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善祥先生：小纪镇竹墩村人，扬州作协会员，现任小纪镇文联副主席，在报刊发表过多篇小说、剧本、新闻等作品。著有《竹墩史话》《杨树庄风情录》《中流击水》。
小纪镇有座马氏宗祠。宗祠大门上的对联是“夫人卖饼；贤后含饴”，足见马家十分重视家道文化的传承。如今小纪马家瓜瓞绵绵，尔昌尔炽，知书达礼，修身立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在竹墩庄上，提起马家富，不管是老一辈还是少一辈都会交口称赞：“老马是个好人，为人正派、办事公道。”“马叔这人心肠好，乐于助人，值得我们敬重。”“大队干部中，要数马书记有人缘，有威信，他办事丁是丁卯是卯，心眼向着我们老百姓。”
马家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竹墩公社东桥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主管农副业生产。东桥大队规模是全公社最大的，也是公社所在地。那年代，农村以粮为纲，他这个大队长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全大队6个生产队，3000多亩土地。每个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什么脾气、什么工作特点，他了如指掌；3000多亩土地，哪方田宜植棉，哪方田宜栽秧，他一清二楚；生产队里的各个作业组组长的名字，他也都了然于胸。他对东桥这方土地有着深深的感情，和这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四夏大忙”、“双抢”季节，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干部和群众往往最容易产生矛盾，争吵现象屡见不鲜。马家富有他独特的工作方法，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他不耍权威，从不以权压人，而是在与群众一起劳动中贯彻大队党支部的意图，指导工作。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并不在乎你嘴上讲什么，特别在意你的实际行动。马家富是干得多，说得少，他所说的话，反映的是群众的心声。那时，农村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力提倡“双季稻”。可栽“双季稻”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尤其在时间上、劳力上、肥料上的矛盾十分突出，群众怨声载道，都认为“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三，指的是麦稻双季稻三熟；二，指的是麦稻两熟）。大小队干部也是心知肚明，但敢怒不敢言。马家富当然不会公然顶撞上级，但他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一边“软抵抗”，一边默默地领着群众干。他所蹲点的康庄生产队（地处偏僻），就没有栽“双季稻”，但是稻麦两熟亩产总量超过全公社平均水平的二成。事实胜于雄辩。后来，东桥大队再也不栽吃力不讨好的“双季稻”了。群众高兴地说：“多亏马大队长，要不然我们会苦得脱层皮，产量还上不去。”罗素说：“在世界上一切道德品质当中，善良的本性是最需要的。”马家富是个善良的人，竹墩庄上人如是说。在那阶级斗争火药味十足的年代，对“四类分子”，残酷打击、无情批斗是常态。马家富曾多次叮嘱大队民兵营长：对“四类分子”批斗归批斗，但不许动手。就这么简单的一句叮嘱，闪烁的是善良的光芒。但是，在极左派看来，马家富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尽管上上下下都公认马家富工作能力强，在群众中威信高，但也许就因为他的善良，使他一直在副书记岗位上多年而未被提拔使用。马家富并不在意职务高低，从不曲意迎奉上级领导，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勤奋工作。那年代，农村穷，农民苦，每年春天国家都要安排一定数额的“借销粮”到大队，由大队分配到各生产队，生产队要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评比后下达到各户。分借销粮是件让大小队干部头疼的事，往往开了几个晚上会议，争吵不休，还是落实不到户。关键是个公平，不能掺入人情关系。马家富所分工蹲点的生产队，一个会议就解决了，人们心服口服。争吵不休、僵持不下的生产队都争着要马大队长主持会议分借销粮。有干部好奇地问他有什么奥秘，他回答：“只要我们把一碗水端平，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把借销粮发到真正缺粮户的手中，什么矛盾都不会有。”其实，马家富在主持开会之前就把生产队缺粮户的情况摸得八九不离十了。庄上人家遇到难事，都会找马家富，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他是不论亲疏，有求必应。村民马家仁常年生病，家庭一贫如洗，马家仁去世时，他的儿子马祥高两手空空，缸里没有三天的粮，哪有能力办理父亲的后事。马家富得知这一情况，赶紧上门安慰马祥富，随后挨家挨户找马姓族人协商，动员他们伸出援手，献一份爱心。马家富的善行义举感动了大家，这家两块钱，那家三块钱，大伙儿很快凑齐了办理马家仁丧事的费用。
马家富
1976年11月，马家富被调到江都坡里煤矿（在徐州大黄山），因为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徐州大黄山煤矿工作过几年，还担任过掘进班班长。他被作为专业人才被选调进矿工作。
那个年代，煤炭是十分紧缺的物资，江都化肥厂生产需要煤炭，城乡人民生活需要煤炭，江都坡里煤矿的生产任务十分繁重，而且作为大矿风井复釆的江都矿要完成市下达的煤炭生产任务，更是难上加难。马家富担任生产技术科科长，肩上的担子千斤般重。煤矿工作实行三班倒，24小时生产不停。马家富比什么人都忙碌，不管炎夏和寒冬，他吃住在井口，穿着工作服，做好随时下井的准备。井下工作既辛苦又有风险，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下班时间一到，工人们纷纷上井，他要检查工作；待接班的工人到场后，他要指挥安排停当后才上井。
苦和累，对马家富来说不在话下，领导关心他，让他不必天天跟班下井。他说：“不下井，我心里不安，在井下遇到问题现场处理，安全系数加大了。”他知道，复釆的矿，煤层顶板复而易碎，常有崩落的危险。安全重于泰山。他总认为，作为生产技术科长，应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教育，安全措施的落实，一系列工作他都紧抓不放，但他每天的心总是悬着，因为他知道，井下事故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万无一失的可能。他只想通过过细工作，把安全事故降到最低，万一发生了事故，要确保及时处理，避免损失。一天，掘进主巷道时突然发生特大冒顶事故，工人小李被矸石掩埋，随时有生命危险。工人们惊慌失措，万分焦急又十分无奈。当时马家富正巡逻井下，闻信火速赶到现场。他静静自若，一面组织胆大心细的工人清理矸石，抢救被压的小李；一面通知井上调度，火速向井下输送支架坑木笆片等救援材料；同时组织精干的抢险小队，制定了实施方案，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他带领抢险队员在几十米高的空顶下，把百十斤重的木料，层层叠叠像堆积木、建房子一样逐步填实有三间房大的空间。那可不是地面施工，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随时都有发生塌方被石块击中的危险。但是，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会导致主道堵塞，矿井生产全面停顿，更可怕的是，如果通风受阻会使井下瓦斯积聚，一旦瓦斯爆炸，整个矿井将会毁灭。时间就是生命！马家富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工人们把各种材料传递到马家富手中，他再一根根、一片片穿插填实到冒顶空穴里。汗水湿透了衣衫，模糊了眼睛，手中的活儿一刻也不停。抢险队整整干了两个班，队员们有的换了岗，马家富一直坚持在岗位。在井上工作的女儿、女婿十分担心父亲的身体和安全，不住地给他打电话，他哪有功夫理会，正挥汗如雨干得起劲，直到冒顶的空穴被填实牢固，巷道清理畅通后，马家富才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上井。江都坡里煤矿的工人们常说，“我们矿上最忙的人要数谢矿长和马科长，最苦的要数马科长”。马家富的努力工作得到组织上的充分肯定，得到工人们的交口称赞。他被提拔为矿党委委员，连年被表彰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1988年12月，江都坡里煤矿解散，马家富被安排到竹墩乡工业公司担任副经理。到了乡工业公司，马家富成了闲人。一方面，他年龄大了，且对工业又不熟悉，副经理只是个空的头衔，组织上并没有安排什么实质性工作让他做；另一方面乡工业公司是服务性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他想干事也插不上手。马家富是个闲不住的人，并不计较身份名誉，只要有事做就行。乡工业公司的人都相当尊重他，他在矿上的职级比经理还要高，现在安排他来公司任副职是委屈他了。马家富可不这么看。每天按时上班，烧水、充水、打扫卫生、收集整理报刊等等杂事都由他一手包揽，闲下来看书读报。竹墩乡政府新建办公楼时缺少基建管理人员，党委书记见马家富忠厚老实，放得下架子，什么杂活都乐意干，就找他谈话，请他到乡政府负责基建。马家富二话没说，一口答应。分管基建的是副乡长，村建助理具体负责，马家富就是个打杂的工作人员。“革命不分职务高低，只是分工不同”，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马家富做到了。建办公楼，乱七八糟的碎事多得很。单说晚上保卫吧，完全可以雇一个人值班，但马家富说，“不要花钱雇人，由我来吧”。办公楼建成了，马家富脸黑得像包公。党委书记说：“老马为建办公楼吃了不少苦，真不简单！”乡干部们都搬进新大楼办公了，马家富觉得没事干了，就对党委书记说：“我回工业公司上班去了。”书记对他说：“你别走了。”马家富狐疑地问：“我在乡政府能干什么？”书记告诉他，乡政府文书岗位没人，让他担起文书之职。这次马家富没有一口答应，他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动不了笔，生怕担不起责任误了事。书记笑呵呵地对他说：“你是个识途的老马，你当文书没话说。”就这样，年近花甲的马家富戴上眼镜坐在办公室当起了文书。有人在背后议论，马家富在江都矿是党委委员兼生产技术科科长，论职级也是副乡局级，现在让人家当个文书，干的是跑腿的差事，让人家心里怎能不别扭？然而，马家富整天乐呵呵的，白天处理各种事情，晚上还不能回家，在乡政府值班守电话，他成了竹墩乡政府名副其实的老家人。当然，乡党委并没有忘记他，在行政体制改革定编时，马家富被定为村建副助理，岗位仍然是文书。马家富一生保持一颗善良之心，艰苦朴素，平易近人。退休之后，仍然不忘初心，关心新农村建设，关爱弱势群体，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