”

沈公连忙说：“我只潜水，不发言。不过你OK先生的'非日记’我还是有点印象的。”

这就是了。我和冠生1990年代初期即在深圳相识，后迅速升级为相知。回北京工作后他和沈公打交道多年，我想一睹“真人”风采，求冠生引见当然最为方便。

可是，既然是写《沈公十日谈》，所述所忆不仅应标出“年、月”，更理应精确到“日”。我第一次见到沈公，究竟是何月何日？我在自己的文字里查不到，只好再求冠生大哥。

几分钟后，答案来了：“2002年12月6日下午14：30，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

片刻，冠生的日记手迹图片传到。是十七年前的“文献”了：横格白纸，墨迹井然，笔划一丝不乱，记事繁简有致。我每每感叹冠生沉稳踏实如山，山中藏龙卧虎，可是他仍不断给人意外惊喜，让人感佩不已。

十七年前的那天晚上，他写道：

一上班就为大侠寻找沈昌文先生。

家里没有。工作室没有。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没有。无奈之余，拜托张琳娜代为留意，一旦见到沈先生，即请他给我电话，有要事求见。

近午时，沈先生来电话。约在今天下午2：30—3：00，齐聚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晤谈。

届时前往，大侠已至。坐谈片刻，沈先生亦至。

沈先生以前从网络上和陆灏那里知道一个“OK先生”，活跃于南国文化界，尤其是与书有关的事情。今天对上了号，不由开“沈式玩笑”说：原来听名字里有xia字，还以为是个漂亮小姐冒充男士，今日得见，才知是一位堂堂靓仔。

沈先生忙，言过三巡就得离座去会见好友郝明义。深表感谢之余送其赴约，继续与大侠谈。又约徐晓明日晤谈。……

看看，十七年前，沈公刚逾古稀，虽已退休，精神焕发，胸有成书万卷待出版，天天又有东西南北各路饭局要主持；白日跨上自行车，一骑绝尘，凌晨潜入互联网，春风得意。虽然迟至2002年才得以与之会面半小时，可我毕竟也算亲眼见识了一星半点儿沈公巅峰状态“下半场”的风采。

1988年8月18日

沈公的巅峰状态“上半场”，当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那个年代他见过的人和见过他的人，领导过他的人和他领导的人，去过编辑部“阁楼”、在《读书》开专栏、参加过“读者服务日”的人，如今都成了传说。

此刻我试图经由“传说隧道”找到我的清晰图像，找不到。只模模糊糊在当时河北省衡水地委办公楼三楼靠北一间办公室里，发现一个年轻人的身影——

时间显示是1988年8月18日的上午，刚刚上班，那位身穿破旧牛仔裤的青年，在单位订阅的新到报刊中，发现了第八期《读书》杂志。他连忙抢在手里，回到座位，按多年养成的习惯，开始从后往前，一路读下去。他那时也读《读者文摘》和《新华文摘》，还有这个“月刊”那个“选刊”之类。翻这些杂志，他是从前往后看的。唯独《读书》，他一定先读最后的“编辑絮语”，然后再慢慢一篇一篇倒翻上去。万一某期竟然没有“絮语”，即若有所失，甚至胡思乱想起来。那时他已经做过几年报纸编辑，对如何写作如何编报编刊有兴趣。他也爱读书，尽管身处小城，买书不便，可是新华书店有新书订阅服务，街上有一两家书摊和书屋，他还是可以买到《第三次浪潮》《宽容》《随想录》《情爱论》《悲剧的诞生》《傅雷家书》《洗澡》等等。他也已经知道接受《读书》杂志文章和新书信息的引导，去选书、买书和谈论书。他喜欢三联版的书，开始搜集“文化生活译丛”“新知文库”和“西方当代学术译丛”，也零星买了几种黄裳、唐弢等人的书话集。越读书越觉得这座小城是呆不下去了。他觉得莫名的孤单。这些天来他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学正策划去海南看看。听说那里建了省，成了大特区，要建自由岛。他总想找人说话，可是也想不出找谁说，也说不好究竟要说什么。突然，他的眼神就停在了这期《读书》“编后絮语”开头那句话上：

朋友相处，有一种境界是“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

他也无心再往下看，只反复琢磨引号里的这十个字：“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很快又读到结尾一段：

《读书》绝不一味消极地淡泊和超脱，它密切关怀文化的命运和现状。但是，它显然要有更多对文化的“终极的关怀”，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种明白晓畅而非深奥费解的深度。

是啊是啊，做人也一样啊。要明白晓畅的深度，不要深奥费解的深度。“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多么明白晓畅。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齐秦的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初听明白晓畅，听进去，也觉深奥费解……

1995年9月3日

《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这一天创刊。时间过得真快，都二十四年了。

从第一期起，作为创刊主编，我努力每期写一篇《编读札记》，而且要写成“美文”的样子，而不是普普通通“编者的话”。其实，心里的标准，就是写成沈昌文“编后絮语”的样子，写成董桥《明月》卷首语的样子。那时我还不认识沈昌文，也不认识董桥。

写了没几期，无锡一位王先生看出了点奥妙，于是给《出版广角》写文章，推荐我的“编读札记”，题为《编辑的美文》。他文中就提到《读书》的编后絮语。我有人海中巧遇知音的欣喜，也有“小把戏”给人看穿的惭愧。

无独有偶，“文化广场”周刊的定位和风格惹来了一种批评，说是太像《读书》了。我一时诚惶诚恐，高呼“这个夸奖不敢当啊不敢当”。

2016年7月，奉李辉之命，我把那几年的“编读札记”编成一本集子，起名为《好在共一城风雨》，加入到“副刊文丛”中印了出来。我在自序中再次认真交代了书中文字的来龙去脉：

本书所收文字，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任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主编时写的“编读札记”。当时年轻气盛，不肯默默无闻为他人做嫁衣，逼着自己学董桥学沈昌文，笔下一心想练出几篇“编辑的美文”来。光阴易过。二十年后，重编重读，顿觉当年虽壮志差可凌云，未免也多情复多事。部分篇目修修改改后曾编入广东人民版《微尘与暗香》中，这次结集，全复旧貌，以存其真，以曝其傻。……彼时的大众传播还没网络什么事，报纸兴旺，副刊风光，编辑常常呼风唤雨，作者往往一纸风行。既打出“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之旗号，“广场”上人多嘴杂，各显神通，你可兴风作浪，他亦拨云弄雨，吵吵嚷嚷，果然热闹。谈文化，谈城市，谈城市文化，谈文化城市，许许多多现在人们还喋喋不休的话题那时我们都谈过了，许许多多当时一起读书喝酒衡文论艺的诗友如今倒成了风雨故人。那样的岁月真好啊！

2019年上海书展《八八沈公》上，王强面对全场回忆他和沈公的前尘往事，沈公则扭头阅读专门为他准备的电脑屏幕。考虑他听力有碍，会议组织者专门请速记现场记录发言者要点，显示在电脑上供沈公“一审”复“一哂”。【夜书房图片】

1992年5月11日

“学董桥学沈昌文”？是的，除了沈公，还有董桥。1980年代董桥编《明月》八年，其间每期卷首都写“编者的话”，且写得更独特，更多姿，更具人文情怀、文化品位和文学品质。“编者文字”的传统尺子早已经无法丈量“董家文字园林”。他的此类文章，三联版《乡愁的理念》和《这一代的事》收了很多。而这两本小册子能在北京三联出版，沈公又是主其事者。

二十多年后沈公在给我的《非日记》写序时，将当年董桥等香港作家北上的“路线图”都勾勒了出来。他写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因出版傅雷著作第一次去香港，得以结识这位文化界名人（指罗孚）。不久，我在北京忽被委以重任：筹备恢复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当年被凌迟处死、名存实亡近三十年，现在忽然要恢复，谈何容易。上面给了我三十万元资金，实在不够用。我知道，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当年最早是在香港合而为一的。现在，因为北京的崇高地位，三十来年后复出的小小的北京的三联书店居然成为“总店”，香港的反而成了“分店”。于是，我这总店的头子多次得以拜访香港分店，十分显赫。可惜，那时已经见不到罗孚先生了——他被控是美国特务，被判刑十年，在内陆坐牢。但是，有一次我在北京意外见到他，他说，那个“罗孚”还在坐牢，他现在名叫“史林安”，是个自由作家。我大喜过望，不管三七二十一，请史先生在《读书》杂志开一专栏。他用“柳苏”为名，专门为文评介海内外文事。第一篇是《你一定要读董桥》，一炮而红。从这以后，我一再去中关村罗孚的“牢房”拜见“史林安”先生，请他为我筹划出版香港和内陆作家的作品。第一本当然是董桥的大作，以后源源不断。他为我张罗的篇幅最大的书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集。我请他写了介绍信，专门去香港拜访金庸先生，自然一谈而成。

我至今记得1989年4月在《读书》杂志上读柳苏《你一定要读董桥》时的明亮感。对，明亮！感觉头顶有片乌云顿时消散，心中每一篇蠢蠢欲动的文字忽然都充满生机，似乎还没问世就有了茁壮成长的未来。董桥竟然这样写文章？中文原来还可以组合出这番面貌？他竟然认为钱锺书的文字太“油”！他说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坏的翻译时同床异梦。他说中年是下午茶，“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读柳苏这篇文章，我的眼睛和嘴巴一会儿张开忘了合上，一会儿合上忘了张开，各种念头，此起彼伏。最终才发现一阵乱读瞎忙，忘了重点：董桥的书呢？去哪里买？

《乡愁的理念》1991年5月出版，沈公的“引董入京”初战告捷，我却是一年之后才买到书，个中奥妙至今不解。前几年我拿这本小册子找董先生签名。他仔细看了我买此书的日期，是1992年5月11日，又见我那日还在书名页写了几句话：“多次寻董桥书不得。是日去导师家修改论文，比预定时间早半小时到目的地，便趁机先去书店，心想也许能见董书。果然。”董先生于是援笔题道：

“洪侠，我们是老朋友了，一九九二年认识的。董桥”

若如此算，我又是哪年认识沈公的？愚钝如我，很晚很晚才知道《读书》杂志的“编后絮语”原来是沈公所写，很长一段时间《读书》的执行主编也是沈公；也是很晚才弄明白，董桥金庸蔡志忠的书，原来都是沈公主政三联时引进的。

2003年7月19日

我1994年就认识了上海的陈子善和陆灏。陈子善和陆灏早就认识沈昌文。1996年开始，俞晓群就已开始“搭台”让沈公、陆灏他们唱戏了，我却久久没有机会和沈公与晓群相识。2002年总算见了沈公一面，而要见晓群一面，还需再等9年。想起来这也是怪事一桩。

2003年3月15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复刊，起初每周八大版，规模大胜从前。复刊号的“封面专题”做的是昆德拉，之后陆续又组织了桑塔格、赫拉巴尔、残雪、奥威尔、程抱一、刘家科、陈子善、杨争光、陈思和、哈耶克、《我们仨》等专题。到了7月，“非典”也闹得差不多了，我说，该派人采访沈昌文了。2003年7月19日，复刊后第18期“文化广场”面世，“封面专题”是“阁楼上的沈昌文”。除去一、二版的边栏，我把三个大版面全给了沈公，每个版主稿的标题也都由我操刀。北京的方绪晓（绿茶）去采访了沈公，一篇有侧记有问答的专访稿为此专题奠定了大局。那时《阁楼人语》尚未出版，可是我们已经拿到了沈公专为此书写的后记。

据我所知，就是这次接受绿茶专访时，沈公首次系统讲述了他的编辑“20字诀”。

绿茶问：您当编辑一辈子，有什么好的编辑经验能给我们说说吗？

沈公立刻眉飞色舞起来：“经过这么些年的积累和探索，我总结出来20个字。”然后他就做检讨般流利地说出一串：“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绿茶听至此，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对，心想老头真这样都该抓起来了。

沈公捂嘴而乐，一脸坏笑：听我慢慢给你解释——

先说“吃喝玩乐”。我现在可算是个美食家啦。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我们不能张口就要别人的学术研究，或者和人讨论学术问题。我一般会说，最近某某饭馆的菜不错呀！老兄我们聚一聚吧。我喜欢这种以个人身份请人吃饭。

“谈情说爱”就是指编辑要“有情有爱”地跟作者建立很好的关系。有了“谈情说爱”，编辑跟作者就有了广泛的情感上的交往、知识上的交往，然后，一定能从作者身上组到最好的稿子。很多好选题都是这么发现。你不跟作者“谈情说爱”，怎么能听得懂专家讲话？怎么会发现选题线索？

有了和作者在“吃喝玩乐”的时候“谈情说爱”，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像钱理群先生，每次吃完饭，他会拉着你谈他最新的成果，你从中能探听出他的研究新成果，然后就可以定出版计划了。

最后两点，是针对自己说的。我多年“贪污盗窃”惯了，一点儿孤独不了。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我四处帮闲，不一样的是我现在不用负什么责任。

“坐以待币”就是说我不能陪着钱帮闲，用我的单位需要给我报销应有的费用。

当初稿子上版，女编辑们读至此都哈哈大笑，极力称赞沈公“好玩儿”，又说“沈公来我们这里当主编就好了”。我盯着她们问：“你们什么意思啊？”

“别紧张啊领导，没什么别的意思。”她们挥舞着大样儿边走边说，“我们的意思就是，希望领导向沈公学习，多吃喝玩乐，多谈情说爱。”

1996年6月15日

且说沈公“吃喝玩乐”，“谈情说爱”，去过全国很多地方，知道很多重要的人与事。不过，他不会知道，二十多年前，深圳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聚会。当年我也不知道。

1996年的时候，深圳的读书人还是很愿意“发声”的。他们知道自己栖息的城市是“经济特区”，心里却还是放不下“文化”，脑子里还装着不少他们熟悉的北方“文化符号”。深圳大学的一位老师提议说，6月15日下午，咱们谈谈《读书》杂志吧，《读书》换了帅，我们应该怎么看？教学楼小会议室里讨论一番可也！

那天下午，突然有风有雨，大家还是陆续到了。据目击者后来回忆，先是一位程老师说，1979年，接触到《读书》，觉得生活打开了一个新窗口，非常新鲜。张老师、徐老师等几位都同意，大家说《读书》是读书人召唤出来的，众多作者是这个多难民族中的智者；《读书》又召唤出了整整一代新的读书人。

贺先生说，读高中时我知道有《读书》这么一本好杂志，1982年去北京读大学就跟着《读书》乱翻书，开始精神修炼。有《读书》这样宽容和明慧的灯塔引导，自己才不至于矫情入里，灼伤自己。他说，沈昌文先生上个月刚刚卸任，汪晖先生接手，该有另一番气象吧。

大家开始讨论：目前有没有能够取代《读书》杂志的呢？有人开始说出一些杂志的名字，《二十一世纪》《原道》《东方》，等等。王先生说，《东方》也许会取代《读书》成为学界的旗帜。

贺先生不同意。“对我这样的平民子弟来说，我依然挚爱《读书》。”他说，“《读书》的闲适取向、贵族风格虽然会伤及平民学人的脾胃，但她那一份高明与精神实在难以取代。”

海归博士阮先生把话题引向了“话语权”：《读书》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浸润中国读书届十几年，已握有强势“话语权”，《东方》一复刊也先声夺人，可是这都是“京派色彩”的论坛。全国学术文化擂台上有深圳的选手吗？深圳的学人和刊物在哪里？

是啊是啊，大家说，在深圳能办《读书》这样的杂志吗？深圳若有可能办类似杂志，可以少一些或没有“贵族”味，但一定要有同样的宽容、博大与精深。

诸位正说到兴头儿上，贺先生的一盆凉水伴着窗外的暴雨泼了过来：

“我来到深圳快一年了，至今仍不知何处可购得《读书》。在北京时养成的每月15号去邮局等候《读书》的习惯，只好戒绝了。”

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深圳有过这样一个聚会。与会的几位我也熟悉，如今他们各奔东西，天南海北，若今朝再凑一起，会如何消化当年他们制造的话题？

说起当年在深圳买《读书》，谁又没有一番独特体验？1992年张冠生离开深圳，回北京做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助理。从此，每月上旬，我和姜威等总能收到他在北京寄来的《读书》，如此往复，一寄就是三四年。后来深圳卖《读书》杂志的报刊亭渐渐多了，我们才恳求他万万不必再为此劳心费力。

此刻我想说的是，读《读书》者，各美其美，而深圳这帮人，他们听沈公那番“无能无为、不三不四”的高论，心里只当沈公是“故作轻松”，他们自己心里反而一点都不轻松。他们把沈公和杂志命运、《读书》和城市文化、杂志和学术话语权绑在一起考虑。沈公与《读书》杂志，通过他们创造的读者，进入过多少书房、酒桌、会议室与城市街道，渐渐的，引领时代之后隐入时代，书写历史之后凝成历史。这是多大一件事！沈公貌似嬉皮笑脸传授“二十字诀”时，心里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只可惜很多听者至今也不明白。他们只以为沈公传授的是“技艺”，总结得很好玩儿。

其实，在深圳办一份以《读书》为榜样的杂志我也试过了。当然，以失败告终。我很少对人讲此事，觉得实在汗颜。2002年，网络论坛如火如荼，我忽然兴起，要在一个论坛写“非日记”。我不知道沈公当时已是资深潜水员，我甚至还不知道“潜水员”用在虚拟世界是什么意思。“非日记”写到第八篇时，我想起很多办杂志的事，想起1999年我和姜威接手《风尚》时，二人是何等踌躇满志，全不知杂志世界的天高地厚。那天我把自己为新一期《风尚》写的发刊词读了又读，尤其是其中引述的陈原先生的一段话：

　“办杂志，办一个讲真话的杂志，办一个不讲'官话’的杂志。开垦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不讲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不崇尚毫言壮语，不夸夸其谈，不随风倒，也不凑热闹，保持冷静客观头脑，独立思考。不把自己装扮成为人师表那样的道貌岸然，自然，朴素、平等，完全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拒绝棍子！”

我于是在“发刊词”中高呼：

说得真好，但做起来也真难。我们不是办《读书》一类杂志，但自以为《读书》的风骨、神韵还是应该有的。确定本刊方针及定位时，我们曾说过如下的话：

　　“风尚”是一本反时尚的时尚杂志，强调批评的文化杂志，面向生活的休闲读物；

　　“风尚”不做导师，不当牧师，只求做一个宽宏大量、善解人意的朋友；

　　“风尚”希望雅人在这里说一些俗事，关注一下身边的日常生活；学者在这里展现人文情怀，大胆输出自己的见解；各方高人在这里聊聊天，深深浅浅的都可以说，说点“风花雪月”“吃喝玩乐”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就是不要摆出开“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的架子。

　　“风尚”亦庄亦谐，亦轻亦重；长短兼容，中西并包；新旧皆宜，图文互动。一句话：只要好，那就好。

呵呵。如今再读这些话，也只能“呵呵”了。

且说杂志只办了一期，作者稿费也没能如约奉上。多少年之后，红遍天下的易中天先生来深圳讲演，“文化广场”记者要去采访，问我有何话交待。我说：“问候易老师吧。就说我特致歉意。当年《风尚》杂志还欠他800元稿费呢。”晚上记者回来复命，说：“易老师说了——告诉你们胡大侠，当年说好的稿费不是800，是1000！”

2007年11月8日

深圳一直未能出现一份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的读书杂志，这个责任当然不能由沈公来承担，但也不能说和他一点关系没有。谁让他总是盘踞北京呢？深圳的读书人若要在书刊行业求学问道，还得跑到北京去找他，而且，还未必能找到。他总是往上海跑，往沈阳跑，往郑州跑，为什么就不能常常来深圳呢？当年在《读书》退休后，他若能毅然南下深圳，带几个徒弟（比如我），面授“二十字诀”秘籍之余，毅然振臂一呼，哗啦啦竖起大旗，扎下营盘，招降纳叛，招财进宝，挟《读书》之余威，集特区之资财，引香港之活水，借台北之东风，何愁深圳读书杂志大业不成？教训深刻啊，沈公！

更忍无可忍者，一直到2007年，我竟然还没有机会在深圳接待沈公，当面聆听各路教诲。眼看深圳的小报们也等不及了，老记小编们想：既然在深圳采访不到沈公，那就找人去北京搜集点八卦吧。2004年的5月份，深圳某小报上登出一篇《生错了年代的沈公》，说这老沈，平时背着双肩背包，胸口挂着U盘和MP3，耳朵里听着王菲，踩着单车满北京城跑，落了个“不良老年”的雅号。又说这人活着啊，有一种悲剧是心还没老身体先老了，还有一种是身体没有老心却老了，沈公却是心没老身也没老，别人却说他老了。又说，某次沈公兴之所至，聊起了他和初恋女友不得不说的故事，因为与他签有“保密协定”，所以不便公开云云。

真是有些乱啊！这报纸约稿子编稿子，都没有个前后照应。5月份的文章说“不便公开”，岂不知他们报纸四个月前已经登过记者专访沈公的稿子，那时沈公早已一五一十讲过自己的初恋了，哪里还用得着“保密协定”？关于初恋，沈公如是说——

当了秘书之后，我和社里的一位女士谈朋友。她生性倔强，喜欢艺术，看重灵魂中的美和不美，她认为一个男孩子，如果参加了政治运动，就是不美了。我现在对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没有弄清楚，也许是自幼丧母，却又聪明敏感，自学画画，身体又不好，总带着些病态，后来调去做了美编。她设计的封面好像也带着这些病态美。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参加活动不多，但有次是不得不参加的。党支部反对我交她这样消极的女朋友，所以我再三要求她参加。她勉强同意了，但是提出条件，她必须保持中立。我在会上发表了批判右派的讲话，她事后对我说，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内心美，而我发现你批判别人时候的灵魂是最丑陋的。但她说这样的话，爱情的因素多过批评的因素。

当时不参加阶级斗争，和单位及革命青年就有矛盾。她的性格越来越阴郁，而我却越来越受到重用。1958年她受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单位给了她一个通知，要求她“退职”，就是辞退了她。她没有了生活来源，身体又特别不好。虽然我要她放心养病，说无论如何都会保障她的生活，但她性格太倔强，也不让我去看她。后来竟然郁郁而终。她对我这么好，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位女士……我却……我的所作所为，在名义上是对的、道德的，实际上……在爱情方面，我不懂怎样才讲得很深刻……就不提了吧。

转眼到了2007年，沈公的故事报纸上讲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新书《阁楼人语》已经在深圳各大书城卖成了旧书，他的口述实录原稿未删节本也早已经姜威制作成“非卖本”在朋友间私相流传了，可是，他还是没有在深圳露面。

这一年的11月8日，我决定不等了。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于是，找了个理由，写电邮力邀沈公南下。

“沈公，您好！”我写道，“我是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胡洪侠，呵呵，天涯书话网的OK先生。几年前曾和冠生兄一起在三联购书中心的咖啡厅见过您一面。之后不断见到您的新书，书心大慰。上海书店版您的一本书，还上了我们的月度好书榜”。

这都是实情，不是忽悠。然而接着：

“每年的十一月，是深圳的读书月。今年我们策划了一个活动，评选2007年度十大好书。我想邀一位前辈和一帮朋友来深圳给我们捧捧场。前辈就是您老人家，朋友包括陈子善、陆灏、梁文道、小宝、止庵、刘苏里。目前其他人来深行程均已确定，我才敢邀您。今天六点多打电话，可惜您不在家。现郑重邀请沈公光临深圳。说是开会，其实就是朋友同道南国一聚，聊聊天，过去叫神仙会，现在叫什么就不清楚了。……您老人家的书现在深圳书城有几种，如果愿意，也可以和读者见见面，签售一番。一切都听您安排。”

然后再交待来深圳的任务：

“来深圳之前，我们会发给您一份侯选书目，您只要在其中勾出自己认为的五十种好书即可。到开会时，我们会集中讨论每个人的推选书目，最后决出十大好书和二十种入围好书。不知沈公意下如何？希望得到您的回复，而且是肯定的回复。”

两天之后，是星期六。晚上，沈公的答复来了：

来信收到,谢谢！我很想来深圳,见见老朋友,不过近来健康情况不佳,无法远行,不克前往,为歉！

2008年9月29日

沈昌文，一个如此热爱书籍的出版家。

深圳，一个如此热爱阅读的城市。

此二者的相遇与知遇虽然迟了些，但让二者不相遇、不相知也是不可能的事。

2008年9月29日下午，深圳百花路的物质生活书吧，迎来了沈昌文和“知道分子说《知道》”新书签售会。

沈公终于出了新书，叫《知道》，由他口述，张冠生整理。出了新书当然就要到处做活动，对此自称“书商”的沈公比谁都擅长。深圳不仅是“全民阅读大本营”，各大书城的新书销量也十分可观。所以，冠生陪沈公来深圳推销自己的新书显得顺理成章，一点不让人意外。

最让人意外的是：那几天我竟然不在深圳。为深圳“申都”事，我去了美国南部一座名叫圣达菲的城市。

据说，沈公那天的讲座，读者很踊跃，问答很热烈。深圳人终于可以当面向传说中的沈昌文请教读书问题。大家争着问：“沈公，您平时读什么书？”

沈公的回答自然是“沈式幽默”：“我是一个整天读、却又不怎么读书的人，我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名知道分子”。

我猜此刻现场很多人应该可以默默诵出“二十字诀”吧——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据说，那天沈公应读者要求又把自己50多年在出版界的见闻与成长口述一遍，史实偶尔沉重，语气常常轻松，忽而一本正经，忽而童心四射。其中细节，还要等冠生日记整理出来方可弥补。

在与城市的交往史上，2008年应该称得上是沈公的“深圳年”。首先，他的《知道》一书入选了2008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在此之前，没有哪座城市曾经给过他的书如此这般的荣耀。

说起此事，还有一插曲。11月26日下午，我继续主持十大好书评选。13位终身评委已然唇枪舌战了一天半，如今迎来水落石出的时刻。最后一轮投票即将开始，20本参与终选投票的书目千挑万选，

终于艰难产生。可是，大家突然发现，沈昌文《知道》一书赫然进入决选书目，而整理者张冠生却又身担终审评委之职。为公平公正起见，张冠生必须循例回避，让出投票表决权，独自在围观席上“隔岸观火”。十三评委立刻变成十二人，大家又发现问题了：评委数量为偶数，票数相等时如何抉择。于是众评委吵嚷半天后提议：终审评委增补一人。增补谁呢？不知谁灵机一动，高喊：胡洪侠！你暂时别当主持人了，当“临时评委”！大家哄然同意，拍手拍桌通过。

2008年，沈公还应邀加入了我们的“30年30本书”计划，为深圳读书人呈上一份他自己的“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书单。但沈公毕竟是沈公，凡事喜欢按自己的思路玩，不愿意让别人牵着走。我们记者说，按活动要求您需要推荐30年间自己认为的好书。他说，我很少给人家推荐书；就是推荐，也是推荐我自己经手的书，像“拣金（金庸）”啊、“卖蔡（蔡志忠）”啊、《宽容》啊、《情爱论》啊之类的。我们说，那您得推荐30本。他说，哪有那么多，18本就够了。

下面是沈公贡献给深圳读书月“30年30本书”活动的“私家书单”：

１、《围城》（修订本），钱锺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２、《傅雷家书》，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初版

４、《第三次浪潮》，阿尔温·托夫勒著，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

５、《情爱论》，基·瓦西列夫著，赵永穆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出版

６、《宽容》，亨德里克·房龙著，迮卫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９月第１版

７、《异端的权利》，斯·茨威格著，赵台安、赵振尧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版

８、《随想录》，巴金著，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初版

９、《洗澡》，杨绛著，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初版

１０、《蔡志忠漫画》，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

１１、《这一代的事》（读书文丛），董桥著，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

１２、《爱默生集》（美国文库），张爱玲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初版

１３、《金庸全集》，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１４、《唐文标纪念集》，关博文／编，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初版

１５、《布哈林论稿》，郑异凡／著，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初版

１６、《潜规则》，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

１７、《辩论》（新世纪万有文库），詹姆斯·麦迪逊著，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一版

１８、《民主社会主义论》，殷叙彝著，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荐书18种，三联版高达13种，占比为72.2222%。原来，“举贤不避亲”之类的话，就是给沈公这类大智大勇的人准备的。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谈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的出版物，怎么可能绕开北京三联出版的书呢？

沈公推荐这些书时，已经在三联总经理位子上退休十好几年了。对自己经手的那些刷新过大时代知识面貌与格局的书，他依然念念不忘。我们让他推荐“30年30本书”，他亮出的书目堪称他自己的一份做书成绩单。数十年间，出版人多矣，有几人能有这样的底气、资本与骄傲。

2011年，深圳读书月又要决选“致敬中国年度出版人”。评委一致同意：今年，我们向沈公昌文致敬。

2015年9月27日

晚上七时许，沈昌文先生八十五岁生日宴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开张。简直是太欢声笑语了，我都无法维持出一个安静场子让俞晓群宣布生日宴开幕。

是在深圳，时为中秋，恰逢沈公生日刚过（才仅仅过了二十几小时），我们以为沈公庆生的名义（其实也如此），在距中心书城几百米之遥的一家淮扬风味酒楼摆下了夜宴。最大的那间厅房里，安一张大大的圆桌，椅座环绕，挤来挤去，点点算算，宾客们还是需要左躲右闪才能坐得下。

沈公安坐主位，左顾右盼，不住点头，一直微笑。

沈公女儿沈一，紧挨沈公坐下，奉母亲之命，用女儿之权，以照顾父亲饮食之名，行监督沈公喝酒之实，确保深圳之行一路平安。

特地从北京、上海、台北、杭州、东莞赶来的师友们，深圳本地的朋友们，待沈公坐稳之后，乱哄哄纷纷落座。他们是：陈子善、俞晓群、吴兴文、王志毅、沈胜衣、梁由之、李忠孝、朱立利、周青丰、陈新建、夏和顺……，当然，还有我。

刚进2015年门槛，借北京图书订货会之机，晓群大哥和我就开始策划，说今年秋天要在深圳给沈公过生日。大家分头筹备，如今终于在月圆之夜，众师友相聚在沈公生日宴的烛光之中。

大家开始敬酒。

俞晓群起身敬酒，祝沈公生日快乐。他此刻特地又改口，不称“沈公”称“师父”。二人结交二十年，在中国出版界弄出多少大动静：书趣文从、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杂志、海豚文库等等。和晓群大哥聊中国出版，不出三句，就会出现“沈昌文”，再聊两句，一定出现“王云五”。沈公曾说他退休后的二十年是他“黄金二十年”，其间几乎所有出版大手笔，都由俞晓群呼朋唤友，鼎力合作，联袂完成。晓群称沈公为“师父”，沈公戏称晓群是他的“大BOSS”，局外人完全不懂他二人究竟是何关系。

吴兴文起身敬酒，祝沈公生日快乐。说起吴兴文，沈公滔滔不绝，一堆故事；反之亦如是。下午在中心书城，当着几百位深圳书友的面，沈公又开讲他和吴兴文的“段子”：“当年听说吴兴文对一种票很有兴趣，起初我以为是钞票，谁帮我赚钞票我就很高兴。我就想，他是不是要给我'票’？后来我等了很久，我的天啊，他给我的竟然是藏书票！我才知道竟然有人对文化艺术品比对钞票还感兴趣，这让我产生了敬仰之情……。”吴兴文也大讲一通二十年前他如何经常去沈公办公室“搜刮”签名本，听得我们又羡又恨。

该我起身敬酒了。那时我还没有戒酒，满满斟上一大杯，祝沈公生日快乐。我那里一饮而尽，晓群大哥还批评我喝得太少。当然当然，今晚我有太多理由多多敬酒。我是东道主，策划已久的沈公生日宴终于实现，干杯干杯。我也自认是沈公的未经拜师的“徒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拿到新一期《读书》后，细细研读“编后絮语”是我必做的功课。干杯干杯。我更是沈公引领出版风尚的受益者，尤其他和罗孚先生联合将董桥散文引进到内陆，让我至今受惠无穷。干杯干杯。尤其应该痛饮致敬者，是2015年4月沈公竟然应我所求给我的《非日记》写了序。他在序中透露了当年得罗孚先生之助引进董桥和金庸著作的内幕，鼓励我多关注港台文化，多多传递业内消息。最后一段他说他很遗憾“胡大兄没有如同罗老当年那样'有幸’在北京'坐牢’十年，让我可以常去'牢房’探视他。”又说，“我现在同胡大兄彼此暌违两地，难以经常见面畅谈。但能读到他的'非日记’，同这位大兄一起享受书情书色的愉悦，亦为快哉！”我又倒满一杯酒，走到沈公面前说：“沈公啊，您的遗憾可能真得继续是遗憾了。我到现在也没想出办法能像罗孚先生那样在北京'坐牢’十年啊。我真是笨啊，连这事也办不成我先干为敬吧！”

各位师友一一敬酒，沈公频频起立坐下，又高兴又辛苦，程序未过半，他每餐最多啤酒一瓶的指标已经用完了。他手持空杯，无可奈何，不再指望能够抢到眼前转来转去的啤酒。纷乱之中，他趁沈一和人聊天，悄悄起身，沿酒桌绕了个大圈子，然后迅速冲向远处服务员工作的吧台。待女儿杀到身边，他已给自己满满倒上一大杯。他一边说“没事没事”，一边踏上通往自己座位的归程，途中还得意地和座中年轻人碰杯致意。

灯光忽然变暗。一辆小推车自走廊深处慢慢游移过来。车上赫然满载花团锦簇之生日蛋糕，蛋糕上插满点亮的蜡烛。烛光摇曳，愈来愈明亮，大家纷纷起身，拍手相和，高唱《生日歌》。沈公玩兴又起，兴致勃勃，将一顶纸制彩色王冠顶在头上，满脸通红，双目含笑，先向大家一一作揖致意，然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所有蜡烛尽数扫灭。

此刻窗外圆月高悬，有一盏盏孔明灯冉冉升起。

2019年4月，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