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英龙 ◎ “亦东亦西”：论张枣诗歌渊源的一种情形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自从去世以后，张枣诗歌的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及新诗爱好者的肯定。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张枣是一个将现代主义诗学与传统诗学完美结合起来的人，如果没有对中西诗歌的深刻理解，要将其讲透彻是几近于不可能的事情。然而，饶是如此，仍然出现了一些解读的尝试。解读者甚至试图判定，张枣诗歌中的某个意象、某个手法乃至某种观念渊源何在。一种典型的研究进路是，为了论证张枣如何首先沉浸于现代主义，而后又以向着“汉语性”“传统”等的回归超越现代主义，就指明其诗歌中哪些意象、手法、观念，是来自中国古典诗歌/诗学的。张枣本人的许多言论也鼓励这样一种做法。例如，在其名文《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中，张枣声称：
我个人绝不相信现代性就等于放弃汉语性的神话（其典型方法就是从白话文的翻译文体和对西语的误读中派生灵感，并使作品具备某种简便的国际互换性），对毫无自主意识的浑浑疆盔的蒙头昏写我也不以为然①；我相信如此诗歌行之不远。同时，如果它寻求把握汉语性，它就必然接受洋溢着这一特性的整体汉语全部语义环境的洗礼，自然也就得濡染汉语诗歌核心诗学理想所敦促的写者姿态，即：词不是物，诗歌必须改变自己和生活。［1］191
张枣在此将“现代性”与“汉语性”对立起来。张枣这样做自有其理由，而这也鼓励学者们循着其思路去论证，到底张枣诗歌中的何种因素是“现代性”的体现，何种因素是“汉语性”（乃至传统）的体现。
然而，这样做总意味着一种危险。为何？我们不妨以钱锺书的一段话来说明。他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说：“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2］116更进一步讲：“换句话说，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2］117钱锺书注意到，中外传统中有大量相似的东西。在对中外文学、文化并无足够扎实、深广了解的情况下声称某种东西为中国所固有，是一种武断的行为。鉴于张枣的研究者的视野通常不及张枣本人广博，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敢于断言张枣诗歌中的某一意象、手法，就是来源于中国古典传统？
不少论者也都注意到，张枣的一些观念同时具有中外渊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话”：它与马丁·布伯的哲学、巴赫金的诗学、中国古代的知音传统都有关系。然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却有一些失之仓促的论断。以下结合学者们的现有研究成果，谈谈张枣研究中的这类“亦东亦西”的情形。我们将发现，张枣诗歌中的不少意象、主题、母题等，都具有中西双重渊源。我们选取的例子包括：燕子与鹤；“家谱及精神谱系”主题；“幽会”书写。以下且一一道来。
张枣的诗歌中经常出现鸟类意象。迄今为止，对张枣诗歌中的“鸟”类意象最值得参考的研究是由颜炼军作出的。颜炼军认为，张枣笔下的“天鹅”体现了与西方文学的亲缘性，而“燕子”和“鹤”则体现了其回归传统诗学的苦心。其文章《仍有一种至高无上：张枣诗中鸟意象的变形记》说：
在张枣这里，“古典主义”就是恢复汉语之“甜”。不管这种诗歌梦想是否如张枣所愿的那样，已经很好地被最终实现，但他就此继续开拓的诗歌的文明对话空间，在他的关于燕子、鹤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入而集中的展开。［3］
颜炼军的这一判断本身与张枣的诗论有关：张枣本人乐于谈论汉语之“甜”，而颜炼军就将其对燕子与鹤的书写视为通往汉语之“甜”的手段。但如果我们对“燕子”和“鹤”的渊源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却发现事情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原因在于，“燕子”和“鹤”这两种意象虽然看起来相当“汉语”，相当“古典”，却在西方诗歌中也常常出现。一个更审慎的判断是，张枣笔下的“燕子”——尤其是“鹤”——是综合了中西诗歌的双重影响的产物。
燕子和鹤的地理分布都是相当广泛的。不只是中国，欧洲与美国都可以看到燕子和鹤。这就导致西方诗歌也很可能写到燕子和鹤。
我们先论燕子。在古希腊情歌中，燕子是报告天明的鸟［4］23，28。裴通编辑的《吟游诗人与鸟》将书写鸟类的英国诗歌作了整理，有几章标题中就提到了“燕子”，如第五章《燕子—夏天—花园》，第七章《森林—孤独—燕子—溪流》［5］177-244。特别地，燕子是丁尼生钟爱的鸟［5］36。
不仅如此，张枣所喜爱的一些诗人，如济慈、特朗斯特罗姆乃至荷尔德林都曾写到“燕子”。济慈大名鼎鼎的《秋颂》最后一节说：“春歌在哪里？哎，春歌在哪里？/别想念春歌，——你有自己的音乐，/……/篱边的蟋蟀在歌唱；红胸的知更/从菜园发出百啭千鸣的高声，/群飞的燕子在空中呢喃话多。”②燕子在此主要是作为场景描写而非象征出现。特朗斯特罗姆的《舒伯特》也写到“燕子”：
人脑无穷的天地收缩成一只拳头大的尺寸
燕子在四月返回同一教区同一牛栅屋檐下的去年的巢穴
它从特兰斯瓦尔起飞，飞过赤道
六个星期穿过两个大陆
直奔消隐在陆地里的黑点
从五根弦寻常的和音里捕捉一生信号的他
让河流穿过针眼的他
是一个来自维也纳，被朋友们称作“蘑菇”的年轻矮胖的先生
每天早晨他准时坐在写字台前
于是五线谱奇妙的蜈蚣在那里开始爬行［6］186-187
这些诗句明显地描述了燕子的候鸟特性。另外，《冬天的程式》也说：“我在燕子中睡去/我在老鹰中醒来”［6］94。
荷尔德林诗中也经常出现候鸟类的意象。《漫游》一诗说：“但我欲前往高加索！因为至今我/仍在风中听说/诗人，像燕子，是自由的。”［7］105这几行诗把燕子和诗人联系起来。对“元诗”极其关注、大谈特谈的张枣，很可能对这些诗句有特别的留心。
相信我们已经不必再举其他例子了。可见，将“燕子”书写判定为“汉语性”的体现，理由多少有点不够充分。
与燕子相似，鹤也常常出现在西方诗人笔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曾提及鹤，而荷尔德林就翻译过这一段落③。在古希腊文化中，鹤是预兆之鸟。古希腊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故事说，有个抒情诗人叫伊俾科斯（Ibykus），传说他在树林里被强盗谋杀，事件的唯一目击者是天上的一群鹤。后来人们在剧院为其举行纪念仪式，其间有一群鹤出现在剧院上空。凶手之一对其同伙说：“看哪，这是伊比库斯的鹤！”其谋杀罪行由此揭露。席勒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首诗，其第三节说：
祝福你们，友好的鹤群，
你们陪伴我渡海远行！
我认为你们预兆吉祥，
我们的命运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远道而来，
但求有一个住宿之处。
但愿好客的大神关怀，
使我们免受外人羞辱！［8］
此处伊比库斯的话分明是把鹤认作同道。颜炼军认为张枣肯定特别注意过何其芳《画梦录》对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故事的改写［3］152。依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很容易设想，作为一个久居德国、对西方诗歌极其关注的中国诗人，张枣想必对西方传统中的这一故事十分熟悉。何况席勒诗句中鹤与诗人之间表现出如此非凡的亲缘性！
上文提及，荷尔德林《漫游》一诗写到过燕子。事实上，同一首诗也写到“鹤”：“在那里的岸边，在爱奥尼亚的/绿树下，在开斯忒平原，/那里的鹤鸟，喜爱天空，/被放射出霞光的群山环绕。”［7］107
“鹤”这一意象有着西方的渊源，这甚至可以在张枣诗里找到一个更加直接的佐证。《祖母》一诗的结尾说：
四周，吊车鹤立。忍着嬉笑的小偷翻窗而入，去偷她的桃木匣子；他闯祸，以便与我们对称成三个点，协调在某个突破之中。圆。［9］242
“吊车”与“鹤”在此既是比喻（吊车形如鹤），又是借代与并置（吊车之重与鹤之轻、吊车之世俗与鹤之高远、吊车的技术与鹤的美学，竟然相融无间，并与前文的“仙鹤拳”形成呼应）。但如果我们熟悉西文的话，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一比喻和并置的理解：“吊车”与“鹤”在许多西方语言中都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如英语称之为crane，德语称之为Kranich……作为一个精通数种西方语言的诗人，难以设想，张枣写下“吊车鹤立”时，竟没有想到这一奇妙的语言学事实。
进一步地讲，张枣诗中的“鹤”也可能受到荷尔德林诗中的其他鸟类意象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枣诗中的“鹤”与古典诗文中的“鹤”寓意并不一致。张枣诗中的“鹤”更加形而上，更加美学，承载了过多的内涵。这与荷尔德林诗中的鸟类意象有一定相似之处。不妨参考刘皓明的一则译注：
［信使］鸟儿是天的信使，参观詠歌草稿《提坦们》行43：［鸟儿/对着光啭唱］。《最先来的》第三稿，行40-41：［在旦时看/时辰夕时看鸟。］另外赞歌《盲歌手》行7-8 亦有此说法：［你的信使，风，因你总来。］［10］222
“鸟”作为“信使”在张枣诗中也有体现。《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中的“鸟”就被赋予了通灵者的身份：
鸟越精确，人越不当真［9］221（《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四》）
植树的众鸟齐唱：注意天空。［9］224（《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八》）
张枣笔下的“鹤”也具有通灵的性质。特别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大地之歌》的第二章：
人是戏剧，人不是单个。
有什么总在穿插，联结，总想戳破空虚，并且仿佛在人之外，渺不可见，像鹤……［9］264
与此相对应，在荷尔德林诗歌中，最重要的鸟类意象是雕。刘皓明针对《雕》一诗作了题解：“雕在希腊神话中是宙斯的神鸟，充信使之职。”［11］另一处评注则说到“雕”与《圣经》的关系：
虽然这里的雕是复数，但或许仍同《启示录》中的段落不无关系：《启》8.13 一种古卷读为：“我又看见一只雕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路德本据不同的古卷，读“雕”（……）为“天使”（……）。神学院出身的诗人对经中的异文，应该是熟悉的。雕作为神的使者，上承行4［解救者］。［11］679
可见，荷尔德林笔下的雕颇具神性，而张枣笔下的鹤也有相近的特点。两种鸟并不同名，但在各自的诗歌中，却充当了大致相同的角色。我们主张张枣的“鹤”有可能受到荷尔德林的“雕”的潜在影响，并不过分。
张枣写了许多以亲情为题材的诗作。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些诗作与中国古代极重人伦的文化传统有关。如王东东说：“张枣具有一个经常为我们忽略的品质，那就是他对情感和人伦关系的重视，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是一个地道的汉语诗人。”［12］但这一观察不免片面。至少就我的研究，这些诗歌很可能还受到叶芝和莎士比亚的影响。以下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区分了长辈类和子辈类，并分别探讨。
（一）长辈类
张枣多处提到家庭对他的影响。在面对学生颜炼军的提问“你最早的诗歌教养来自哪里”时，张枣说：“我觉得还是来自家庭。……当然，从教养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源于很多童年时的影响。你这么一问，我倒想起好几件童年的事情。比如说想起我外婆，她是旧社会过来的少数读过书的老人家，她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就是白居易。”［1］199张枣还谈道，他家所有人都爱诗，“有时候相互开玩笑时都会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首你喜欢的李白的诗啊”［1］200。张枣还特别提到自己的父亲，称他“是个诗人”，“很有传奇色彩”，“常常用俄语给我朗诵诗歌”［1］200-201。张枣的这些体验完全符合大诗人杜甫的一句描述：“诗是吾家事。”张枣书写长辈的诗作由此常常别具深意：其主题往往并非单纯的亲情，而是在血缘性的传承之外，更突出了精神上的传承。
特别能体现这一点的是《祖父》《祖母》这两首诗。《祖父》刻意化用了杜甫、李白乃至屈原的诗句，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诗是吾家事”；“桐影多姿，青凤啄食吐香的珠粒”化用了杜甫的名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诀别之际，不如去那片桃花潭水/踏岸而歌，像汪伦，他的新知己”则自然与李白《赠汪伦》相关，但较少为人注意的是，“然后便是临风骋望，像汪伦”中“临风骋望”遥承屈原《九歌·湘夫人》：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但这仅仅是《祖父》与“诗是吾家事”相关的一个层面。在另一个层面上，诗中写到的祖父采草药、“用盐的滋味责怪我”等行为，无不刻意凸显出我与“祖父”之间关系的文化蕴含。祖父对我的责怪竟有弘扬某种诗学观念的意味：
他回到身外一只缺口的碗里，用
盐的滋味责怪我：写，不及读；
诀别之际，不如去那片桃花潭水
踏岸而歌，像汪伦，他的新知己；
读，远非做，但读懂了你也就做了。
你果真做了，上下四方因迷狂的
节拍而温暖和开阔，你就写了；
然后便是临风骋望，像汪伦。写，
为了那缭绕于人的种种告别。［9］213
《祖父》一诗一方面处处关涉“古典诗传统”，另一方面又指向更为广泛的“传统文化”。就指向更为广泛的“传统文化”而言，《祖父》中写到的祖父采草药，应与《祖母》写到的祖母练太极拳、《空白练习曲》写到的父亲练书法等并观：
她起床，叠好被子，去堤岸练仙鹤拳。
迷雾的翅膀激荡，河像一根傲骨
于冰封中收敛起一切不可见的仪典。
“空”，她冲天一唳，“而不止是
肉身，贯满了这些姿势”；她蓦地收功，
原型般凝定于一点，一个被发明的中心。［9］241
（《祖母》）
父亲，白胖胖地
勃起，飞鸣在无头浓烟中找笛子，
胯骑参考消息，口衔文房四宝，
在你出世的那瞬展示长幅手迹：
“做人——尴尬，漏洞百出。累累……”
然后暴雨突降，满溢着，大师一般。［9］197
（《空白练习曲·二》）
王东东曾对《空白练习曲》做了分析。他只说“而象征着社会权威的父亲则不光有政治嗅觉，还擅长书法的表现”［12］，这一说法似与《父亲》一诗所写的“父亲”形象不符④。事实上，张枣写到的父亲练书法，更可能是表明一种身份和文化上的认同。这样看的话，《空白练习曲·二》里的出生情境书写便蕴含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我们在许多古人的作品里都可以读到这种强烈的使命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离骚》）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陶渊明《命子》）
仰先后之显烈，懿晖祚之允辑。应远期于己旷，昭前光于未戢。（陆机《述先赋》）
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谢灵运《述祖德》）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断言，张枣的家谱式书写只是受中国古典传统的影响？当我们把眼界放大，就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在西方古典文化中，家族荣耀感也是反复出现的主题。西方文学古时以史诗和戏剧为大宗，而“在希腊—罗马的史诗中，详述个人家谱是构建社会现实、并在其中申明自身身份的一种途径”［13］10。例如，“荷马的阿基琉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斯塔提乌斯的提修斯都源于神圣的亲族，而这些叙事将其身体的强健和军事的威猛归结于半神的特质”［13］10。进而，要保持这一源于家族的荣耀，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追求卓越，维持高尚的品格。希腊-罗马的史诗多为虚构作品，然而，史诗中表现的这一观念却有现实生活的根源。在一些与现实人物关联密切的文体，如赞歌（laudatio），特别是葬礼之赞（laudatio⁃funebris）中，细陈家谱、缕述荣耀是常见的程式之一。
而在张枣喜爱的诗人中，叶芝便有不少家族题材的作品，其与张枣诗歌立意之相似，令人震惊。如其《内战时的沉思》（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一诗，其第四章题目就叫作《我的后裔》（My Descendants）：
既从我古老的祖先继承
健旺的精神，我须抱梦想，
在身后留下精神也同等
健旺的一女一男，但好像
生命极少在风中洒芳馨，
极少能给晨曦增添荣光，
而只有残瓣在园地散落，
然后只剩下寻常的绿色。［14］189
这几行诗里的“芳馨”“花瓣”“花朵”等都表示一种美德，而“寻常的绿色”则意指因美德的丧失而泯然于众人。叶芝希望孩子们像自己一样从父辈那里继承“健旺的精神”，却担心他们无法将这优良的家风延续下去。叶芝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正是因为他对子辈们怀有很大的期望。这与中国传统存在相似性：血统的传承与精神的传承结合在一起。
这一主题在叶芝的诗作中反复出现。如《七贤》（The Seven Sages）：
第一位：我的曾祖父曾经在格拉坦家里跟埃德蒙·柏克说过话。
第二位：我曾祖父从前同奥利佛·哥尔斯密在酒馆共一条板凳。
第三位：我曾祖父的父亲曾经与科隆尼主教一起谈论过音乐，喝过焦油水。［14］227
叶芝之所以热衷于谈论其“曾祖父”“曾祖父的父亲”，是为了找寻他精神的源头。就此而言，张枣与叶芝姿态相似：两人都热衷于谈论家族的先人，并且其谈论目的都与其精神追求有关。
（二）子辈类
为子女写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传统。且举数例：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渊明《责子》）
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杜甫《又示宗武》）
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韩愈《示儿》）
张枣也喜欢为孩子写诗。不妨将以上诗句与张枣《断章·13》对比：
这是我写给你的诗
给你这徘徊在生死
之间的儿子。世界该
感到你的重量，星星
替你品尝果实；儿子
学会区分左手、右手
以及黄昏、黎明；儿子
放开你自己，像气球［9］136
张枣在此有意地模仿了孩童的口吻。相比于古人“戒子”“命子”式的郑重其事，张枣要温和许多，但不变如一的是父子间的深情。
但这类诗是否完全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再次以叶芝为例，他不仅写自己的祖先，还给自己的后辈写诗。如《为女儿祈祷》（A Prayer for My Daughter）的口吻就与张枣相近：
祝愿她天生美丽，但不至
美得使陌生人眼光痴迷，
或自己在镜前得意，因为
这种人由于过分的艳丽，
就把美看作完满的结局，
而丧失天性的善良，不能
推心置腹，择善而从，
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伴侣。［14］178
这是Anne Butler Yeats 刚出生不久后叶芝为她写的一首诗。类似的作品还有《为儿子祈祷》（A Prayer for My Son）：
教一个壮鬼站头边，
让我的麦克尔睡安稳，
不哭，也不辗转，
直到早餐又来临；
愿将逝的暮色驱远
恐惧，待晨光重到，
好让他母亲不缺少
充足的睡眠。［14］197
可以看出，两人的诗歌口吻上都非常柔和，都体现出父亲对孩子的非同寻常的体贴与关切。鉴于张枣对叶芝的诗歌不是一般的喜爱，我们很难说，他没有受到叶芝的影响。
除了《断章》以外，组诗《云》也与父子情有关。这首组诗最后特地标出是为张灯两岁生日而作的。《云·7》与上面分析的《断章·13》相近，也是以温柔的口吻寄托对孩子的人生的期许。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云·1》和《云·6》。我们不妨从《云·1》的一行奇特的诗句谈起。这行诗作：
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9］249
结合组诗的写作背景，我们很容易把“你”界定为诗人张枣的儿子张灯，而“我”则是诗人本身。张枣仿佛在说：儿子，在你身上，有一个未来的我正在成长。这行诗可以和《云·6》的最后两句对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句，我们将整首诗抄录于下：
地平线上，护士们忙乱着。
瞧，我那祖父。他正弯腰
采草药。乌云把口袋翻出来，
红豆，在离地三足高的祖国
时日般泻下，吸住我父亲，
使他右手脱臼，那天他比你
还小，望着高出他的我在
生气。于是，他要当书法家
尊严从云缝泄出金黄的暗语。
地平线上，护士们在撒手：
天上担架飘呀飘。你祖父般
长大。你，妙手回春者啊！［9］252-253
乍一看，这里表现的是纯粹的中国式的情感。中国哲学尤重人伦，祖父、父亲、儿子之间的情感联系格外深厚。然而，它还与西方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有关。这一主题是：自我在后代中复生。它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前十七首得到了集中体现。我们不妨举例说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六首说：
这正是要你生出另一个你来，
或高兴十倍，要是你一人生十人；
你十个儿女描画你十幅肖像，
你就要比你独个儿添十倍欢乐：
你将来去世时，死神能把你怎样，
既然在后代身上你永远存活？［15］8
第十首说：
你爱我，你就该去做另一个自身，
使美在你或你后代身上永存。［15］12
第十七首的结尾也可参考：
但如果你有个孩子能活到那时期，
你就双重地活在——他身上，我诗里。［15］19
在这些诗句里都回荡着一个主题：个体在孩子的身上重生。回头去看张枣的《云》，就不难发现，《云·1》和《云·6》几乎可能说把同样的主题运用了两次：“我”将在孩子身上重现（“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而孩子本身也是“祖父”的重现（“你祖父般/长大”）。如此，这些诗句就是中西诗歌的双重影响的产物：一方面，是传统诗歌中对人伦情感的重视，另一方面，是西方诗歌中关于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奇妙思辨。二者完美地糅合于张枣的诗句中。
“幽会”是张枣喜爱的一个词。《早春二月》中“无论上下，请让我幽会般爱着”一句，正是以“幽会”说明对事物的亲密情感。早年的《南京》一诗甚至直接描绘了幽会的场景：“这是郊外，'这是我们的住房——/今夜它像水变成酒一样//没有谁会看出异样。’灯，用门/抵住夜的尾巴，窗帘掐紧夜的髦毛，/于是在夜宽柔的怀抱，时间/便像欢醉的蟋蟀放肆起来。/隔壁，四邻的长梦陡然现出噩兆。”［7］54但幽会书写的最精彩例子来自《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的第八首。全诗如下：
东方既白，静电的一幕正收场⑤：
俩知音一左一右，亦人亦鬼，
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
深处是爱，恬静和肉体的玫瑰。
手艺是触摸，无论你隔得多远；
你的住址名叫不可能的可能——
你轻轻说着这些，当我祈愿
在晨风中送你到你焚烧的家门：
词，不是物，这点必须搞清楚，
因为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
像此刻——木兰花盎然独立，倾诉，
警报解除，如情人的发丝飘落。
东方既白，你在你名字里失踪，
植树的众鸟齐唱：注意天空。［9］223-224
江弱水师撰文分析了这首十四行组诗。他主张第八首的“橘子”意象来源于周邦彦：
张枣一写到水果，特别是这些芬芳的橙子橘子柑子，就有美妙的诗句：……“一颗新破的橙子为你打开睡眠”（《空白练习曲》之十）。“新破的橙子”来自周邦彦的《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写主人公跟心上人在寒冬长夜的闺室里浓情蜜意的温存，呢哝细语，恩怨尔汝，那境界正好就是“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深处是爱，恬静和肉体的玫瑰”［16］。
周邦彦确实是张枣喜爱的诗人之一。《少年游》绮丽婉约的情调，也与张枣这首十四行诗相投。江弱水师的文章提示我们，张枣的幽会书写，其渊源可以上溯到中国古典诗歌。这固然是对的，但事情却还有另一面。我们不妨参考通晓数种西方语言的钱锺书的相关发现。《管锥编·毛诗正义·三二》谈到了中外诗歌中的幽会书写：
盖男女欢会，亦无端牵率鸡犬也，参观论《野有死麕》。古希腊情诗每怨公鸡报晓（the earlyrising cock），斥为“妬禽”（the most jealous of fowls）；中世纪盛行《黎明怨别》（alba）诗，堪相连类。［17］
钱锺书提到“破晓歌”（alba），将其别出心裁地译为“黎明怨别”。《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将该体裁界定为：“一种黎明之歌，通常表达的是一对情人的悔恨：白日即将到来并拆散他们。”［18］英国学者哈托曾专就破晓歌编了一本书《东方既白：对诗歌中情人相会并于黎明告别的主题的探究》，收录了全世界各种语言的此类作品，其中也包括《诗经》。而就西方诗歌而言，从古至今，从欧洲东部到欧洲西部，都有此类作品问世［4］。这意味着，张枣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接触此类作品，如对中世纪恋歌的了解，通过对莎士比亚、歌德等巨匠，或者通过多恩、庞德、里尔克等现代诗人。
从其情境设置和写法来看，《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八》确乎是一首地道的破晓歌。该诗以“东方既白，经典的一幕正收场”开始，起首便是“怨别”；而收尾又是“东方既白，你在你名字里失踪”，与开头形成完美的呼应。吴迪《“破晓歌”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变异》一文分析了贝朗特的一首诗，其特点正与张枣相近：“贝特朗的'破晓歌’主要是以第一人称抒情，是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夜间幽会以后在破晓时分离别的情景。全诗共分五节……每一诗节的最后都要重复：'我听到巡夜人在高喊“离开”，/破晓之后，白昼便接踵而来’（贝特朗356）。这一诗句的重复，既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性，又强化了'破晓歌’这类作品的主题。”［20］而张枣也在反复强调“东方既白”。中世纪的许多诗作都是程式化的，贝特朗的这一写法也不例外。因而，尽管我们不能指实贝特朗对张枣的影响，但却不妨推测，与贝特朗采取了相似套路的诗歌对张枣产生了影响。
当然，考虑到张枣诗歌的整体语境，不难注意到，张枣的幽会书写另具深意。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兹不赘述。
上文我们分析了三个例子：燕子与鹤的意象；家谱与精神谱系；幽会书写。由于中国学者对本国诗歌传统总是更为熟悉（尽量许多学者都看了大量翻译的西方诗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诗中的类似情境、意象、主题，从而断言张枣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然而，更深入的分析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中西诗歌原本就存在许多相通之处，许多我们所认为的“特殊”，在更博学的人看来，也许只是“一般”。鉴于张枣精通多门西方语言，对诗歌又堪称痴迷，我们绝不可低估其眼界。
我们上文的分析是否行之过远？并非如此。从张枣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发现，他本人就有意识地寻求中西诗歌之间的契合点。如，他在给钟鸣的信中写道：“《空白》之8 我调整了一句，似更好。此诗之重要，我甚偏爱，但海外诗人大都外行，大都不识货。兄说是中西交合，甚准确。《空白》我有意用了马拉美爱用的的一诗La Néant（nothingness，虚无），就是为了预叙杂难度和高度。用上等纯精的汉字来摹指（mimesis）西语的'空无，虚无，乌有’，是一桩奇事。”⑥另外，他在英文论文《现代中国与后现代西方》中也谈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后现代文化存在共通之处。德文写作的关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博士论文中，更是格外关注一个问题：前辈诗人如何将中外的诗学因子贯通起来。因而，本文的视角应当也符合张枣的精神旨趣。换句话说，张枣之所以能在写作上贯通中西，其原因之一是，中外诗歌本身就有足够多的契合点。称张枣诗歌“中西合璧”，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张枣的创作固然是对中西诗歌的异质性因素的“熔接”，但另一方面，其中也有不少地方是对中西诗歌中的相通性因素的“续写”。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之作，相信后来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会发掘得更深、更广。
责任编辑：刘洁岷（Email：jiemin2005@ 126.com） 原刊于《江汉学术》2021年第2期
文库编辑：倪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