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时间最长、横跨学科最多的精神心理面诊，具体是如何进行的？

不少患者及家属对我们晴日心身医疗的面诊有很多疑问，比如“你们的面诊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你们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排队要这么久，那面诊还有什么意义？”等等。

需要明确一点：我们晴日心身医疗的诊疗是基于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下独创的一种方式，与传统的、绝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疗机构及心理咨询机构不一样，目前都是由我本人亲自面诊。这种面诊模式，对于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及康复有着重要的意义。

面诊开始时，我一般会先简单介绍面诊的基本流程，一般包括了3个环节：

第一，家属叙述情况。由陪同的家属介绍患者的情况，此时患者可以选择旁听，也可以选择回避；

第二，患者叙述情况。患者向我们介绍情况之前，我会让患者选择家属在旁陪伴，或者让家属回避，但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家属回避，除非患者强烈要求家属必须在场。

第三，总结分析阶段。我们与患者、家属坐在一起，我基于我们独特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给出综合性的意见，包括诊断、病因、心理发展过程、康复方法和合理化建议等。必要时，我还会针对关键点进行简单的心理干预。

到底什么是多学科诊疗模式（MDT）？这种领先的诊疗模式最早是由世界医疗圣地梅奥诊所提出的，现在越来越受到国际医疗领域的推崇。

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可打破学科之间壁垒，克服不同专科医生各自为战、诊疗有局限性的弊端；还可以有效推进学科建设和合作，尽量减少转诊、重复检查，有利于增加治疗方案的可选择性，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尤其适用于复杂疾病的诊疗。

比如，面对疑难杂症的诊治时，医院不同学科的大夫会进行会诊，提出不同的意见，最终形成统一的结论，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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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机构的面诊主要是由我与患者、家属进行，助理在一旁陪同。明明只有我一名医生，为什么说这也是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呢？这主要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

我本身是跨学科临床实践者，我横跨普通临床医学、麻醉学、成瘾医学、心理学、精神医学、教育学等等。在这么多年的学习及临床实践中，针对精神心理障碍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我已整合了多个学科的理论和知识。

而且，我们对于心理学的理解，基于多年的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和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的实践，已经突破了传统心理学对于精神心理障碍的认知，深入到了内隐记忆层面，比如提出了“抑郁症的患病根源主要是遭受叠加性心理创伤”的观点。

临床大夫都清楚，在常规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中，多个学科的大夫会诊时有可能会出现意见分歧，甚至短时间内难以达成一致。而我已经整合了以上各个学科，实际上针对精神心理障碍，已经实现了整合医学的基本目标，进入了“精神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3个学科整合的无人区，因而能更全面、深入地评估患者的问题并提供个性化的诊疗建议。

另外，在与家属开始沟通时，部分家属此时会提出疑问：何主任，孩子的详细情况我已经都写在面诊表上了，还要再讲一遍吗？

答案是肯定的。书面表达与面对面沟通是不一样的，通过家属的现场介绍、情绪变化，我能捕捉到更多有用的信息，也更加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态和需求。

我们会让父母从他们的角度去回顾患者的病情发展过程，包括接受其它医疗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的诊疗过程。但更重要的是，让父母回忆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教育方式、婚姻关系、经历过的创伤性事件、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如过度夸奖等）、学习状况、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冲突，以及现在患者和家人的困惑等。父母也可以进一步补充其它信息，提出疑问等等。

而在患者叙述情况的阶段，我们会引导患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回顾成长、求学、工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创伤性事件，尽量详细地阐述当时的情境和心理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观察了解患者所出现的情绪及认知问题，简单地说，我不仅要对患者进行精神科检查，还要深入了解患者的心理活动。

如果患者被其它医疗机构诊断为双相障碍，我还会留意他们是否经历过不良的正性刺激，比如过度夸奖，是否形成了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因为，我们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发现，这与典型的躁狂/轻躁狂发作有着直接的根本性关系。

另外，很多精神科医生认为双相障碍的病因主要源于遗传因素，但我们不认可这个观点。

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患者经历中形成的病理性记忆，而这主要来源于原生家庭。所以，我们会深入地了解原生家庭中的教养方式对患者的影响，了解患者眼中的父母和家庭关系，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亲子关系有何不足，以及患者心目中所希望的家庭是怎样的。

同时，患者的学习问题、恋爱问题、工作问题、以往就医的体验、对药物治疗的反应和认识等等，我们都会涉及。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

有些患者还曾接受过心理咨询，甚至部分还可能曾遭受过二次伤害，导致对心理咨询或者治疗有所抗拒，我们也会详细了解，并为其简单分析原因。

最后，我们还会询问患者目前的困惑、对未来的期望及对我们机构的看法。尤其是对我们机构的看法。有些患者已经提前做了功课，对我们机构做了大量的了解，这类患者一般对我们的信任度很高。

但也有一部分患者，对我们的了解并不多，而是基于父母的央求才前来面诊，也仅仅是从父母口中对我们有一些了解。对这一类患者，我会在开始与患者本人沟通开始的时候，简单扼要地介绍我们的治疗模式与技术、相关真实病例，力求与患者先建立基本的信任。

当然，以上都是在患者愿意沟通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他们一开始有抗拒，我们会耐心地引导，尽量建立信任感，让患者愿意沟通。但如果患者实在抵触情绪强烈或者过度劳累，我们也不会指责、否定，更不会强迫患者进行交流。

而在面诊的总结分析阶段，我会给出详细的专业意见。

我本身是一名精神科大夫，所以我会先从传统的精神医学角度，参照DSM-5（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的诊疗标准对患者的病情作出诊断。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

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大部分曾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的患者并非典型的双相障碍，而是更符合“抑郁障碍伴激越状态；偏执型人格改变”。同时，我也会对患者是否有学习障碍、成瘾性疾病等进行诊断。我们比较重视DSM-5提出的“三轴诊断”，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会针对患者的情况给出“三轴诊断”，尤其是患者是否有人格改变甚至人格障碍的问题。

随后，我会从我们机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角度作新的诊断，面诊的大部分患者符合我提出的新的病因学诊断——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

但是，我会强调，家属和患者不宜以我们的诊断意见来否定其他精神科大夫的诊断，甚至认为他们是误诊。因为，一般精神科大夫是从传统精神病学的角度出发，做出症状学诊断，并不需要关注背后的心理社会因素。

而不同医生对症状的捕捉和敏锐度不一样，患者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症状可能也不一样，这就会导致不同医生对同一患者的诊断并不相同。

接着，从MDT的角度，我会根据家属和患者提供的信息，结合我们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理论，深入详细剖析患者所患精神心理障碍的原因和发展过程，帮助他们深刻地明白、理解患者的问题根源，更理性、从容地面对所谓的精神心理障碍，尤其是所谓的“双相障碍”，希望他们能免于恐惧。

在做完诊断和深入分析后，我会提供治疗意见和一些个性化的合理化建议。

面诊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暴露出原生家庭中的教育问题和家庭矛盾，我会明确指出父母的不足，建议他们加强自我反省，甚至会对他们在教育孩子时犯的严重错误用“无知、愚昧”来形容，这往往会得到患者的认同。

但同时，我们也会引导患者理解父母的爱和初心是好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是盲目的，不要过度指责埋怨父母。

对于患者曾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或服药后的药物副作用等问题，我会提供一些能缓解问题的建议，引导他们理解其他精神科医生的诊疗思路和药物治疗的意义。

如果患者一直服用其他医生开的精神科药物，我一般建议要先维持治疗，不能擅自停药。

我们还会介绍我们的治疗理论、技术和方案，主要采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来为患者进行深度心理干预，再结合认知强化干预和家庭心理干预。

需强调的是，我们的认知强化干预治疗与传统的认知治疗不一样。患者们曾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情绪长期处于负性的状态，病情严重，存在大量错误、扭曲甚至是幼稚化的认知。但如果就这样跟他们讲道理，希望他们纠正认知，这其实难度很大。

因此，我们的认知强化干预是患者的病理性记忆得到修复之后，再快速引导患者建立积极的认知，拓展其认知边界，帮助患者从更高的思维层面去看待自己的经历和将来的道路。

后续，我们的深度心理干预还会涉及到人生规划、家庭治疗及“逆商”塑造等等，系统化的心理干预能帮助患者高效康复，大大缩短时间成本。

但我会强调，我们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只是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康复方式，但绝非唯一的康复方法，患者及家属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康复方式。我也会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和自我调整方法，供家属和患者参考。

面诊结束后，如果患者与家属如果还存在疑问，可与我们的医务部人员继续沟通，我们会及时解答。

晴日心身医疗是我的第5次创业，目前已经运行了2年多。对于不同类型和目的的患者家庭来说，接受我们面诊的意义是不同的。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对于高度信任我们、希望高效、彻底康复的患者及家属来说，他们往往是抱着接受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的目的前来面诊的。

那么，面诊可增加双方的信任度，更有利于我们机构及患者家属方双向评估是否适合后续的深度心理干预。

而且，由于患者的父母信任度高，他们会认真听取我在面诊中所提出的建议。在排队等待接受深度心理干预期间，父母和孩子可以实现“免于恐惧，加快康复”的目标。

尤其是父母开始自我反省及改变，家庭关系缓和了，亲子关系变得亲密了，孩子的偏执型人格改变往往会得到一定的修复，这对孩子的病情康复十分有利。患者梓轩的情况就是典型例子。

点击回看梓轩的家长自述：

我是一位医生，一名律师，但直到儿子被诊断为双相障碍，我才知道对他造成了这么多伤害！（上）

我是一位医生，一名律师，但直到儿子被诊断为双相障碍，我才知道对他造成了这么多伤害！（下）

这样一来，到了正式接受心理干预的时候，既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和费用，也提高了我们的诊疗效率，进展会顺利得多。

当然，对于这种情况，因为面诊时间毕竟有限，而且内隐记忆层面的病理性记忆无法通过面诊获知。所以，在后续真正开始接受我们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原定的心理干预疗程可能还会有所调整。

而且，不少患者和家属随着心理干预效果呈现，会不断地提高心理干预的目标和期望值，也会导致疗程有所延长。

第二种，有些患者的家属，其中一方（往往是母亲）对我们高度信任，另一方则有所保留，甚至不认可。我们曾面诊过的患者思源便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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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有的患者阅读了我们的文章后，非常认同，希望前来面诊。但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了解，并不认可。总之，在家庭中某一方的强烈要求下，其他成员才勉强同意陪同面诊。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会为患者的父母详细分析孩子患病的根源及发病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科普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很多家长和患者大受启发，甚至恍然大悟。

对我们而言，这种情况的患者最终是否接受我们的深度心理干预并非关键。关键的是通过面诊，我们希望能令一家人深刻地理解疾病背后的本质，对患者的病情和康复之路达成共识，找到路线图，有助于尽快改善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共同往正确的方向努力。

还有一些家庭，患者不愿前来面诊，但在父母的哄骗或逼迫下而为之，在面诊开始时非常抵触，几乎不说话。对于这种情况，我会尽量引导，让患者知道这次面诊的意义，尽最大可能得到患者的信任，得到其配合，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相反，由于这类父母对我们比较信任，浏览过我们的系列文章和专题视频，并且已经开始自我反省。如果与患者沟通交流获取信息较少，我会利用更多的时间与父母单独沟通，提供如何与孩子和谐相处、避免冲突等建议，帮助他们逐步改善压抑的家庭氛围，加快孩子康复的速度。

第三种，有一类患者及家属，他们由于客观因素限制，知道在我们机构接受深度心理干预是不现实的，但非常希望通过面诊弄明白患病的原因，并希望得到具体化有针对性的康复建议。我们曾面诊过的谭兴便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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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患者和父母，我在讲解完患病的根源和心理变化过程后，再提供个性化非常有针对性的康复建议，告知他们各种途径的利弊，甚至向他们介绍业内较权威、可靠的精神科专家。

如果时间充裕，我还会进行初步的家庭干预、认知干预，并结合社会发展趋势进行简单人生规划的干预。这对患者的康复来说也可成为一个契机。

目前，我们的面诊时间是至少2小时，这恐怕是国内外现有精神科诊疗实践中最长的首诊时间了。

不过，由于我们目前的规模较小，人员和精力有限，所以面诊必须提前通过微信预约。这不仅能更灵活地双向沟通，还能保留与患者家属的聊天过程，方便查询相关信息，以便提供更全面和深入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