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成长的烦恼——权德舆早期诗作的心态史意义
【内容提要】权德舆是贞元、元和间声望卓著的文学家，他不仅以文坛盟主的地位提携了一批中唐文坛的中坚作家，自己的诗歌创作也成为贞元诗坛的重要内容。在权德舆的全部创作中，早期作品是最重要的部分。现存唐人作品中，完整保存编集原貌的别集为数极少，而较多保存作家早期作品的集子更是绝无仅有。权德舆集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早期作品，为我们开启了一个了解唐代作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创作的窗口，为探索唐代作家个性形成、心理发展、文学教养和写作才能的培养提供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本文以贞元八年（792）初他入朝任太常博士为早期创作的下限，但讨论的问题实际上集中于贞元二年（786）他出任江西观察判官之前，即28岁前的诗作。这一阶段的诗作，记录了诗人青年时代的心理经验，留下了艺术成长的印迹。杨慎说“权德舆学六朝”，似乎是指“三日入厨下”那样的小诗。其实权德舆诗中最近于六朝的，是早期作品内容上的玄思和风格上的轻绮。这不只是单纯的风格或技巧的模仿，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青年时期心理成长和人格形成过程的记录，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心理发展和写作学习阶段的一般途径。
权德舆在中唐文学史上的意义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贞元到元和间，这位声望卓著的文学家，不仅以文坛盟主的地位提携了一批中唐文坛的中坚作家，同时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成为贞元诗坛的重要内容。严羽于大历以后诗人所深取者即有权德舆，称他诗“有绝似盛唐者”[1]。此后杨升庵、许学夷、毛先舒等人或谓其诗近六朝，或谓近盛唐，或谓近初唐，都予以相当高的评价和重视。然而近代以来，研究者对他的诗歌创作一直缺乏关注，以致他的诗歌史意义始终未得到揭示。我在《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一文中曾探讨了他对贞元诗坛的影响和对中唐诗发展所起的作用，而未涉及他创作的全部，尤其是早年的创作。根据我的研究，权德舆的生活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乡居及幕府时期，多感兴之作，内容较为丰富；中年入台阁后，以寓直唱和为主，因生活圈子狭窄、内容贫乏而趋于游戏；晚年地位益高，作品数量益少，除一些日常家庭生活、流连光景之作外，大多是同僚间的往来应酬[2]。就他的全部创作来看，早期诗作应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作品不仅是他个人最有价值的创作，在整个唐诗中也别具特殊的意义。近来虽已有学者讨论权德舆的早期交游及诗歌创作，但他对于唐代诗史和精神史的特殊意义似乎尚未被注意与揭示[3]。
众所周知，在现存唐人作品中，完整保存编集原貌的别集为数极少，而较多保存作家早期作品的集子更是绝无仅有。权德舆集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早期作品，不仅为研究权氏本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为了解唐代作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创作开启了一扇窗口。对权德舆早期诗歌的研究，将为探索唐代作家个性形成、心理发展、文学教养和写作才能的培养提供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
根据权德舆的毕生经历和诗歌创作情况，我将贞元八年（792）初入朝任太常博士定为他早期创作的下限，这一年诗人34岁。严格地说，34岁对古人尤其是像权德舆这样早熟的诗人来说，已不能说是青年了，戴叔伦34岁时甚至已有衰老的感觉。以34岁为界，只是基于权德舆全部创作的阶段性特征。本文讨论的问题实际上集中于贞元二年（786）他出任江西观察判官之前，即28岁前的诗作，权德舆的心理成长至此已基本完成。而我们要讨论的那些诗作，正是诗人青年时代心理发展、艺术成长的记录。它们涉及三方面内容：（1）道德信念和世俗欲望的冲突及其心理调整，（2）早期创作中的玄言色彩，（3）早期创作中的轻艳诗风。这些问题都与诗人的成长经历，包括自幼孤露、从方外之士游及晚婚有密切的关系。
一.心理成长的记录
论权德舆的早期诗作，必须从他的家世入手。生为名门之后，有时也会是一种不幸。权德舆父亲权皋值永王璘乱起，惧见逼胁从，变名易服以免。后朝廷累以诏征，都以母老身疾辞，由是忠孝两全，为天下所敬重。父亲去世时，七岁的德舆以大贤遗孤倍受父执辈的关注。他哀毁如成人的得体举止，尤为人赞赏。“来哭吊者，见其颜色声容，皆相谓权氏世有其人”。这很高的期许，对幼小的权德舆不仅是激励，同时也是很大的压力。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名父之后，必须要有不同寻常的建树，才能不辱没家世门风，不辜负父执辈的期望。
这种心理压力使权德舆成为早熟的少年，表征之一就是他过早地将个人道路与家世家风联系起来思考。权氏祖先的德业，正如他后来在《奉酬从兄南仲见示十九韵》（卷二）诗中所述：“晋季天下乱，安邱佐关中。德辉蔼家牒，侯籍推时功。簪缨盛西州，清白传素风。逢时有舒卷，缮性无穷通。”[4]尽管先世有簪缨盛迹，但近代以来沉沦下僚，功名不显，因此在他的意识中，更多地是将潜修道德，虚怀应世体认为家风。德舆志学之年写作的《世德铭》（卷二十八），清楚地表明家世同时带给他的自豪和压力：
肃肃我祖，元鸟自天。天乙革夏，武丁相贤。手文命子，开国于权。肇荒南荆，瓜瓞绵绵。爰暨周襄，征伐下颛。凌暴纷纷，遇楚而颠。嬴吞四方，我邦用迁。乃宅陇坻，乃封甘泉。汉魏之际，守相相继。或仁或哲，亦夷亦惠。图牒葳蕤，十有三世。伊川其茂，晋化为东。九洲辐裂，苻有关中。明明安邱，濡迹匪躬。二纪清夷，明谟之功。元魏以降，苴茅继封。宜昌鄜城，仍世仪同。洸洸平凉，策勋于随。乃破公祏，尅其枚回。运偶圣时，土田载开。仗节建旄，自东徂西。父子六人，承家钟庆。百里同休，南宫并命。
权氏在唐代不是个显姓，无甚贵人，但在唐代以前却有烜赫的世系。据《伏蒙十六叔寄示喜庆感怀三十韵因献之》（卷三）诗自注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德舆十二世祖翼，前秦仆射，封安邱公；八世祖某，仕周开府仪同三司，封宜昌公；七世祖荣，隋开府仪同三司，封鄜城公；六世祖文诞，于唐官涪、常二州刺史，封平凉公；高祖崇本，官匡城令；曾祖无待，官成都尉；祖倕，仕羽林军录事参军；父皋，官著作郎。权氏世系真正可夸耀的是六世祖平凉公以前，自此以往便沉沦不显，但不管怎么说，父亲“大节明义，人伦宗师。行极忠孝，道冥希夷。卷舒无方，焯燿当时”的事迹品节是足以让德舆为之自豪的，因此，最后归结到自己，他说：
曰予无状，龀岁而孤。不知义方，藐尔舂愚。亦既羁贯，甫习诗书。以直为师，与时寖疏。琅琅清风，皦皦士则。及兹顽童，是玷是辱。聿修之戒，大惧不克。夙夜以思，敢铭世德。
据“及兹顽童”一句看，德舆时约十五岁[5]，当大历八年（773）前后。铭末对不克绍继先德、玷辱门风的焦虑，显出一种少年老成的早熟心理。这种焦虑容有相当的矫饰成分，与其说它是自警，还不如说是自我肯定。谁都看得出，这里突出的是“以直为师，与时寖疏”，是自己进德修业的不懈努力。事实上，十五岁的权德舆已取得了同龄少年难以企及的成就。《旧唐书》本传载：“十五为文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名声日大。”如果说史家的叙述不无夸张的话，前辈宗师梁肃为德舆母亲撰墓志，说“夫人茹未亡之哀，躬徙宅之教，故德舆也，十五文章知名”[6]，应该是可信的。大历九年（774）三月，著名作家独孤及莅常州刺史任，德舆谒于郡斋，从此列为门下弟子。《童蒙集》当时未必充作行卷，十卷毕竟太多。若果有行卷的话，《世德铭》倒很适合作压卷之作，无论内容和文辞都甚为得体。
同年七月，德舆侨寓的丹阳县县丞卢岘去世，享年55岁。德舆为作墓志铭，以故人自居，称“常与君游”[7]。以十余岁少年而与县丞为友，并为撰墓志铭，这还能说明什么呢？十五岁时权德舆在乡里已有不小的才名，是可以肯定的了。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焦虑呢？焦虑是有的，不在《世德铭》自期的门风士则，而在于功名爵禄。当时他孤儿寡母寄居丹阳，生计全赖任丹阳县尉的舅舅。大历间财政窘迫，下层官吏俸薄难支，德舆母子寄人篱下，其境况虽不可考见，但从《丙寅岁苦贫戏题》（卷一）还可约略推知：
清朝起藜床，雪霜封枯篱。家人来告予，今日无晨炊。醝醯一已罄，薪炭固难期。厚生彼何人，工拙各异宜。间岁从使檄，亲宾苦川驰。虽非悖而入，与出常相随。吴门与南亩，颇亦持鎡基。有时遇丰年，岁计犹不支。颜原谅贤人[8]，陋巷能自怡。中忆裴子野，泰然倾薄糜。愧非古人心，戚戚愁朝饥。近古犹不及，太上那可希。奈何时风扇，使我正性衰。巧智竞忧劳，展转生浇漓。吾观黄金印，未胜青松枝。粗令有鱼菽，岂复求轻肥。顾惭主家拙，甘使群下嗤。如何致一杯，醉后无所知。
丙寅为贞元二年（786），已是他出仕以后，天下也太平了一些，而家用犹不给，则大历间依傍舅氏的景况可以想见。诗中对贫困的描写犹是次要的，他着意要表现的是贫困带来的生存压力及其对本性的扭曲。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奢侈的要求，只要衣食粗足即可，但贫困让他体会到独支门户的艰难，“吾观黄金印，未胜青松枝”的自白背后，恰恰是意识到无法抵御世俗诱惑的惶惧。到《答问三篇》（卷三十）中，他的看法就很明确了：
或问富贵，答曰：“君子之所乐也。”问曰：“君子岂乐是而厌穷约耶？”答曰：“先师尝言之矣，乐以其道处之者也。不以其道，则市井狡侩者皆能得之矣。君子之所乐者，非乐其身富且贵而已，乐为仁由己而推其道于天下也。”
这虽是发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常谈，但在他却意味着为自己的入世动机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同时也意味着放弃了“道冥希夷”、“与时寖疏”的立场。真实的情况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理解世俗欲望，对荣华富贵有了渴望。他借乐府题写作的《放歌行》（卷九）是青春时代人生理想的集中描写：
夕阳不驻东流急，荣名贵在当年立。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亦何及。拂衣西笑出东山，君臣道合俄顷间。一言一笑玉墀上，变化生涯如等闲。朱门杳杳列华戟，座中皆是王侯客。鸣环动珮暗珊珊，骏马花骢白玉鞍。十千斗酒不知贵，半醉留宾邀尽欢。银烛煌煌夜将久，侍婢金罍泻春酒。春酒盛来琥珀光，暗闻兰麝几般香。乍看皓腕映罗袖，微听清歌发杏梁。双鬟美人君不见，一一皆胜赵飞燕。迎杯乍举石榴裙，匀粉时交合欢扇。未央钟漏醉中闻，联骑朝天曙色分。双阙烟云遥霭霭，五衢车马乱纷纷。罢朝鸣珮骤归鞍，今日还同昨日欢。岁岁年年恣游讌，出门满路光辉遍。一身自乐何足言，九族为荣真可羡。男儿称意须及时，闭门下帷人不知。年光看逐转蓬尽，徒咏东山招隐诗。
诗中只有“君臣道合”一句勉强可以说与“为仁由己而推其道于天下”有关，其他都是对富贵生活的想象，或者不如说是当时士人的公共想象，内容大体因袭前代作品的描写，而注意力则集中于青春期渴望的对象——骏马、醇酒、美人，其中对女性声色气味的细致描绘和对纵欲的暗示更是兴奋点所在。正如下文要专门谈论的，这是晚婚的权德舆性压抑的宣泄方式之一。从作者思想发展的方向来看，这过于强烈的对纵情享乐的肯定，正是自我压抑的世俗欲望的尽情释放，标志着诗人观念转变的完成。如果说《自咎》（卷一）“清时名未立，稔岁室犹空”的自伤不遇还不无惭愧地解释是因为家计窘迫，那么此刻对时光虚度的焦虑，就明显流露出对富贵爵禄的急切企求了，出山求仕只是早晚的事。
结局当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妙，“君臣道合”犹如梦寐，“变化生涯”也绝非容易。他能得到试秘书省校书郎的虚衔，继而被江淮水陆运使杜佑辟为从事，全赖出任黜陟使的父执柳载的荐举。而这一微职也不是什么轻松的美差，首先就是奔波行役，备尝艰辛。尤其是前一次出使江西，经历“危梁虑足跌，峻坂忧车覆”的危险，他不禁扪心自叩：“问我何以然？前日受微禄。转知人代事，缨组乃徽束。”（《奉使宜春夜渡新淦江陆路至黄蘖馆路上遇风雨作》，卷六）。有了这种感觉，抱病滞于旅次，就不禁发出“弱冠无所就，百忧锺一身。世德既颠坠，素怀亦堙沦”（《寓兴》，卷一）的伤叹。更令他沮丧的是，这背弃世德、扭曲夙志的选择甚至未使他摆脱“丰年犹食贫”的境况。建中四年（783）十月，朱泚乱京师，德宗驾幸奉天，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预备转输京师的财赋悉为节度使陈少游截夺，包佶逃往江西，德舆暂时脱离他不太满意的幕僚生活，归丹阳侍奉老母。
此时他的生活仍无着落，靠丹阳郑县令接济。为此他在兴元元年（784）作有《甲子岁元日呈郑侍御明府》（卷六）陈情：“世故看风叶，生涯寄海田。屠苏聊一醉，犹赖主人贤。”生计仰仗于人的滋味当然是不好受的，可有什么办法呢，他当时有病在身，而且这场病还缠绵了不少日子。看他写《病中苦热》（卷一）的困顿：
三伏鼓洪炉，支离一病夫。倦眠身似火，渴啜汗如珠。悸乏心难定，沈烦气欲无。
病中百事皆废，惟有冥想，而这一时期所作的诗确实经常写到自己的冥想。如《感寓》（卷一）：“角雨倦欹枕，病中时序分。秋虫与秋叶，一夜隔窗闻。虚室对摇落，晤言无与群。冥心试观化，世故如丝棼。”这时有一僧一道一隐三位方外人士——惠上人、李炼师、茅处士成为他生活中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释子惠公，所居相近，是他日常交流的主要对象。《自杨子归丹阳初遂闲居聊呈惠公》（卷三）写道：“移疾喜无事，卷帘松竹寒。稍知名是累，日与静相欢。蹇浅逢机少，迂疏应物难。只思闲夜月，共向沃州看。”《湖上晚眺呈惠上人》（卷三）写道：“湖上烟景好，鸟飞云自还。幸因居止近，日觉性情闲。独酌乍临水，清机常见山。此时何所忆，净侣话玄关。”有时三子结伴而至，竟日清谈，成为德舆很好的诗材。《卧病喜惠上人李炼师茅处士见访因以赠》（卷一）是其中一次清谈的记录：
沉疴结繁虑，卧见书窗曙。方外三贤人，惠然来相亲。整巾起曳策，喜非车马客。支郎有佳文，新句凌碧云。霓裳何飘飘，浩志凌紫氛。复有沉冥士，远系三茅君。各言麋鹿性，不与簪组群。清言出象系，旷迹逃玄纁。心源暂澄寂，世故方纠纷。终当逐师辈，岩桂香氲氛。
在这兵燹纷纭的乱世，江南的丹阳仿佛是世外桃源，他们的游从非但远离世俗功名，而且能以《易传》的话头娓娓清言，交流玄思，在超越尘世的玄远清谈中获得心灵的宁静。《暮春闲居示同志》（卷一）显然也是写给三子的，有“避喧非傲世，幽兴乐郊园”的表白，有“乍问山僧偈，时听渔父言”的叙述，也有“体羸谙药性，事简见心源”的体悟，末归结于“此外知何有，怡然向一鐏”，颇有陶诗的意趣。三子之外还有刘绍，据《刘绍相访夜话因书即事》（卷一）所述“忘言我造适，瞪视君无违。但令静胜燥，自使癯者肥”的情形来看，他也是诗人谈玄的知友之一。这些方外人士非但各秉道行，惠上人还不乏文才，“支郎有佳文，新句凌碧云”。在心理成长的青年时代，有这样一批朋友在周围，经常作哲学的探讨、文学的切磋，对自幼丧父、在母亲教养下成长起来的权德舆来说，当然是极幸运的事。这段潇洒淡泊的方外之交，极大地影响了他个性和生活作风的形成，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一点，不仅由两年后所写的《省中春晚忽忆江南旧居戏书所怀因寄两浙亲故杂言》可以窥知，从他晚年任宰相时写作并寄惠上人、茅处士的《待漏假寐梦归江南旧居》（卷三）一诗也可以想见。在诗中，“旧居”的印象固然有烟萝古寺、湖中云雨，但更主要的还是“庾楼柳寺共开襟，枫岸烟塘几携手”的朋友。二十多年过去，他仍对两位故人的“南宗长老通心法，东郭先生识化源”记忆犹新。很显然，与这两位世外高人的往还，是他人生中的一段独特经历，关乎他心理调整和生活选择的感受。多年以后，当他回首往事时，青年时代的这一段心路历程便浮现于脑海。
事实上，即使在那似乎潇洒出尘的生活中，德舆也意识到“稍与清境会，暂无尘事烦”的宁静终究不会长久。毕竟“稔岁室犹空”的生计问题不解决，世事的烦扰就难以摆脱。他对未来的希望，是在博功名、荣九族之后，追随三子过优游遁世的日子，然而眼前还看不到出路。这种心情强烈地表达为《浩歌》（卷一）一诗，就重复了《丙寅岁苦贫戏题》的主题：
鱼鸟乐天性，杂英互芬芳。我心独何为，万虑萦中肠。履道身未泰，主家谋不臧。心为世教牵，迹寄翰墨场。出处两未定，羁羸空自伤。心忧不可裁，伫立河之梁。晚归茅檐下，左右陈壶觞。独酌复长谣，放心游八荒。得丧同一域，是非亦何常。胡为苦此生，矻矻徒自强。乃知杯中物，可使忧患忘。因兹谢时辈，栖息无何乡。
两诗并读，大体可见德舆当时进退无据的彷徨心境，最后归结于庄子齐物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传统俗套，虽实属无可奈何的归宿——俗套本就是人们最惯常的感觉、态度的集中体现——但从中仍可见德舆心态的调整，最显著的是世俗欲望被排除在了意识之外。到底是他自己的潜心参究有所收获，还是在方外之游中经受了熏陶呢？总之，《放歌行》中对世俗欲望的强烈肯定被代之以“心为世教牵”的理性解释。此所谓“世教”，也就是《酬李二十二兄主簿马迹山见寄》（卷三）诗“杳杳尘外想，悠悠区中缘；如何战未胜，曾是教所牵”的“教”，应指儒学的入世精神。以被动的姿态来表达基于儒家入世精神的正当理由，同时以道家泯灭是非、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来表达在出处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这样他就完成了一个充满消极意味的诗人形象的自我塑造。这一既与中国文人传统的处世原则相一致，又与中唐前期的心理氛围相吻合的形象，很难说就是权德舆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换言之，它在某种程度上含有虚拟的成份，然而正是这种虚拟表达了诗人的一种人生理想，或者说自我期待，反过来又影响他的自我认同，使他日后人格的形成逐步向虚拟形象靠拢。
在李兼江西观察幕中，年轻的权德舆在戴叔伦等前辈诗人面前只是初出茅庐的新进后生，平淡的案牍生涯无论在仕宦上文学上都不能给他以热情，激发他的创造力，更何况中间还经历了丧母丁忧的乡居生活。贞元七年（791），因府主李兼入朝任职，权德舆也被征为太常博士，他真正意义上的仕途由此开始。然而他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兴奋，在道所作《祗命赴京途次淮口因书所怀》（卷三）一诗既没有得意，也没有欢欣，更不要说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了，只有对短暂相聚的深情留恋：“弱植素寡偶，趋时非所任。感恩再登龙，求友皆断金。彪炳睹奇彩，凄锵闻雅音。适欣佳期接，遽叹离思侵。靡靡遵远道，忡忡劳寸心。难成独酌谣，空奏伐木吟。”诗的潜在读者或者说倾诉对象不外是乡里的故人，他继续用那消极诗人的口吻表达着同样的情怀，不同的是现在更多了一点真实体验的成分。在“泬寥清冬时，萧索白昼阴”的景色烘托下，“交欢谅如昨，滞念纷在今”的对照显得尤为强烈，而“因风试矫翼，倦飞会归林”的表白也的确充满了真诚。大多数诗人都要到中年以后才能发自内心地作这种表白，而权德舆似乎较早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早期诗作的玄言色彩
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值盛年而碌碌无为，最焦虑的就是时光流逝。权德舆诗中虽不常流露出对时间流逝的焦虑，但《古兴》（卷一）一诗却将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深刻：“月中有桂树，无翼难上天。海底有龙珠，下隔万丈渊。人生大限虽百岁，就中三十称一世。晦明鸟兔相推迁，雪霜渐到双鬓边。沉忧戚戚多浩叹，不得如意居太半。一气暂聚常恐散，黄河清兮白石烂。”这种焦虑意识自然会引发两个方向的思考：一方面，就生命本身而言，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另一方面，既然生命是如此短暂，人应该如何度过有限的时光？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只不过很少有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罢了。权德舆记录下来了，并且是用诗歌。
从逻辑上说，前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的基础，但通常人们都先考虑后者，再思索前者。因为前者总是先出现，且有现成的答案供选择，而选择也并不需要先把所有的答案想清楚——现实生活总是将你推向最轻松的选择。在德舆尚未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时，《世德铭》用以自律的道德理念来源于家风和父亲的榜样，那是最轻松的选择——接受传统思想。从标题看也像是青少年时代作品的《书绅诗》（卷一）也一样：
和静有真质，斯人称最灵。感物惑天性，觸理纷多名。祸机生隐微，智者鉴未形。败礼因近习，喆人自居贞。当令念虑端，鄙嫚不能萌。苟非不踰矩，焉得遂性情。谨之在事初，动用各有程。千里起步武，彗云自纤茎。心源一流放，骇浪奔长鲸。渊木苟端深，枝流则贞清。和理通性术，悠久方昭明。先师留中庸，可以导此生。
诗中涉及的概念和基本宗旨主要是老子的主静和孟子的求放心，最后归结于孔子的中庸之道与明哲保身。虽然儒道杂糅，有点复杂，但在三教合流的唐代仍然是最轻松的选择。只不过当他年岁稍长，需要担负起家庭生计时，道德信念立即就屈复于严酷的现实生活了。贫困的压力迫使他终于选择了世俗的道路，肯定世俗的欲望。
尽管如此，根深蒂固的家庭传统并未被淡忘，而初仕的不良处境更促使他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和有价值，由此产生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事实上，从现存作品即可看出，在青年权德舆的心灵中，守道安贫和逐世行乐的冲突一直就未能平息。它不是以交战的形式展现在一首诗中，而经常是在不同的诗篇中表现其中一方，显出他在两者间的摇摆不定。有时他会说：“身外皆虚名，酒中有全德。风清与月朗，对此情可极。”（《独酌》，卷一）似乎很放达，但有时却又自警：“名教自可乐，缙绅贵行道。何必学狂歌，深山对丰草。”（《知非》，卷一）由于早期作品大多不能系年，我们很难通过作品来勾勒诗人心理转变的具体过程，那真实的过程我相信是曲折而复杂的。比如《放歌行》，应该是意味着观念转变完成，出仕决心已定的宣言，可是同年（建中元年，780）除夕作《与道者同守庚申》（卷一）说：
斋心澡身与道士同守岁是个特定时刻的特殊题材，当然不能据以论定作者和道教的关系，但诗中对道教修行经验的细致描写，还是看得出决非逢场作戏，偶尔为之。诗末融通儒释道，将三家的核心精神归结为顺时而动，虚心应物，说明他在欣羡荣华，谋求进身之途的同时，仍不忘道德理性的约束。这种克制态度与《放歌行》的放肆宣泄是那么不同，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权德舆呢？
也许两方面的问题本来就需要分别思考。姑不说初仕不成功，即使欲望都得到满足，人生的意义是否就充分实现了呢？第一问题仍在等待追索：“曲士守文墨，达人随性情。茫茫竟同尽，冉冉将何营？”（《广陵诗》，卷九）杜甫说“孔丘盗跖俱尘埃”，李白则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权德舆看来连这一点也不相信，他说“且申今日欢，莫务身后名。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像是个更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当然，他这种论调也同样面临着真实性的质疑，问题是当没有严格的作品编年供讨论其思想的发展时，我们是很难判断具体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作者当时的思想倾向的，只能一般性地考察当时权德舆思想的主导倾向，那就是对超越性问题的思考。
我注意到，权德舆平生每称“弱质常多病”、“一生常抱病”，还说“行年未四十，已觉百病生”[9]。似乎体质不太强健。大凡体质羸弱之人而又有文化，必定欲念少而玄思多，权德舆正属于这种情况。建中末贞元初他暂归丹阳养病的期间，是他玄思冥想最旺盛的时期，创作中相应地也显示出类似玄言诗的风格。比如《晨坐寓兴》（卷一）：
清晨坐虚斋，群动寂未喧。泊然一室内，因见万化源。得丧心既齐，清净教益敦。境来每自惬，理胜或不言。亭柯见荣枯，止水知清浑。悠悠世上人，此理法难论。
说它接近玄言诗风格，是就通篇议论的表面形式而言的，实则诗里涉及涤除玄览、齐物、清净无为、虚心应物、得意忘言、大道不称等诸多道家哲学命题，可以说是道家观念的大杂烩；而且他将这种哲学思考置于清晨坐虚斋的生活场景下，作为一种感兴来表达，在思理和言说方式上都与六朝玄言诗“注重感性形象的概括性”，“注重哲理的玄远而脱离当日现实生活”[10]的特征相去甚远。它实际上与《书绅诗》一样，都是演绎传统观念的格言诗。这种格言诗，偶一为之自然无妨，再三写作则不免重弹老调。正因为如此，类似的玄言内容大多不是作为主题，而是作为间接表达的对象出现在诗中的。请看《郊居岁暮因书所怀》（卷一）：
养拙方去喧，深居绝人事。返耕忘帝力，乐道疏代累。翛然衡门下，便有江海意。宁知肉食尊，自学儒衣贵。（中略）散发对农书，斋心看道记。清言覈名理，开卷穷精义。求誉观朵颐，危身啖芳饵。纷吾守孤直，世业常恐坠。就学缉韦编，铭心对欹器。元和畅万物，动植咸使遂。素履期不渝，永怀丘中志。
诗中着重描绘作者闲居读书、穷究道家义理的恬适生活以及“求誉”二句由义理推出的结论，却不涉及义理本身。换言之，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斋心在他生活中的日常性及其结果，而不是斋心的实际体验。这正是它异于六朝玄言诗之处：玄言诗以超越性的话题为内容，为诗言说的主题；而在权德舆诗中，这种讨论超越性话题的活动本身成为诗歌写作的内容。T·S·艾略特在评论玄学派诗人时曾说，判断其诗歌价值的唯一前提是“诗人把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变为诗歌，而不是仅仅采用诗歌方式来思考这些东西”[11]。这正可用来说明权德舆诗与六朝玄言诗的差别，所以我认为它们虽有玄言色彩，但还不能视为玄言诗。
青年时代人的思想比较活跃，对人生和自然每因陌生而充满好奇心，敏感多思，很容易产生冥想性的作品。在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和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诗人青年时代敏于思索的痕迹。由于生活经历的丰富复杂，陈子昂与李白的作品完全呈开放状态，是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生活而进行的思索，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相反，权德舆青少年时代一直在丹阳度过，足迹不出乡里，从现有材料看，阳羡张公洞也许就是他较远的游历了[12]。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较窄的生活圈子，较封闭的生活环境，无法提供丰富的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所以青年权德舆的思想素材大都是源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当然这并未造成单纯的知识性写作，他自幼孤露的成长经历和早熟的心理，更多地赋予他的创作以内省的品格和非常个人化的经验。其内容虽只限于个人生活，但意义却超出了个人经验的范围，成为唐诗之流中与诗歌传统发生关系的独特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德舆的早期创作上追玄言诗的清虚超远，并汲取陶渊明的传统，成为元和诗歌哲学意识复苏的先声。权德舆的早期诗作表明，他对陶诗相当熟悉，《浩歌》、《田家即事》等乡居之作明显可见摹拟的痕迹；《侍从游后湖讌坐》（卷一）“惠风与之俱”一句，更是从陶诗“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脱胎而来。我曾经提出，如果说萧统“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称赞是对陶渊明的第一次发现——人格的发现，那么韦应物的田园诗则可以说是对陶渊明的第二次发现——风格的发现[13]。权德舆显然也有自己的发现，他发掘了陶诗的哲学内容，只不过他的诗没那么有名，他的发现也没产生影响而已。若从整个诗史的角度看，他这部分五古作品的冥想性和内省性，倒是开了宋代朱子理学诗的先声。这是钱钟书先生首先注意到并指出的[14]。
三．轻绮诗风与青春期心理
作为出生于安史之乱中，成长于大历年间的青年诗人，权德舆的诗歌创作完全是在大历诗风的熏陶下成熟起来的，写作范式也是典型的大历风度。像《送清洨上人谒信州陆员外》（卷五）：“暂辞长老去随缘，候晓轻装寄客舡。佳句已齐康宝月，清谈远指谢临川。滩经水濑逢新雪，路过渔潭宿暝烟。暇日若随千骑出，南岩只在郡楼前。”这样的七律，岂非像极了韩翃手笔？尤其是两联对仗，颔联以人名作填充，颈联化实为虚，都是韩翃惯用的手法[15]。从这一点上说，郭麐评权德舆诗“多丰缛修整，无可动人”[16]，实在是极中肯的。但不知为什么，德舆的诗风又总是给人轻绮婉丽的印象，以致杨慎断言“权德舆学六朝”[17]，毛先舒则说“元和诗响，不振已极。唯权文公乃颇见初唐遗构，亦一奇也”[18]。他们的判断不知基于哪些作品，如果是“三日入厨下”之类的小诗，那便很皮相了。我猜想，诗论家对权德舆生平可能都不熟悉，像毛先舒那样，只凭印象立论，自然会将德舆放到元和诗中讨论。其实所谓“初唐遗构”大体是青少年时代的作品，小篇短句，每入选历代选本，广为流传，而全集久不行于世，论者难窥全貌，便得出风格轻绮的结论。
一检权德舆诗集就会发现，真正能归入轻绮一类的作品，都是与情爱主题有关的。这部分诗作虽没什么外部线索，难以系年，但根据诗中抒写的情感及其表达方式，还是能够确定是诗人知慕少艾时的心曲。早熟的权德舆不仅因其早熟而过早地在诗中流露对女性的爱慕和憧憬，更因晚婚而将这种憧憬和爱慕保持得比他人更久长，似陈年老酒般醇厚。这一类题材，集中可以确定的最早作品是《杂言和常州李员外副使春日戏题十首并序》（卷九），作于大历十二年（777）至十四年春间[19]，德舆二十岁左右。这组作品是赓和著名作家李纵《春日戏题》之作，其间虽不乏代李纵言情处，如其十“归心劳梦寐，远目伤游眄。可惜长安无限春，年年空向江南见”，但主要内容还是拟闺情，如其四“婉彼君子，怅然有违”、其八“相思寂不语，珠泪洒红巾”、其九“春衣试出当轩立，定被邻家暗断肠”，通篇洋溢着纤丽轻软的女性气息。不仅如此，十首诗的体裁包括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三五七言，意在表现对各种体裁的熟练掌握。其五写道：
江春好游衍，处处芳菲积。綵舫入花津，香车依柳陌。绿杨烟袅袅，红蕊莺寂寂。如何愁思人，独与风光隔。
诗中取意的平直和造语的浮华都明显带有摹仿南朝小乐府的痕迹，我想应与李纵原唱的情绪和风格定位有关。很显然，对年轻的德舆来说，像这样赓和前辈名家又是当地官员的作品，纯粹是展露才情，根本谈不上什么抒情性和风格的追求。不过仅此也足以表明，德舆于齐梁诗是下过功夫的，能够毫不费力地写出风格轻绮的小诗。当他将内心深处的秘密渴望吐露于诗歌时，这种能力就为他的情感披上一袭虽古雅却很时髦的衣衫。
一般说来，男性青春期对异性的渴慕和憧憬有一个从抽像到具体、从无固定对象到有固定对象的过程。《权载之文集》卷九“杂诗歌曲”所收的作品正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其中压卷之作《杂诗五首》最值得注意，它借古代作品中的五个女性形象歌咏了男女关系的五种结局：一是秦弄玉吹箫引凤，终成仙偶佳配，但诗的重心在“神期谅相感，相顾乃如此。岂比成都人，琴心中夜起”——这是重情义而谨守礼法的女子；二是高唐神女，变幻莫测，“魂交复目断，缥缈难比况。兰泽不可亲，凝情坐惆怅”——这是两情相悦而终难结合的女子；三是仪态万方的庄姜，“一顾授横波，千金呈瓠犀”，令人失魂落魄——这是偶然邂逅而终生难忘的女子；四是待字闺中的怀春少女，脉脉含情，无可诉说——这是害单相思的女子；五是汉代古诗《上山采蘼芜》的女主角，“失身不自还，万恨随玉筯”，“君看心断时，犹在目成处”——这是被遗弃的不幸女子。这五个女性形象，虽不能断言必出于作者的刻意构思，但她们的确包括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可能充当的所有角色——妻子、恋人、被追求者、追求者、弃妇。恋人→妻子→弃妇分别构成婚姻轴线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被追求者和追求者构成情感轴线上的两极——付出和吸收。这一座标显示了权德舆对女性的全部认识和经验：第一类女性是适合结婚的对象，也是现实的选择；第二类女性是真爱所在，也是心底抹不去的隐痛；第三类女性风情万种，永远是梦中情人，可以说是欲望的对象；第四类女性使第三类带来的遗憾稍得补偿，是满足虚荣心同时又不免感到怜悯的对象；第五类虽是从女性立场来体会，但作为男子的歉疚之情不言而喻。似这般对异性世界最初的窥探和想象，当然不是基于生活经验，从内容看纯粹是历史知识，因而女性形像及生活场景的描写也完全是类型化的。其他像《古乐府》中“楼上朝朝学歌舞”的贵家少妇，《渡秋江怨二首》中“我有所思兮不得见”的秋水伊人，《秋闺月》中“斜抱箜篌未成曲”的思妇，《薄命篇》中“韶光日日看渐迟”的荡子妇，虽然更具体地施展了对各种女性形象的描绘，但立意取景的虚拟性和程式化都清楚地表明缺乏真实经验的基础，属于少年情窦初开的朦胧幻想。《玉台体十二首》是直接标明学六朝的组诗，其中对女性情态的刻划，既有“粉汗宜斜日，衣香逐上风”式的第三人称描写，也有“檐前双燕飞，落妾相思泪”式的拟代体；还有模拟南朝民歌双关体的表现：
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
像这样对古代风格和修辞的过分依赖，只能说明作者对异性的渴慕和憧憬还停留在抽像的、无固定对象的阶段。中国古代男子结婚都很早，甫及知慕少艾的年龄便娶妻生子，进入家庭生活的阶段了。权德舆因为婚姻经历的特殊，在青春期后体验了较长时间的单纯的情感生活。他那些无目标地渴望异性的诗作，与李端写青春期心理的作品相比，明显缺乏两性交往与爱情体验的基础。他未曾勃发的浪漫，他长久酝酿的爱情，全都留给了妻子。
或许因为家道中落，权德舆的婚姻一直悬而未决。建中二年（781）秋，他以江淮水陆运使从事的身分出使江西。途径饶州时，拜访长史崔造，淹留数日。崔造极为赏识德舆，约为兄弟，德舆以年位不伦辞。翌年归觐丹阳，崔造书来订婚，时德舆二十四岁。完婚更在三年之后，到贞元元年（785）与崔氏合卮时，新郎权德舆已二十七岁[20]，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龄晚婚了。在订婚到结缡的三年多时间里，权德舆对女性的渴慕有了固定的对象——未婚妻，而他有关女性题材的诗歌创作也呈现了新的面貌。《杂兴五首》首先显出感情投向一个固定对象的倾向：其一称赞其庄重：“一颦一笑千金重，肯似成都夜失身”；其二写闻琴而感，“寂寞不堪深夜情”；其三写盛情挽留：“含羞敛态劝君住，更奏新声刮骨盐”，这都是现实情境的描写。其四写春日闺中新妆之美，云“新妆对镜知无比”；其五写妆成之后，“惆怅妆成君不见，含情起立问旁人”，均为想象之辞。由诗中取意及情境之具体，我们有理由认为前三首是追忆逗留崔府时的情景及未婚妻给他的印象，后两首抒写别后的思念。的确，自从与崔氏订婚，他挥不去的相思就酿作甜蜜的忧愁，倾诉于《古意》中：
而《相思曲》则是设想未婚妻对自己的思念，仍是自身情感的对象化表现：
少小别潘郎，娇羞倚画堂。有时裁尺素，无事约残黄。鹊语临妆镜，花飞落绣床。相思不解说，明月照空房。
正因为有这长久酝酿的浓厚爱恋，才培养起权德舆终生对妻子的眷恋，婚后仍为妻子写作了多达三十余首的赠内诗，在诗集中单独编为一卷，成为古今诗歌中的异葩[21]。当然，婚后写给夫人的作品风格就真挚、朴实得多了。区分这两个时期的写作，弄清婚前作品的本事，我们就知道，权德舆创作中接近六朝风格的作品只是诗集卷九的恋诗，他们是与特定年龄的情感经验有关的，无与于艺术趣味。根据这部分诗作来论定权德舆诗歌艺术渊源和风格特征，就容易犯以偏概全的毛病。
权德舆的早期创作，完整地记录了他青少年时代心理成长的轨迹、思想形成的环境以及艺术风格养成的过程，从中可以窥见诗人在道德和欲望之间挣扎，在天人、出处之际彷徨，由无目标的性幻想到恋慕未婚妻的心理经验。诗中的玄言色彩和轻绮风格，都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与其说是单纯的模仿，还不如说是诗人心理发展和写作学习阶段的一般经验。换言之，所谓“学六朝”，根本是一个题材和内容的问题，而不是风格问题。这一点，没有《权载之文集》这样一部大量保存少作的别集，是难以看清的。我们应该珍视这份宝贵的心理学和诗学资料，将它作为一个经典个案，更深入地加以研究。
[13]详笔者《自成一家之体，卓为百代之宗——韦应物的诗史意义》，《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收入《大历诗人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
[20]权德舆生平事迹，详笔者《权德舆年谱略稿》，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91-92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又见《大历诗人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报告》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
编辑/排版 郑志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