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文学到文学史

常看到学界这个也称才子，那个也称才子，才子一何多！但那多半是存心恭维罢？究竟有多少真才子很难说。我心目中的才子，必具过人的感受力、判断力和表现力。而表现力又是有决定意义的。灵秀蕴于内而光华发于外，拥有过人的表现能力，挥洒之间令人由衷倾倒其不凡的造诣——这才是我心目中的才子！放眼学界，这样的人并不多。在我熟悉的朋友中，李昌集学长乃是其中的一位。这不是我今天才有的看法，放在心里起码已四十年了。

四十年前，我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与昌集兄同窗受学。彼时全年级近二百名同学，分为四个班，第一班都是28岁以上的老大哥老大姐，其余三个班是27岁以下的小弟妹。彼此年纪相差最大的有20岁，知识、能力和阅历都不可同日而语。（一）班同学中甚至有发表过一些作品、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作者，另三个班则尚有像我这样不知道散文和评论为何物的吴下阿蒙。那时昌集兄在同学中就很引人瞩目，除了读书多之外，还有两项才艺无人可及。一是书法，获得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二等奖，后来他的书艺更是名满天下，出任扬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二是演唱，专业的美声唱法，曾报考音乐学院的声乐专业。仅此两项同学中已无人可及，更何况他后来治散曲有大成，名列学界有数的几位词曲专家之中。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昌集兄都可以说是真才子，实打实的才子。他的才情，只要听他聊天或即兴发言，随时都能感觉得到。他的热情，机敏，和随时相伴的诙谐、幽默，无不在释放他满溢的才华和学养。

昌集兄毕业后以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当时系里怕人才流失，不许年轻教师考外校研究生，昌集兄没有考研，而是就读于华东师大助教进修班，受教于万云骏、苏渊雷、蒋星煜、郭豫适、陈伯海等老一辈专家，得窥学术门径，并涉足于词曲、小说研究。八十年代末发表的《北宋文人俗词论》（《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情感结节与戏剧高潮——元杂剧结构方式的研究》（《艺术百家》1987年第3期）、《戏剧性及其发生机制——元杂剧结构研究之二》（《艺术百家》1988年第4期）、《中国早期小说观的历史衍变》（《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论宋代诗词异同之争》（《扬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历史的渊源与时代的新意——<红楼梦>哲理内蕴分析》（《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4期）等论文，便是助教班的学习成果。后来他考取任二北先生的博士生，从任先生治词曲。博士论文以《中国散曲史》为题，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散曲通史。

昌集兄的才学正像苏东坡说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他的学术兴趣也像他的学识一样广泛。我们这一代学人登上学术舞台，正值学界大力引进新理论、新方法，热衷于文学史宏观研究和学术史反思之际，无意中都成了那股浪潮中的弄潮儿。印象中和昌集兄聚首都是在那种新方法讨论和文学史规律反思之类的论坛上，他的发言从来不在概念上兜圈子，总能敏锐地触及问题的核心，让我心有戚戚之余更为他的雄辩和说服力所折服。经过二十世纪末的方法论鼓吹、文学史宏观研究、文学史规律论争热潮，进入新世纪，学界逐渐从抽象、空洞而不接地气的玄思中冷静下来，开始尝试脚踏实地、进入过程的实证性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昌集兄凭着前期诸多个案研究的积累，对以词曲为主的音乐文学研究展开了新一轮富有历史洞见的理论思索。

在2005年发表的《文学史中的主流、非主流与“文学史”建构——兼论“书写文学史”与“事实文学史”的对应》（《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一文中，昌集兄在关注当时“非主流文学”研究走热趋势之余，也注意到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对象上，多寻觅边边角角孤立研究，并没有自觉地置于文学的“全社会图景”中加以考察和阐述；在研究方式上，则仍以解说“主流文学”的模式来解析，缺乏对“非主流”自身特性的说明，从而并不能整合到“文学史”的总体研究中去。

为此他由“事实文学史”和“话语文学史”的不对应关系入手，将文学史上“主流”与“非主流”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作了透彻的厘析。最后提出：“在当今的文学史研究中，对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学史流’的考察和阐述，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话语限定’：文化空间的、历史时段的、文化内涵的、艺术风格的、传播方式的、创作群体与接受群落的等等，尤其需要将'主流’与'非主流’作一整体的、联系的深层把握和理解。”这与当代文学理论放弃简单化的本质主义思维的学术倾向是相一致的，同时也是符合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复杂态势的，显示了深刻的理论洞察力。

很显然，昌集兄的这些见解酝酿于他探究早期小说观和唐宋俗词历史衍变那两篇论文的学术积累，是从具体的个案研究生发出来的理论思考，故而言之有物，见解独深。他的一些宏观论述和理论反思都建立在这种历史过程的深入发掘上，每每能由点到面，由具体上升为抽象，所以无论是案例还是论断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思理的清晰和语言的隽快，则更让读者随处感受到作者的卓荦才情。我们读他考论词体起源问题的《华乐、胡乐与词：词体发生再论》、《词之起源：一个千年学案的当代反思》这两篇力作，同样也感到扑面而来的雄辩气势。这是昌集兄论文特有的魅力。记得有一次会议间隙，听他兴致勃勃地畅述自己的想法，至今历历在目。当时我就觉得他把这个歧见纷陈的历史难题梳理得格外清楚，把相关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可能是我们都成长于上世纪末那个热衷于讨论文学史问题的学术氛围中吧，读昌集兄的论文我时有会心不远的感觉。我去年出版的论文集题作《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自觉与昌集兄很相似的一点是，即便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也都秉持一种力图上升到文学史高度去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即总有一个文学史的意识盘踞在脑海中。昌集兄在2005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缺失什么》（《文艺报》2005年6月30日）虽是作为会议综述发表的，但在他整理的各种言说中，始终贯穿着他的评论和判断，最后针对会上热议的文学史编纂体例问题，他提出如下总结性的意见：

所谓“动态”的文学史，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文学置于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去展示，以寻求我们过去文学史书写所建立的文学史链中的空缺，努力寻找那些文学史书写中失落的历史环节。比如“诗三百”从先秦隶属于礼乐文化到汉代成为官方确定的经学，在文学史上有何重要意义？文学在古代的童蒙教育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对文学家幼年的成长具有怎样的影响？在上层文化圈与下层文化圈，文学的生成和运行机制有何差异？文学传播的渠道和方式的历史变迁对文学演进具有怎样的影响？清代“花部”的形态远远不如杂剧和传奇“高级”，却为什么能上下风靡？如此等等，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究。做这样的研究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把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总是盯着大传统的“整体叙述”改变为对小传统的细致考察，先不忙总结某种“规律”，把一个个历史细节先搞清楚，然后再看看“宏观叙事”是否有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文学史的书写，只是一种方法上和书写原则的探讨，不必匆忙地定出什么“体例”。

这一看法深得我心，我也觉得，相比作家作品研究，二十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在历史过程的考察上显得较为薄弱，以致我们一谈到更广大的长时段问题或理论命题，就觉得缺乏坚实的基础研究可支撑，缺乏清晰而可靠的文学史知识可依据。这使我迫切感受到，中观研究（相对宏观而言）即文学史过程的研究，实乃当务之急。而文学史研究的视角一旦框定于文学史过程，就必与特定的文化语境发生交集。昌集兄列论的若干引人深思的课题，正体现了他敏锐的问题意识。多年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的点滴思考》（《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一文中，又从生态、功能和行为三个方面扩展文体学的容涵，提出“文化文体学”的构想，将传统的文体形态学拓展为文体文化学。随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周诗体式生成论：文化文体学的视角》一文，再就诗体在周代定形为四言背后的文化机制提出新的阐说，以生态、功能和行为三方面的分析成功地尝试了文化文体学的实践。

时光荏苒，回首当年同窗共读犹如昨日，而弹指间已四十年过去。昌集兄虽倜傥如昔，风采依旧，却也届悬车之年。为了在人生和学术的这一站做个总结，他从历年撰写的论文中选编了这部《文学史的认知与阐释》。全书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关于文学史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二）唐宋音乐与乐府、词体关系研究；（三）散曲历史考论及学术史反思；（四）元杂剧艺术及戏曲史研究；（五）书法艺术史论及有关书画关系的理论思考。这些论文整体显示了昌集兄在文学史的整体思考下，就词曲为主体的音乐文学所做的深入探索和反思。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篇论文外，词曲研究是主体，也是昌集兄的专家之学，为全书菁华所在。另外几篇阐述书画理论的文章，则是只有他这样博学多能的行家才能横逸旁出的绝学。昌集兄在这方面的成就，学界有目共睹，无须赘言。

昌集兄文稿杀青，以我多年同学，且同治古典文学，相知独深，嘱我写个前言以为纪念。集中所收论文，相当一部分曾经拜读，此刻重温这些才情洋溢的文字，历历回想四十年交谊，钦敬之情、亲切之感并集胸臆。又得知他倾力撰写多年的《先秦诗歌源流史：口头与文本、文化与文体、发生与流变》也将杀青，不觉鼓舞踊跃，欣然驰笔，更不计文辞之工拙。江湖有尽，明月无边。书不尽言，言不竭意。奈何奈何！谨集古诗四句，与昌集兄共勉：

    

    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生年不满百，欢乐殊未央。

二○一九年九月廿三日同学弟蒋寅于花城信可乐斋

原载《人民政协报》2019年10月21日