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史上，父子书家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比如王羲之父子、欧阳询父子、米芾父子、文征明父子等，但像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般难分轩轾的还是非常罕见的。王献之非但可以和其父齐名，甚至一度甚嚣尘上。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琅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官历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大令”。王献之在琅琊王氏一门中颇有声名，为人高标自持，风流清立，属于当时的高门名士，同时也是王门书法派系的中坚人物。王献之自幼从其父学习书法，并且劝谏其父“宜改体”去创立能够“宏逸”的书风，由此也可以看出，王献之自幼就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这为他日后的书法创新埋下了伏笔。稍长，他开始研究张芝的书法，并在张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草书艺术的审美之维，在书艺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因此，后人将他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二王”。王献之一生钟情于书法，其书法成就也是多方面的，楷、行、草等诸体兼善，尤以草书见长，在王羲之、张芝等人的基础上，加强外拓用笔，笔势外展，字与字上下相连属，气息则隔行不断，所谓“一笔书”，从而形成了丰润妍美、散朗多姿的新风尚。这种风尚在南朝风靡朝野，陶弘景曾与梁武帝描述了这种风靡程——“比世皆高尚子敬书，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足见王献之书法的社会影响力。张怀云：“逸少（王羲之）秉真行之要，子敬（王献之）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
张怀瓘对他这种“神骏”的行草书风倍为尊崇，认为这也是行草书法的范式，即个人情性超越法度之上，神采存乎笔墨之外，感性情感的抒发超乎理性思维的控制。这也恰恰是王献之对行草书法的贡献。由于唐太宗对王献之书法的抨击，致使王献之书法存世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刻帖和摹本的数量均远远不如王羲之。笔者就目前所见书帖，择其影响力较大的书帖试作析解。在王献之传世的书帖中，《中秋帖》《鸭头丸帖》《地黄汤帖》《廿九日帖》等法书都享有盛誉，然其中有些法帖真伪则聚讼纷纭，纵然如此，我们也可以结合其他法帖从中窥豹一斑，从而领略王献之行草书的艺术魅力。《中秋帖》，曾入清宫内府，乾隆皇帝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视为稀世之宝，并以“三希”颜其室，因此，该帖在朝野之间声名远播。其实学者们大都认为该帖是米芾的节临本，这从用笔和结字等方面均可轻易辨别。其祖本当是《十二月割帖》，此帖原迹曾经米芾收藏，南宋曹之格将之辑刻在《宝晋斋法帖》中。该帖较好地保存了王献之书法的风貌，起首四字为行书，点画浑厚饱满，是晋人尺牍特有的书写方法，从第四字“割”字末笔开始纵横连属，牵掣奔腾，第二行几乎一笔挥就，行书、草书相杂而生，大小变化，错综其势，上下勾连，气度恢宏，第三行则结体开阔，“恸”字体态稳重，接着三字纵意挥洒，后四字体态大开大合，有吞吐大荒之感，最后“庆等大军”四字更是风流骏宕，雄武神驰，可谓神采照人。该帖的用笔在王献之的书法中也比较有代表性，米芾曾评曰：“此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从整体章法上看，该帖大小、轻重、疏密、开合、连绵等均一任天然，初看不经意，而法度俱在，其超迈之气又不受法度的束缚，随着情感和灵感的迸发而俊采驰纵，这也是王献之开拓出来的一种审美境界。墨迹本《中秋帖》尽管在内容上无法通读，然而毕竟大家手笔，神采奕奕，墨华鲜润，别有一番风味，两相参赏，亦一快事。需要说明的是，在王献之之前，行草书的书写大都是痩劲遒拔，结体多横势，以内擫的笔法统摄整体，字与字大都独立，连绵较少，而王献之则竭力舒展，以外拓的笔法统摄整体，笔致丰润骏利，加强了纵势的连贯性，“极草纵之致”，更利于情感的抒发，也将书法的时间性的节奏大大升华了，为唐代大草书风的发展奠定了技法基础。也可以说，王献之在整个魏晋时期是推陈出新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他的书风能够在南朝一掩锺繇、张芝之神气，从而独步百世。此外，他的这种书风除了在南朝有深广的影响力之外，历代均有一定的受众，尤其是崇尚奇逸的书家，大都对其顶礼膜拜。明人项穆一语中的：“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